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行 骅 教 授

　　刘行骅教授是第一年的《经济学》科任老师。如果没有记错，他是当年南大和美国某大学交换教授计划下，被派到南大的。

　　他是北方人，个子高大，微胖。眼睛很小，笑起来，眯成一条直线。近五十岁的中年人，难免有些秃头，几根稀疏的白发，经常掉到前额。皮肤白皙，但脸色红润，气色颇佳，配上圆圆的脸，一眼望去，像是腰缠万贯的大商贾。

　　他是少数几位用华语授课的教授。经济学是相当复杂的学科，专有名词多如牛毛，加上各流各派的学说和定理，令人头昏脑涨。但是上刘教授的经济课，绝不会烦闷。他的声音宏亮，且语多幽默，使人捧腹。他喜欢用生活中常见的事例来比喻经济现象，容易理解和记忆之外，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般人是以雪球越滚越大，弄到不可收拾或者吹气球至爆炸来比喻通货膨胀。刘教授却以女人怀孕来比。他说，十月怀胎，肚皮越来越大，象征通货膨胀越趋严重。瓜熟蒂落，产下婴儿之后，肚皮缩回去，就成了通货紧缩。这样的比喻，令我们开怀大笑，至今仍记得当天的情景。

　　刘教授经常诉苦，说他很年轻就到美国留学，没机会接触东方女人，所以娶个美国老婆。他以“前车之鉴”来提醒我们：娶老婆，千万不要步他后尘。因为东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与西方不同。东方的夫妇关系，是相敬如宾，爱在心里口难开；西方女子自由开放，喜欢用行动来表示爱，每天要 DARLING、HONEY 叫个不停。对东方人来说，是把肉麻当有趣。

　　他也很喜欢在课堂上谈起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代沟问题。他说，美国的儿童独立性强，经常同父母划清界线，代沟问题严重。他非常响往东方社会孝亲敬老、克己复礼的传统。有一次，有所感触似地对我们说，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成了美国公民，还是不忘根，心理上、思想上，是道道地地的东方人，还保有中国人的特质。

　　上刘教授课的一个显著好处，是容易做随堂笔记。他几乎是一句一句地念出重点，方便我们记录。他强调，随堂笔记做得好，已足够应付考试，课本是参考和增强学识用的。

　　有一回期中考，试题之一是要我们评俐加图的地租学说。我当时逃课，没有随堂笔记，又忘了向同学借，完全没有印象。士急马行田，只好凭着记忆，以在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批评俐加图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的文章充数。他批阅之后，非但不责怪，反而给高分。他对我说：“这证明你对经济学有兴趣，肯读有关的文章，是好事，应给高分！”

　　刘教授第二年就离开南大，回到美国，没再同我们联络。

　　毕业旅行，第一站是柬埔寨首都金边。踏进机舱，竟意外地见到刘教授。他仍然认得我们，像老友重逢地伸展双臂，同每一个人拥抱，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他询问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南大近况。听到庄竹林副校长离职，南大将根据王赓武报告书改组，他神情凝重，不说一句话。

　　他是专程从美国飞来看吴哥窟的。我们在三天后飞到吴哥窟所在的暹粒时，又与他同住在和平旅社。第二天，刘教授陪我们同游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吴哥窟。他像响导似地一一讲解，使我们获益不浅，也使我们更了解这个被埋没在热带森林几个世纪的伟大东方文明。

　　晚上，他陪我们在露天茶座喝茶谈天，直至深夜。又租脚车，夜游暹粒，还帮我们选购纪念品，与小贩讨价还价。

　　我们行色匆匆，第三天一早搭车到柬泰边境，越过铁桥，进入泰国边境小镇阿兰，改乘火车赴曼谷。刘教授为我们送行，殷殷祝福。

　　刘教授回美后，用英文写了三篇游记，把他在吴哥窟的印象和感触写出来。发思古之幽情，也比较了中西文化，洋洋洒洒，装钉成小册，亲题上下款，寄给我们留念。

　　七十年代，柬埔寨发生内战，吴哥窟的一些建筑物毁于战火，联合国文教组织目前正进行重修工作。越南派兵入柬，难民涌入泰境，阿兰镇成了著名的难民集中营，举世注目。想到战争的残酷，不寒而栗，忆起与老师同游建于公元十世纪的吴哥古城，无限温馨和怀念！

(录自《回忆云南园》，1991年12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