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王德昭恩师

南大历史系有很多好教授，在我心目中，恩师王德昭教授(1914-1982) 是最卓越的历史学者之一。

王教授祖籍浙江，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哈佛大学历史硕士学位，这在当时殊为难得。回国后他先后在贵州、台湾、新加坡、香港执教，长达数十年之久，所以桃李满天下，我也有幸成为他的弟子！他精通双语，学贯中西，博学多才，从著作就可以窥见一斑。在西洋史方面，他著有《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文艺复兴》等；在史学理论方面，他著有《怎样教历史》、《史学方法》、《史学论集》等。他对辛亥革命也作过深入研究，《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即其研究硕果之一；对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他撰写了《近三百年欧洲对中国的影响》，都是非常难得的著作。

依稀记得，王教授是在1962年来到云南园，出任南大历史系主任，并且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代史》、《史学方法》等必修科目，所以历史系同学都受惠不浅。我个人最爱上这三门课，因为一来恩师的史学修养深厚，对史实的诠释见解独到，非同一般；二来恩师温文尔雅，口才一流，讲述历史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让我觉得听课是一种高度享受，而且从中受惠非浅！

恩师给与许多重大史实的诠释，都是非常深刻而经典的，例如：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名为复古，实则革新”；“文艺复兴是‘人的发现’它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宗教战争的历史意义，都远超宗教范畴”；“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王权增长的过程”；“英国光荣革命既不光荣亦非革命”；“法国大革命早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在法国人心中爆发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对于史学理论，恩师一再强调求真存实是历史记载的基本原则，也是史学所具备文化价值的核心。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恩师把渐变或量变称为“常”，把突变或质变称为“变”，也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

恩师这一系列的历史论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受惠良多，在师承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学习心得，让自己对西洋近代史的认知，不亚于新大或马大历史系毕业生。

恩师的教学法也很特出。他从不印发历史讲义，而是在板书课题、章节后，按照手中讲稿，滔滔不绝地讲述，然后列出参考书及其相关章节、页数，要求我们课后参考。我们都必须聚精会神听讲，并不停地作随堂笔记，过后再阅读所指定参考书，自己再添砖加瓦。恩师的考题异常灵活、刁钻，足以考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程度、分析能力，所以很不容易作答。那些死记硬背讲义的同学，肯定无法获得高分，甚至可能成绩不及格。我个人却非常欣赏、敬佩恩师的教学，以后在我历史教学过程中，一直仿而效之，也同样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恩师离开南大后，我们就没有了重逢的机会，确实是我最大的遗憾——尽管师恩难忘，他经常出现于我脑海里！

（2017年11月23日感恩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