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大的岁月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封电邮里我写下记忆中为了深造到新加坡的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回返泰国，之后再辗转去了新西兰和加拿大的漫漫长路。这其中的事故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又或者是亲眼目睹了其中的过程。

我是在一个泰国的城市成长，之后到了梹城上中学。1962年12月我在梹城中学毕业后回返泰国，思索要到那儿继续深造——到新加坡的南大，或者去曼谷，台湾，又或者去澳大利亚。一天，我敬爱的大姐，一间华校，中华学校的教师，带回了一份《星梹日报》，里头有由马来亚政府监督的华文中学高中离校文凭考试成绩，以及有关南大入学考试的新闻资讯。在超过二千多名考生中，有八名梹城学生取得3个A：华文，英文和数学。我姐姐说服了祖母让我报考南大的入学考试，使我在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及时报名参加考试。1963年初，报纸刊登了入学考试的结果。我和其他数百名分散在东南亚各地的中学生一样的兴奋。我的入学考试成功。我期待着到南大去升学。

和几名朋友以及来自北马的学长们一起启程。我在1963年初抵达南大。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我感觉到是加入了一个大家庭。学长们以友善与协助的心态来对待新成员。我害怕新加坡大学和马来亚大学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传统’。还好这些‘传统’並没有在南大出现。作为南大的一名新孩子，我欣喜的开始了我在大学生活的人生，也相信可以在学业上取得优良的成绩。

1963年是新加坡的选举年。许多政党的竞选宣传车，包括人民行动党都到校园内拉票。事情的结果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以多选票胜出。隔天，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新加坡公民权被褫夺。几天后的一个半夜时分，镇暴警察和军人进入校园进行扫荡和逮捕。他们敲门或者踢开房门，逐一房间的搜查，并逮捕‘受怀疑’的学生。第二年，庄竹林副校长被逼辞职。

我记得羞辱南大的那一份王庚武报告书。那事件是发生在1965年的9月间。我亲眼目睹警察在大学校园里的图书馆与餐厅，追赶，鞭打，殴击南大学生。镇暴警察或者军人在午夜至凌晨时分向学生宿舍发射催泪弹。和其他学生一样，我也从宿舍疏散到新运动场去以逃避催泪弹的浓烟。对南大和南大儿女的拷打从我在南大的第一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我在南大的第三年，之后还继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当我在第三年（1965-1966）的时候，我获选为南大数学系学会的学术组组长。随即有人来警告我，叫我辞去这一个职务。1965年9月，我和其他许多南大生一样被逼签署一份悔过书，以便能够注冊为学生，可以继续留在南大上课。其原由是：身为南大数学系的学术组组长，进行结队游行以及侮辱师长。我的神明是我的证人。我的老师中有谁曾经遭受到我的羞辱？我至今还保留了我的悔过书副本，以记忆这一段黑暗的日子，以及世界上竟然会发生了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

在我的第三年的年终考试时，另一些更会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再次的发生在我身上。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必须每年更新学生证。在我的年终大考时，我只能拿到每日更新的特别准证。移民厅的一名人员告诉我，有人向当局告密，说我到南大并非为了求学，如果要将我的学生证延长至最后的一个学年，我必须去见一名执政党的政府部长。他们使我十分的恐慌。因此，我早上上考场应付考试，之后得从在裕廊的校园赶到15英里之遥的移民厅，延长我的特别准证，然后再匆匆忙忙的回去南大校园，以准备第二天的考试。最后，年终考试终于结束了。

1966学年结束后的假期开始了。许多南大生也纷纷回家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华人农历新年。早上的的校园格外宁静，在公鸡的啼声中，我来回沿着因为昨夜的大风雨而显得浊黄的南大湖多次绕行。结果，我终于决定了不要等候最后一个学年的学生证，在没有大学文凭的情况下，我带着一个悲痛的心情离开了南大。

1966年5月我在一家由东马山打根商人拥有的伐木公司从事会计，也担任华文、英文与泰文的秘书工作。我计划在储蓄足夠的钱后，到台湾、曼谷或者新西兰继续升学。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之内，许多更坏的事陆续的发生在南大校友身上。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报导中，我得悉几名国会议员，包括一名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谢太宝在1966年被逮捕。许多南大生，其中也有我的同学被关进监狱，或者遭驱逐出境，遣返他们的原籍国家。过了好几年后，《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从新加坡的历史舞台上消失。谢太宝在未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拘押了32年，也因而成为这地球上受最长期拘留的政治犯之一。

1968年2月我到新西兰威林顿的维多利亚大学继续求学。同年我获得了我的学士学位。当我要去新西兰的时候，伐木公司的其中一名股东给我写了一封致庄日昆的介绍书，一名有影响力的南大学长，以便我在机场遇到麻烦时可以同他联系。幸运得很，我在过境时并没有遇到困难。我的两名同班同学前来机场和我会面，其中一人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我在1968年没有必要去联系的庄先生，却在1992年多伦多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上碰面，这已经是24年后了。

在异乡的第一个年头，我是住在救世军的宿舍。每到夜里，除了做功课之外，我最爱唱一曲《异乡寒夜曲》。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开始：“离别到这里，不知多少年哟，那留恋的祖国……”。对我以及许多在新西兰的南大儿女，我们的祖国是东南亚。在一个寒冷的深夜即将天明的时分，我的书本包括宿舍内的圣经突然从书架上掉落，我和宿舍内的其他人一样赶快跑到街上去。这次的逃生并非为了南大的恶名昭彰的催泪弹，而是为了一个在威林顿的轻微地震。

为了帮补学费与生活费。我在每天中午时分到一所威林顿的补习学校，教导新西兰的孩子们学习数学。1968年的年终假期，我到一家冷冻肉厂屠宰羊只。我也到北岛中部的农地去摘豆子，赚取每磅两个便士的工资。在这个南半球的十二月夏天里，有好几位南大毕业生和肆业生在作暑假工。

1969年初，我开始了在奧克兰大学的硕士课程。我以一等荣誉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位。在我的班上有两名南大生和两名新加坡大学的学生。颇有趣的是，总共有八名学生获得一等荣誉，包括了两名南大生，其中并没有新大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加坡大学不好，而是说南大生在新加坡受尽了歧视。1970年奧克兰大学给了我一个当初级讲师的机会。

1970年9月我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组合与优化学系进行博士学位课程。在完成了博士学位后，我原本要回到东南亚教书，但却始终没有这个机会。我喜爱的那一首歌曲还是《异乡寒夜曲》。

在离开南大的往后数年里，我经常在梦中回返南大完成我的学业。但是现实却是残忍的，因为我的南大母亲已经死了。感到欣慰的是，我并没有因为无法在南大完成学业而断送前途。我身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虽然我无能成为南大毕业生。我希望在新加坡的将来日子里，有华人文化背景的学生们可以有较好的运气，以及更美好的人生。祈祉！

作者附注：

（1）	此译文取自新加坡文献馆，略有增修。VC 是我真实泰名 Vithit Chungphaisan 的缩写。它是我1966-1968年离开南大回到泰南也拉工作時伯母替我取的。泰國和印尼华裔的姓頗有趣，妙在缩短和延長，也包含了當地华人生活的一些辛酸史。
（2）	译文的前言明确地写出了作者的心声。谨将此译文刊登在南大站上，献给经历饱受制度歧视煎熬的南大人们。并顺此遥寄上无限的敬意给予那为数不少却几乎已经被新加坡历史遗忘的肄业生和被迫含恨离开云南园的南大人，以及所有把青春和生命献给社会和华文教育的校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