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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

── 颜清湟 ──


按:颜清湟,1960年南洋大学史地系(历史组)第二届首名毕业生。后获奖学金进入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1969年获博士学位。旋执教于南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历任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职。1988-1990年被委为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2000年受邀为首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讲座教授。现任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颜清湟是东南亚及海外华人研究的著名学者,著作颇丰。2008年10月出版《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一位海外华人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的回忆录》(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节录第五章。  

  我于1963年8月间出任南大历史系助教职。助教的待遇比峇株华中教师待遇差,每月薪金只有400元,扣除10%的公积金,实际收入只有360元。因为当时我每个月还要寄给父母亲充家用250元,所剩无多。但助教的工作性质与中学教书完全不同。当时历史系有两位助教,除我之外,另一位就是第一届首名毕业生崔贵强先生。我们不担任教课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协助系主任处理行政事务,包括有关学生的琐碎事务,接送到访学者和协助处理来往书信。还有,我们两人每天下午要轮流看管历史系办公室。

  南大助教的职位是临时性的,大部份人都认为它是一个获取海外奖学金的跳板。任何人拿到这份工作都会尽力申请奖学金到外国留学,然后再回到南大服务。助教的工作并不繁重,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研究。我很高兴有机会再到新加坡大学利用它的图书馆,并恢复与新大历史系学术人员的良好关系。我与黄麟根博士的关系尤为密切。黄博士对我非常关心,他答应要协助我申请外国奖学金。我得到黄博士的应允,开始把他的一篇有关马来亚锡矿业的论文翻成中文,后来该文在《南洋学报》发表。[注7] 我翻译黄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我的英文学习,以准备出国留学之用。

  作为南大助教的一项好处就是有机会和国外到访的学者相识,为以后出国升学铺路。1963年9月,我刚到南大就任不久就有一位美国学者到访。他是研究东南亚政治相当有名气的柯洛夫教授 (Professor Van Der Kroef)。当时,我和南洋研究室的助教李业霖先生前往迎接他。他和家人是乘邮轮而来,所以我们到新加坡码头接他。当我们到达码头时,邮轮已经停泊,我们见到一位像商人样子的大胖子正寻找接船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大胖子就是我们等待的柯洛夫教授。我从来没接触过洋人,也无法对洋学者的样子作出任何的预想。他的样子的确给我很大的惊讶。我对学者的一般印象是温文尔雅,身材中等,肥胖适中,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洋学者原来是这么的一个样子。与洋学者打交道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练习英文口语,从而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在同一年,我有机会认识来自香港的薛君度博士(Dr. Chun-tu Hsueh)。薛博士是港大历史系讲师,他来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他到访南洋大学受我们的系主任王德昭教授的招待。当时薛博士想找一位中英兼通的人替他翻译他的硕士论文为中文,王教授推荐我接受这份工作。薛博士并没有说明翻译者有任何报酬,但我并不介意。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薛博士可能帮我拿到一份奖学金到港大攻读。26年后,我再度与薛博士在香港大学见面,当时,我已经出任港大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我想他心中一定感到惊讶,没想到26年前南洋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小助教竟然当起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兼主任,这是不可思议的。除了进行翻译工作和加强我的英文学习之外,我还继续书写我的中文马来亚分州史。因为我已经出版了《森美兰史》和《雪兰莪史》两本书。我再继续书写吡叻和彭亨两州的历史。

  1963和1964是南大校园的动荡不安的两年。在那段期间,政府不断对大学增加压力,学生反政府运动继续爆发,左右派学生的斗争白热化,以及一个政治大风暴侵袭南大校园。南大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恶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新加坡政府坚称南大学位的承认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南大的学术水准必须达到国际大学的水准。基于上述的原因,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于1959年正月委任一个南大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评审南大的学术水准。当时,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是西澳大学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essor S. I. Prescott, Vice-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委员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台湾大学校长钱思量博士,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博士(Dr. A. E. P. Hulseve)。据说,要委任一个国际的南大学术水准评议委员会的举措是政府坚持的,这给南大带来不良的后果。南大是一所民办大学,是由新马各阶层的华人慷慨解囊和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不是由政府支持的民办大学,财政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大学无法以重金聘请高端的学术人才,在设备,教学和研究都有不足的地方。同时,南大是一间新大学,任何新建立的大学都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和发展,并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因此,南大的学术水准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就达到国际的水平。这应该是很浅显的道理。除外,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在组织和教育传统上与西方大学有不同之处。评议会以西方入学的角度来评审一间华文大学当然有不妥之处。对南大的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无太多的认识,评议会在1959年7月22日向新加坡政府提呈它的报告书。基于对大学的组织,行政和教学的审查,评议会得到一个结论,南大没有达到国际学术水平。它推荐南大改组,并提出16项改革方案,但它拒绝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注8]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发表几乎是给南大判下死刑。它给南大的教职员和学生于重大的打击。该报告书普遍的引起新马华人社会的不满和严厉批评。他们批评评议会具有很大的偏见,不了解南大创校的历史和客观的环境。同时,他们批评评议员都是外国学术人员,根本不了解新马情况。为了平息社会人士对报告书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再设立一个以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魏雅聆教授为首的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大学改组的建议。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新马本地的学者,包括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先生,黄丽松教授,廖颂扬先生,连士升先生,和B.R.史林尼哇山先生。[注9] 其中黄丽松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后来出任南大校长和香港大学校长,委员中也包括对新马华社熟悉的资深望重的报人连士升先生和廖颂扬先生。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于1959年11月20日提呈报告书,建议南大大幅度改革它的结构和行政,包括解散现有的南大执行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设立临时理事会以接收南大的权力,委任一名临时校长。[注10] 除外,还设立评议会,毕业生同学会和其它法定机构,和设立联合工作团,由南大,马大与两地政府代表组成,以便策划两间大学的将来关系。大部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和执行。1960年1月11日,南大宣布聘请前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博士为代理校长,并委任严元章博士和傅文楷教授为文学院和商学院院长。[注11] 但南大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关系因理事会委员名额的问题相持不下而出现裂痕。政府坚持要委派不少过半数的委员,以期达到对南大问题有较大的发言权,但南大与学生们对这问题不肯让步。这些争执加上政府对南大不断增加压力成为南大校园学生骚乱的根源。

  非常遗憾的是南洋大学的问题与当时人民行动党内部党争纠缠在一起。人民行动党党内分成左右两派。前者的成员大部分受中文教育,而后者则受英文教育。在人民行动党早期的阶段,它要依赖左派来获得政权,因为左派份子在受中文教育的学生和工人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夺得政权以前,左右派已呈现分裂状态。新加坡获得自治的时候加激两派的斗争。在右派领袖的眼中,左派受新马共产党所渗透,它的领袖企图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他们想利用华文教育和劳资关系问题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当行动党右派于1959年控制了政府之后,它对南大学生和他们在校园的活动怀疑为共产党指引的颠覆活动。平心而论,大部分南大学生不是共产党员或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举动主要是维护华文教育,他们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受到歧视和欺压,因此他们产生一种反当权者的思维。他们对政府处理南大学位问题的真诚感到怀疑。因此,南大学生与政府的对抗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政府与南大当局及南大学生的关系在1963年继续恶化。该年2月,南大学生进行罢课,并在校园设立路障以检查出入校园的人士。政府为维持秩序派警察和军队进入校园,解除学生控制校园,同时逮捕多名学生领袖。政府与南大当局的对抗因新加坡的政治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左右派因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问题而分裂。[注12] 右派认为新加坡的未来是与它的经济前途息息相关。加入马来西亚可以扩大经济空间,新加坡的工业产品可以在马来西亚境内畅销。在政治上的考虑,加入马来西亚可以压制左派在新马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行动党中的左派份子当然了解合并的政治含意,所以强烈反对。因此,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问题导致左右派的正式分裂,许多左派领袖退出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由李绍祖医生任主席。于是,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就成为人民行动党和社阵政治斗争的大决战。

  许多南大的学生和毕业生领袖认为南大的困境应该由新加坡的政治来解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大选中挫败人民行动党,南大学位的承认和其它问题将迎刃而解。所以有多名的南大学生和校友加入社阵出来参加竞选。当时两名曾任学生会主席的校友林焕文和梁关飞是社阵的候选人。为了要获得经济和道义上的支助,他们寻求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支持。或许是因为对行动党政府处理南大问题感到不满,陈氏公开表示支持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政治行动。陈六使的举动被行动党政府解读为南大当局直接参与反政府的行为,这使到它在竞选胜利后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清理南大。

  在大选的前一个月(1963年8月),新加坡华社盛传社阵将在大选中胜出成为政府,而南大的难题也将获得解决。当时我刚从峇株到南大出任历史系助教,对新加坡政局尚不了解。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乘坐林焕文的汽车参加一次社阵召开的群众大会,目的要知道社阵到底有多少群众的支持,以印证传闻。我对那次群众大会印象很深,也与许多人一样认定社阵将赢得大选。出乎意料之外同时也使很多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极大失望,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继续在新加坡执政。

  为了惩罚南大当局,学生和校友的支持社阵的竞选,行动党政府在大选后马上采取行动。政府宣布递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参选失败的南大学生和校友离开新加坡,校友梁关飞逃往英国。政府采取清理南大校园的行动。它派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领袖和左派校友。那些支持社阵而在南大行政单位工作的校友马上遭到撤职。南大有些助教因拒绝执行政府的指示也遭撤职。一时南大校园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因为许多左派的学生来自文学院,当他们被政府开除后,他们继续占领宿舍拒绝离开,政府也难用武力迫他们离去。所以政府指示文学院的七,八名助教前往劝导学生离开他们占领的宿舍。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形。有一天下午,我们文学院助教一行人抵达学生宿舍时,我们还没开口,学生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他们破口大骂:“你们这批助教是一批没骨头的狗,为了一碗饭要摇头摆尾”。这种耻辱是令我终生难忘,我们只好低着头红着脸离开他们的寝室。事隔四十多年,当我想起这事的时候,我不明白既然政府有勇气开除这么多名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勇气派警察或军队把拒绝离开宿舍的学生带走?为什么要压迫一批无辜的小助教来替它执行这种工作?

【注释】:
  [注7]见黄麟根著,颜清湟译:〈一九一四年以前西方企业以及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载《南洋学报》第20卷,第1与2辑(新加坡,星加坡南洋学会出版,1966年),页19-47。
  [注8]有关〈白里斯葛报告书〉及其影响和反应的分析,见利亮时和周兆呈的两本有关南大的博士沦文,利亮时:〈陈六使与南洋大学:荜路蓝缕的办学之路,1950-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土论文,2004年),页131-142;周兆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博士论文,2006年),页136-165。
  [注9]见王如明编撰:《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年5月),页52。
  [注10]英文的 Vice-chancellor 应翻译为校长。因为根据英国传统的大学制度,Chancellor 应该翻译为名誉校长,他只是形式上代表大学颁发学位或执行其它礼仪上的任务。而 Vice-chancellor 则是掌握实权的最高行政人物,策划和管理大学。所以 Vice-chancellor 应翻为校长,不应该直译为副校长。
  [注11]见王如明编撰:《呵这五十年: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1955-2005》(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5年5月),页52。
  [注12]马来西亚的建议是把马来亚,新加坡,砂劳越和英属北婆罗州(沙巴)联合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



自强不息 力求上进

2009年10月07日首版 Created on October 7, 2009
2009年11月15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15,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