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71在南洋大学

一

　　亚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院正式始创于1964年1月24日。它拥有一个有9位成员的管理委员会，其中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执行秘书长作为当然成员，并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至于1964年的其他成员之中，时任马来西亚新加坡财政部长的吴庆瑞博士对此工作极感兴趣，是委员会里一位积极活跃的成员。他对于每年两度分别召开于2月和8月的半年度会议从不缺席。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我在1965年8月召开的会议上缺席。那是因为我于1965年4月份因退休而辞职的缘故。到了1966年8月召开学院管理委员会的半年度管理委员会议时，吴博士已担任新建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内务与国防部长（新加坡于1965年8月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他又发现我已经作为在联合国发展计划领导下的一名高级地区工业经济顾问回到了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他于是派人带话给我，约我同他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向我传达说，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邀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新加坡南洋大学是由东南亚华侨，特别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华侨，创建于1956年3月。是一所专门为当地华侨子弟学习而设的高等学府。我坦率地告诉吴博士，我宁愿做教学工作，而不是行政管理工作。我同时推荐我的一位在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同事伍启元博士作为一位可任此职的理想人选。我的建议被传达给教育部长，并且得到了他的首肯。伍博士在接受这一聘任之前，于他返回联合国工作的赴纽约途中，经新加坡作了3日停留，并约见了相关的人物。在他回到联合国总部之后不久，即完成了一份秘密报告，并呈送给新加坡教育部长。报告内容为：（一）重新改组南洋大学，以便其教学领域不与境内的另一所新加坡大学已涉及的范围重叠；（二）增加更多的拨款，以提高教学行政人员待遇，使之与新加坡大学达到同一水平，并为图书馆添加图书资料、为科学实验室添加实验设备。伍博士那时正担任纽约联合国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共管理处主任，并等待新加坡当局早日为他的任命做出决定。不幸的是，直到1967年3月，新加坡当局才就他的报告做出决定，而那时，他已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不好离开公共管理处。从那以后，直到他于1972年退休之前，他一直都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社担任高级顾问。

　　1967年4月，鉴于伍博士不可能受聘担任南洋大学副校长之职，失望之余，新加坡教育部长写信给我，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南洋大学经济系主任，或担任一名经济学的客座教授。我回信答复他，接受作为一名经济学客座教授的聘请，约定为期3年，最高工资与该校各院系教学人员相同，为新加坡币2000元（约合美金670元），在我完成工业经济地区顾问一年合同期的1968年3月底之后赴任。随后商谈的结果是：给我的教学时数从正常的每周9~12小时减少为每周6小时，同时，为我计划要讲授的两门课程所需的有关刊物发出紧急订单。这两门课程分别是《经济史》和《经济发展》。新加坡的移民部门还答应，及早考虑给与我和我的妻子以永久居住身份。

　　我之所以接受南洋大学工资还不足我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工资水平一半的聘任，主要是基于我渴望回归到教学工作中去的愿望。自从30年前的1937年7月，日本侵华军在中国北方焚毁了南开大学校舍那一时刻起，我一直怀念着这份工作。同时，我也十分向往能享受到一份安宁的生活，不必再像我在担任顾问工作时，要忍受到亚远地区各成员国去频频旅行的那份辛劳。就在我同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签订的出任地区经济顾问6个月期满，随后又续签自1967年3月25日起为期一年的合同之时，我带着妻子安娜（即邓敬言），到新加坡作为期一周的访问，以便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看一眼南洋大学的情况。拥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的南洋大学，有一处占地500公顷面积的校园，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已被利用。校园地处海拔数百英尺的高处，环境优美。其中有一处公园、一湾池塘、两旁种满碧树的人行道，以及6幢最主要的建筑物——3个学院各占一幢；一幢为行政大楼；一幢为大礼堂；而另一幢是新建的图书馆。在图书馆顶层（第6层），有一所餐厅。从那里，人们可以欣赏新加坡以及邻近的印度尼西亚一个岛屿的全部景观。在两千名学生中，超过90%的人居住在校园中分散的宿舍中——其中三分之一为女生，三分之二为男生。学校也在校园内为教学工作人员提供了住所，租金不到市区内同等条件住所的三分之一。总之，学校的环境，对于一所专心从事培育青年学子和增进知识的高等学府来说，是理想的。从到达的第一眼观察起，我们已决定要接受学校的聘请，参加教学工作。尽管我们在对教育部长王邦文作礼节性拜访时，我并没有设法给出任何暗示。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只有到了1967年4月，教育部长正式邀请我参加南洋大学教学工作，聘我担任经济学客座教授的聘书才送到我的手中。

二

　　南洋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3个学院，外加一个语言中心。理学院尤其以拥有一份著名期刊《数学》(Mathemetica) 的数学系，其教学质量较其他两个系为高。鉴于这个岛国经济的急剧发展，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会计与经理人才，因而设有工商管理系、会计系和经济系的商学院在求职机会方面较之文学院有更大的前途和希望。自1968年到1971年这3年期间，我在经济系工作，讲授两门关于经济方面的课程。一门是为三年级和四年级那些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学生们开设的；另一门是为攻读经济学荣誉学士学位的学生们开设。这些学生要在由具备这一领域专业知识的教学人员指导下，准备一份毕业论文。

　　旧的教学结构要求学生们在商学院里攻读4年，以完成商学士的学习。而在姊妹院校新加坡大学，则按照当时的时尚——新式教学结构，只用3年即可完成。南洋大学按照新式结构的第一批毕业生，在1968/69学年度里，选读我的《经济发展（一）》的课程。而当他们选择继续攻读经济学荣誉商学士学位时，则于1969/70学年度继续选读我开设的《经济发展（二）》的课程。在这3年期间，学生们选择《经济发展（一）》的人数，从70人到200人不等。因为这门课程同时也对商学院其他专业的学生开放，还有来自文学院的政府和公共管理系的学生。我不得不在一间大教室里，面对如此众多的听众们，大声喊叫着讲授。并将这200名学生按25人一组，分为8个小组进行辅导。每个星期评定辅导成绩和考试试卷成绩，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系里无法为我提供助教，以减轻我肩上的重担。

　　至于《经济发展（二）》，在1969/70学年度，有10个学生。我不得不为1969/70学年度的6位学生和1970/71学年度的5位学生担任毕业论文导师。对所有这11位学生，我只得用自己的钱为他们订购必需的参考资料。因为图书馆的预算有限，而且常常不能在需要的时间里，及时提供。我还同时不得不为那些初次担任指导论文工作、为在这方面尚缺乏经验的新教师所指导的学生，过目他们的论文。以下就是在这两个学年度：1969/70、1970/71的论文题目一览表，同时列出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姓名：

1969/70学年度荣誉商学士毕业论文标题

1970/71学年度荣誉商学士毕业论文标题

　　在这18位获得荣誉经济学学士学位的学生中，只有3位获得第一流的荣誉学位，即：1969/70届的黄玉武；1970/71届的陈娟容（女）和李惟省。其中黄玉武和李惟省分别获得研究生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黄玉武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李惟省在加拿大的达尔荷西大学。

三

　　由于繁忙的教学任务和不高的薪俸，再加上图书馆藏书及实验室设备供应不足，在早年南洋大学（或称南大）的研究活动，并不占其教学活动的主导地位。首次的激励来自于创办一份综合性学报。那是在1966年，是为纪念创立于1956年的南大10周年校庆而提出的。第1期的南洋学报尽管刊印于1968年初，实际上是1967年的创刊号。1968年发行的第2期《南洋学报》，则于1969年年初出版。学报由一个编辑委员会主编。我在其中负责编选用英文撰写的文章。正如同新加坡共和国本身一样，这份刊物是一份多种语言的刊物，她分别刊登南大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教学人员的著作，包括分别有中文、英文及马来文三个语种撰写的文章。此外，还选登校外作者的文章。到了1969年的第3期，由副校长任命我担任编辑部主任。为此，我能有幸得到在商学院的一位同事方展雄副教授作为帮手，处理文案和具体业务活动，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审阅大量的文章。那时稿件的来源大部分都由学校的教学人员撰写，而不像前两期那样，不得不依靠校外的投稿。到了1970年的第4期，我请求新任副校长黄丽松教授将我从编辑部主任的职务中解放出来。黄教授在充分理解我身上沉重的教学研究任务的情况下，经我推荐，任命萧庆威副教授接过我的担子，但要求我以顾问的资格，留在编辑部。黄丽松教授自1972年9月开始，担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的职务。

　　学报一般每期刊登30篇文章，篇幅长达500页之多。其中以中文发表的文章占绝对优势，以英文撰写的文章则以急剧增长的速度占第二位，偶尔也可看到用马来语发表的一些作品。

　　在第2、3、4期的学报中，我发表了3篇用英文撰写的文章，即：1968年那一期的《台湾之工业化——附政策与管理措施之特别参考》(Taiwan's industrializ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olicies and controls)。该文刊登于1968年那一期（自第365页至第425页）；1969年那一期的《亚洲及远东地区的工业出口之发展》(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xports in the ECAFE region)，刊登于1969年期的第541页至551页；以及《新加坡经济发展之战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刊登于1970年期的249页~288页。

　　自新加坡于1965年8月独立以来，召集专家讨论会或发表公共讲演的做法变得相当普遍。大概在1968年4月左右，当我初抵南大之际，代理副校长卢曜打电话给我，要我在6月14日~15日，为学术名流们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作一次题为：《客籍教学成员之贡献》的讲演。这次教学研讨会是由新加坡工艺学院教员联合会赞助举行的。会议决定以我作为将于6月13日举行的第3届研讨会的发言人。会议的主席由 H.J.M.朗萧(Langshaw) 先生担任。他当时是新加坡工艺学院橡胶与塑料部的资深讲师。我的讲演被定为引入上述主题，即《客籍教学人员之贡献》的开场白。有鉴于当时在新加坡存在着两个对峙的团体，其中一个主要由来自美国的客籍教学人员所形成。他们分别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和新加坡大学掌握着主要教学和行政岗位；而另一个团体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本地教学人员，他们只居于从属地位，受制于科技教学人员之下。因而，上述主题是一个十分敏感、且具有爆炸性的课题。作为一个局外人，没有察觉到这一主题那种惹起争议的本性，而未对之加以任何考虑。我引用简明的、历史上客籍人员在宗教、教育、医疗以及商业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做出贡献的例子，进行客观的评价。随后的辩论，双方充满了尖锐的指责。所幸，最终达到的结论则是颇具见解而可接受的，即：“高等学府在招募其成员时，应着眼于具有高资质著，采取优胜劣汰之方针，新来者往往有别于原有之人。问题不在于有才能者是否为当地人或外来者，而在于其才干须在当地发挥。”〖注1〗 在1969年，为庆祝史丹福·瑞福斯爵士(Sir Stamford Faffles) 建立新加坡150周年纪念，南洋大学打算建立一项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便是：首次由大学召集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当前存在的与这个岛屿共和国利害攸关的问题。讨论会要在1969年新加坡独立节8月9日以前召开。该项计划是于4月份提出的。其间只剩下4个月的准备时间。而在此期间要对参加者发出邀请，他们需要考虑并准备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文章。副校长要求我作为研讨会的主席来召集此次会议。除了副教授方展雄做我的帮手之外，我几乎是独立承办这个任务。我想出了一个能使政府官员与学界人士共同感兴趣、且能在短时间里做好准备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新加坡的研究计划”。邀请信以副校长的名义发给政府各部门的部长们，及代理机构，特别是财政部和经济委员会。同时，也发给高等学府，包括新加坡大学和新加坡工艺学院。邀请他们参加这一研讨会，并提交论文阐述他们的研究计划，以及，如果有的话，该研究计划与共和国发展之关系。我们总共收到了30分论文，可分为两类，即：（一）、科学技术方面、（二）、社会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方面。政府部门及其代理机构，没有提交任何论文。显然是由于保密方面的原因。而大部分论文均来自于两所高等院校——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研讨会于1969年8月6日~7日召开，由科研部长致开幕词。会议分两处召开：一处关于科学与技术；另一处关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两会同时在位于南大礼堂二楼的数学研究所内进行。会议强调有关新加坡发展的项目之间，应加强密切合作与协调。特别指出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因为新加坡已设有国家科学委员会。研讨会的论文与会议记录汇编，由南洋大学于1970年以“新加坡之研究计划”名义出版，我任编辑部主任。

　　1970年12月4日~5日，南大经济系在亚洲基金会的财政支援下，召开了一次题为“小型工业在新加坡经济中之作用与关联”的专题讨论会。同时并举行有相当数量的工厂参加的，当地工业产品展览会。对于这次的专题讨论会，我是南大唯一提供了一篇文章的人，题目是：“新加坡的小型工业”。后来，此文在1971年，作为新建立的南洋大学上课研究所的第3号非经常性论文而发表。

　　我的某些研究成果，是在许多次不同场合的公共演讲中提出的。甚至在我成为南大教学人员中的一员之前，我曾应南大的一个学生组织——南大经济学会之情，作了一次关于《亚洲之经济问题》的谈话。这次讲演是用中文作的，曾于1967年初，刊登在新加坡一份著名的中文日报《南洋商报》上。

　　在我初抵新加坡之后不久，《南洋商报》的主编连士升先生，要我对南洋学会（南洋即汉语中所指的东南亚）的成员作一次公开讲演，题目是：“亚洲和远东地区之工业一体化：必要性、可行性、前景与问题”(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the ECAFE region: Need, Possibilit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我初识连士升先生是在30年代早期的中国北方。后来在1948年5月，在我因联合国工作需要的一次出差旅行中，我们又再次相遇，这次讲演是在希尔大街中国商会的礼堂举行的。随后，在为东南亚学生创办的一份学术性刊物《南洋学报》(Journal of the South Sea Society) 发表（1968年第23卷，第一、二部分，第30页~49页）。这份讲稿，也由新加坡总理秘书处的一位成员油印出来，在私人之间流通。此后，新加坡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新加坡经济学会》也要求我以同一主题再次演讲，听者相当众多，其中包括新大学生和教师们。

　　1969年11月10日，我应邀担任一次公共讲演的主席。主讲人为尊敬的瑞典经济学家甘纳·麦尔道(Gunnar Myrdal) 教授。演讲会由国家雇员联合会赞助，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麦尔道教授那时刚刚出版了他的三卷版不朽之作《亚洲戏剧性事件》(Asian Dreams)。他讲演的题目是：《为加速发展所需之经济与社会改革》。麦尔道在他的《亚洲戏剧性事件》一书中认为：所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都是“非强权国家”(Soft States)，二者（指南亚与东南亚国家）在已决定的政策方面，即使政策已完全颁布、且已制定为法律，往往不能强制实行。就是在颁布农业政策方面，统治当局也不愿对人民有所束缚。〖注2〗其结果是腐败盛行，造成经济发展滞缓。然而，新加坡则不然。麦尔道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强健的社会”，而非一个“非强权国家”。

　　在1969年，南大经济学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公开讲演。这些演讲分别由李光耀总理、黄望青先生（时任渣打银行顾问、他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和我本人作出。黄望青先生首先谈到华侨在东南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然后由我谈关于“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研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后由李光耀总理谈关于科技与发展的关系。

　　最后，在1970年6月，中华商会邀请我主持关于“新加坡商业组织与管理之转型”的研讨会。其中包括4个演讲，讲演人分别为新大的林崇椰博士、南大的方展雄副教授和中华商会的两位执行委员——黄望青与侯新庆。

四

　　南洋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对于研究工作的兴趣，开始时，首先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的 R.F. 瑞默(Remer) 教授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引起的。瑞默教授当时是在傅尔布赖特计划（译者注：“傅尔布赖特法案”(Fulbright Act) 是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以出售美国剩余物资所得之款项，派遣美国留学生到海外进修，或选送外国留学生到美国进修。傅尔布赖特生于1905年，为美国政坛人物——根据《远东英汉大词典》的资助之下，在他退休之后，到南大任经济学客座教授。另外，在1968年的冬天，一位中国银行界的先驱者，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博士应南大之邀，来到新加坡，作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金融问题和政策方面的讲演。张博士在中国共产党人接管中国大陆政权之后，先是到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国民大学写出了题为《通货膨胀的不断螺旋上升：中国自1939~1950年的经验》一文（1958年在纽约出版），然后到设在加利福尼亚派洛奥托(Palo Alto) 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工作。他在那次新加坡之行中也表达了在南大商学院应从事研究工作的必要性。于是，经过几次会议之后，我被要求草拟一份计划。同时，在1969年1月，张博士返回纽约之前，我建议在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商业研究中心，以便不至于与新加坡大学经济系正在美国援助下进行的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相重叠。这一建议，得到南大商学院同仁的一致赞同，并呈送南大副校长考虑与批准。

　　在1970年4月新的教学年度开始之际，新任副校长黄丽松教授提议建立研究生院，其下设立4个研究所：亚洲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商业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于是，除了最低需要有一处供研究生居住两年的住处、研究生必须写出一份毕业论文，藉以获得商学硕士学位之需等等事项不得不加以精细规划之外，那份关于商业研究中心的计划草案，便成为建议中的商业研究所的一份蓝图。随后，由我任主席，成立了一个课程规划委员会，精细规划出两年学习期间，研究生应学习的全部课程，并于1970/71学年度，首次付诸实施。到了1972年夏天，在7月29日南大第13次毕业典礼上，商业研究所有3位毕业生获得商学硕士学位。同时，还有自然科学研究所的5位研究生，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数学所则有一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根据大学评议会的推荐，经过校务会议批准，以公认我“在经济领域杰出的学术成就，及对南洋大学显著的功勋”为由，授我以南大荣誉教授的称号。我是南大第一个缺席获此殊荣的人。而这一决定是于1972年6月30日由校务会议正式通过的。（译者注：本文作者在1971年1月份与南大合同期满后，因身体原因，并未再续合同，并于当年4月6日携夫人邓敬言乘泛美航空公司班机离开新加坡赴英国伦敦，然后与住在布利斯托市的儿子方惟琳会合，拟在那里安度晚年。南洋大学是在作者离开新加坡之后约一年余时间之后，作出授予作者南大荣誉教授称号的。故有缺席获此殊荣第一人之说。）

商业研究所在此期间发表了几篇应时性文献如下：

五

　　我在南大3年工作期间，第一年，我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但在嗣后的两年间，工作负担变得相当沉重，特别是在招收了优等学生作为研究生，以及对他们进行毕业论文指导、我的被选为《南洋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亚洲商业研究所的建立、以及由南大召集第一次关于“新加坡的研究计划”的学术研讨会等等任务一一加在我的肩头时，我的工作负担与日俱增。到了1969年秋天，我的儿子惟琳，带着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们到新加坡，作为期两个月的探亲休假。这件事一方面使我享受到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但在他们于9月初离去之后，立即发现我的右耳开始有轻微的耳鸣。根据新加坡的耳鼻喉科专家孙履仁大夫的诊断，那是美聂尔症的早期症状。它将导致这一疾病的第二期的头晕、呕吐。当疾病充分发展下去，将会遭遇听力的进一步退化，以至最终到晚期，则会致使听力完全丧失。他提醒说：“在治疗之后，唯一能使耳鸣症状不再袭扰的方法，就是避免过度劳累，并使生活处在从容悠闲的步调之中。如能做到这样，也许有可能防止进一步的病情恶化，右耳的听力才得以保存，并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根据孙大夫的意见，我在1970年2月11日，请求副校长解除我当年担任《南洋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的职务，和新建立的亚洲商业研究所的领导工作。同时，也是根据医生的这一意见，我辞去了副校长向我提供的自1971年4月至1972年7月为期15个月与南大续签教学合同的机会。尽管根据规定，任何教学成员在年满65周岁之后，与学校续签的合同，每次期限只能延长6个月。

　　我收到新合同的时间是在1971年1月中旬。对我来说，那正是续签合同的法律上有效日期，但我写了一封信，说明我希望退休，主要是考虑到我的健康原因。并将那份合同退了回去。与此同时，驻新加坡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通过其护照司通知我，由于我的儿子方惟琳是加入英籍的公民，时任布利斯托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首席讲师，我和我的妻子作为他的双亲，有资格定居英国。因此，我们已被批准，可取得在英国永久居住的签证。

　　我开始为离开新加坡作准备工作，并从我的藏书中，挑选出全部的三分之一大约1000册书籍、小册子和各种期刊杂志，其中部分是同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经济情况有关的书籍，作为我对南大图书馆藏书的捐赠。对此，由副校长主持、南大同仁们参加，举行了一个仪式。其余的书，我将它们装箱，海运到布利斯托，作为今后个人用书。

　　当我到新加坡移民局去拜望代理局长的时候，这位局长是南大的一位毕业生。他向我提出忠告，建议我重新考虑我准备放弃我和我的妻子能够在新加坡永久居住的身份证这一举措。因为，我们的身份证，是根据南大的推荐、经政府当局特别关照，在我们进入新加坡仅仅一年之后，就颁发的。这是对我们特殊优待的一个行动。而其他许多南大的教学人员，有的已在学校任教10年以上，还没有获得这一特权。他告诉我，如果我再想回到新加坡，再度重新申请这一永久居住的身份，则将需要6年时间。不过，那时我已从南大居所迁出，同我的妻子住在一家旅馆里，等候乘飞机去伦敦。我们是在1971年4月6日傍晚，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伦敦的。经过17个小时的飞行，于次日抵达。我的儿子惟琳，和儿媳睿黛(Rita)，已经等在希思罗机场，以便用他们自己的汽车，接我们于当天经3小时行程返回到他们在布利斯托市自己的家。

〖注1〗引自《社会名流研讨会纪录》　新加坡，1968年6月14~15日，第23页。
〖注2〗引自《亚洲戏剧性事件》　纽约市 潘西昂出版公司，1968年第一卷，第66页。

（按）录自《方显廷回忆录》第十章〈在南洋大学回归教学工作〉，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