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求的眼光

1963年，当我踏进云南园的第一天就开始寻找工作。我站在合作社一角，细声地询问主管：“有空位吗？”；我用哀求的眼光在等待，回答是：“无空位”。第二个希望是申请李氏基金。申请也要有门路；我托人申请，日夜以哀求的眼光等待好消息；然而我的申请如石沉大海。

当年南大读书费用不多，每月两百元左右（每天七元）就多了。学费六十元，膳食六角钱（小餐厅）,在宿舍搭起高架床，可以免费住宿。

找半工半读工作的人，满堂满室，欲觅的一职，难如登天。有一天捎来了喜讯，某教授欲打讲义；由于求职心切，我答应一试。一叠讲稿到手，打一张酬劳五角；然而我从来没打过英文讲义，又没有打字机，怎办？同房吴同学下坡弄了一架旧打字机，他教我用一只手指慢打。我双手发抖，打三行，错二行。吴同学放下手中书本，替我打字到深夜。翌日，我把三张讲义交上，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教授；然而三张讲义退回。哀求，盼望欲得到的“一元五角”大银飞去了。

1964年，我申请图书馆工读生职位，把求职信交上，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主任；他批了信，签了名，我雀跃万分。1965年，图书馆主任被无理革职，换了一个理学士。他掌权后清除异已，诬蔑我参加非法活动，命令我写悔过信；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他摇头摆脑听着疯狂的音乐；我一气之下将求情信撕碎，离开图书馆。

1984年，我去万丁标工，在茶室，我看到一个老妇女，在算着手中的银角，算了一次又一次，不够钱买一碗面；她用哀求的眼光望着美味的热面，口水往肚里吞。我无法忍受她那哀求的眼光，我给她一碗面的钱，她用感激的眼光望着我。我好似得到世上最珍贵的回报。

1994年，我的岳母跌倒住院；在我穷困时，我岳母援助我，如今她卧病经年，我应该去探望她。我交上申请信，站在长堤关卡，用哀求的眼光望着移民局官员；等了半天，我的申请信被退回。

1967年，离开星加坡，我走投无路。好友老李相助，我在南亚荒岛当南亚华小临教。一天新山教育部程先生约我到新山火车站咖啡座面谈。他说我被南大开除，又被星加坡政府驱逐出境，怕我思想激进，毒害学生；要我当情报员和政府合作以示忠心。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我一言不发，他知道我抗拒；他凶恶地说：“不合作，你的教书证将被吊销！”

1969年，我没有正当的职业，我背着相机在普吉街(Bugis Street) 边，我站在酒客的面前用哀求的眼光，盼望他们邀我拍照。1969-1971年，我背着大型打火机和两个相机穿梭在吉隆坡酒巴，夜总会，俱乐部，高级西餐馆等拍照谋生；我用哀求的眼光望着顾客。

1975年，我成了建筑承包商，为了应酬督工，工程师，绘测师，我常去夜总会喝酒。当我挑选舞女陪座时，我看到一个长发女人，她沉默无言，只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我，我被感动，从此订她陪座。

如今我已进入暮年，当我走在街边，走进银行走廊，看到售卖纸巾，售卖甜品的穷人，用哀求的眼光望着我（勾起我往日用哀求的眼光求生的日子），我的心一阵沉痛；我会付钱购买或送钱给哀求的人。

（9.4.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