大学生活回顾与前瞻

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
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 普希金

　　现在，当我在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底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底心田里蕴藏着无限的感慨。

　　无须掩蔽，我是个农家的穷小子。家中只有一个年已古稀的父亲，凭着他一双干瘪的手，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日子里锄草养猪，节衣缩食，加以我自己教了一学期书，所储蓄下来的薄款，好容易才能从北马的穷乡僻壤，投入这富丽堂皇的南大怀抱里。每当夜阑人静，独自沉思时，我总为自己暗中庆幸。

　　打从我投入了南大以后，便想找一份工作做，以补贴费用，因此我便多方面的拜托朋友代为留意，另一方面又向学校当局申请工读；可是等待又等待，盼望又盼望，朋友们没有音讯，学校方面也无消息，一切都归于乌有，第一学期就在这样盼望、等待与焦急中过去了。

　　第二学期开始，真是天大的幸运，学校当局给了我一份工作，每月有三十元的酬劳，勉强地总算又渡过了一学期。

　　第二学年吗，照理我是不会再回到这美丽的云南园来了，好在春假里我又侥幸地找到了一个代课的机会，代了三个月的课，刚好够第一期缴费。原以为校中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岂知当我回到大学时，那位置已由另一位同学取而代之了。这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工作，只好迁到校外去居住。那儿的环境真是坏透了，苍蝇多得惊人，每次吃饭时候都要双手并用，一只拿筷子吃饭，一只手在舞动着赶苍蝇，更惨的是每天自清晨到夜晚，不是房东两老夫妇在吵架，就是婆媳在斗嘴，再不然就是父子要动武，为了要节省几块钱，精神上的负担是够消受的。

　　在学期中，家里偏又发生了很大的不幸，父亲肺部生疮，接获消息后，即向校中申请了两星期假，星夜奔回，为父亲延医打针服药，结果病是医好了，不过已费去数百元的医药费，这么一来，仅有的几只猪已卖光了，而且还负了一笔不小的债。到了学期结束，连起码的二十多元的旅费也没着落，险些不能回去，说来也好笑。

　　下半年我原想不回来，然而经不起父亲一再的催促，他说，既然念了上学期，如果不继续念完一年的话，则等于前功尽弃，而且在半途要想找一个位置执教也是不容易，于是在他老人家勉强张罗之下，总算筹到了一笔费用，我便怀着一颗莫名沉重的心，又来到了这可爱的云南园，但是已经迟到了一个星期。

　　在外面住到九月，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到凌叔华教授宿舍闲谈，她知道了我境遇之后，寄予十分的同情。而且她又是刚辞了工人，故有一空房剩余，于是就叫我搬去她那儿住，这当然又省了几块钱的房租，而且环境是那么的清静，因此在精神上也较愉快得多了。

　　这时候，我获悉学校当局设有奖学金，我本来不敢梦想，但是在多位同学鼓励之下，我终于抱着侥幸的心去申请，这时我的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没有钱当然不敢在餐厅里开膳，同时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好每餐在小食摊吃三角钱的粿条，有时再加五分钱或一角的白饭。而这些钱是抄写讲义赚得的，要不然恐怕连三角钱的粿条也吃不起呢。

　　这样挨过了一个时期，直至学期将要终了时，学校的奖学金名额才公布，非常幸运地我获得了丰泰茶庄的奖学金，这在我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他给我带来了温暖，他给我带来了热力，当时由于过度的兴奋而失眠了几夜！

　　得到了一千多元的奖学金，除了还债之外还余下五百元左右。第三学年开始当然不用再像往昔那样到处去设法借款，回到校中后我还是照旧抄讲义，同时在外面又找得夜学教，在经济上自然较过去好些，不过在时间上是非常忙碌的。因为转系的缘故，在这一学年，我共修了十科，其中几科是一二年级的课程，不得不补修。又由于文学院的课室不敷用，所以中文系一年级有时被排在理学院上课，有时又被排在商学院上课，而我的上课情形呢？在时间来说，是从三年级念到二年级念到一年级。在空间来说，是从文学院念到理学院念到商学院。有时上一上午的课要奔走三个学院，一下了课就得如竞走似的，从一个学院赶到另外一个学院，弄得满头汗水，这种情形也可说是锻炼自己把握时间。

　　一个人的精力与时间都毕竟有限，加以一向身体不甚健康的我，如此每日都得从清晨忙到深夜，当然是感到疲惫不堪的，幸亏的是天赐给我一副穷骨头，可以硬撑一下，这一点倒可聊以自慰的。

　　到了下学期中，又蒙丰泰茶庄及学校当局对我的谬爱，赐予第二年的奖学金，写到这儿，使我想起了两句马来班顿：“欠人金银可以还，负人恩情难得偿”(Hutang emas dapat dibayar, hutang budi dibawa mati)，我不是个健忘的人，我相信只要活着的一天，这种恩惠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在时间来说，我很快地就要离开南大，离开这美丽而清静的云南园了。回顾这三年多的岁月里，亲友们给予我鼓励的固然有，但是对我热讽冷嘲的也不少。不管是鼓励也好，是热讽冷嘲也好，在我，它都是一股力量，推动我前进的力量。记得我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这是个动乱苦难的时代，让时间和环境来考验我吧。”是的，这一点我毕竟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父兄与友好，多年来所受的苦难与波折委实不少，但是为了实现理想，我不曾悲叹，更不曾向残酷的现实低头，我只有鼓起勇气，咬紧牙龈来承担一切。

　　我不是个富有优越感的大学生，过去我曾养过猪仔，开过河渠。在每个假期里替人家做过一天五块钱的“古俚工”，甚至于现在，如果有机会我仍然万分愿意接受的，“劳动”对于我，并非是从字典里翻得的空洞的名词，更不是空喊劳动神圣的口号。

　　我的前途还很遥远，也很渺茫，但是“在光荣与至善的希望里，我勇往直前，一无所惧。”

（一九六零年校庆前夕）
★★本文刊于1960年，南大中文系第二届毕业刊

（《清流》编按：雷贤秀校长，在生之时，为《清流》出版基金，招募了十个赞助人，每人一百元。日前接到雷贤秀遗孀郑金兰女士，寄来支票500令吉，赞助出版基金，同时附有他的一篇遗作。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章，特予转载，让下一代，知道前人求学之苦，珍惜现在读书的好环境，努力读书。）

（按）：本文录自《清流》99期第17至21页。雷贤秀，学名雷德福。
　　　　根据《南洋大学概况》，3月30日是校庆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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