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大的日子

生活在校园里

　　克服了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所设立的种种障碍，在没有获得执政当局的分文支助下，南洋大学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宣布开课了。

　　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人数共计五百多名。他们不仅是来自华文中学的高中毕业生，也有来自新马英文中学，以及全东南亚的华文中学毕业生。另外一些是靠自修的成绩投考入学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那历史性时刻，作为一群幸运的先驱学生，我们不分彼此，互相致贺，大家都带着一种非常兴奋的心情进入校园。我们真正体会到在新环境中的生活乐趣。无论是做学术研究，或是共同推动其他集体活动，我们都高度的发挥了互助合作、友爱和谐的崇高精神。

　　南大校园座落于新加坡西部裕廊的一个乡村区。当时已完工的只有一些主要建筑物，如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医务所和一座大餐厅。其他建筑物则仍在施工中。若以现代大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初期设施当然还不够完善。但是与世界各古老大学的发展一样，它们在开始阶段何尝不是由简陋到完善？

　　已经完成的建筑物，散布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山区，四周情况还很杂乱，到处可见到废弃的建筑材料，和积满雨水或污泥的坑洼窟窿。蚊子和苍蝇特别多。

　　附近有乡村人家耕作，饲养鸡、鸭、猪和牛羊。那些家禽和牲畜排放的粪便，臭味熏天，时常随风飘荡到校园里。特别是傍晚时分，当菜农给蔬菜施肥时，更把当肥料的粪臭散布到整个校园，恶臭难闻。

　　这样的乡村生活，对那些出身大城市的同学可能很不习惯，但对我这个受过乡村生活洗礼的村童却毫无影响。我喜欢乡村生活，我更喜欢这个文化教育村的景色。每当我站在校园山岗上，遥望那分布四周的南大校园时，我的心情感到无比欢畅！我爱云南园那块宁静祥和的土地，我更喜欢那个独特的学术研究环境。啊，我终于投入这座世界华人创办的大学怀抱！

　　回忆我自己一波三折的求学路；回忆新马华人社会，包括东南亚甚至世界华人一致支持、辛苦创立起来的南洋大学，如今我真是感慨万千！我永远忘不了那充满着苦乐的四年大学生活！

　　下面，让我来记述几件我亲身经历，在南大校园里发生过的苦乐轶事吧。

水供事件

　　开学初期，南大多方面的设备还很简陋。特别是校园里的自来水供应。校方在离校园中心约一公里之遥的校门外牌楼旁，建了一个储水塔。校园里的用水必须从那儿用水泵抽过来。不知是水泵引擎不好或马力不足，校内水供常常中断。特别是在傍晚冲凉时分，可能是因为太多人同时用水，水泵不能稳定输送，水流常常突然中断。结果令那些正在洗澡的人非常狼狈，涂了满身肥皂没水洗净。这时候有人嘶喊、有人咒骂，整个宿舍噪声四起。但有什么办法？水不是能用嘶喊叫出来的。不得已，他们只好抹干身体了事。

　　另外有好几次，我们早上起身梳洗和方便，水喉却滴水不流。大家等呀等的，等了好久，都没动静。不得已，只好到离开宿舍不远的建筑工地，寻找天然积水来解决。

　　我们带了牙膏、牙刷、面巾和面盆，一面走一面谈笑，或者唱晨歌，苦中作乐。年轻人嘛，无论遭遇什么困难，就是喜欢取乐！我们了解大学当局的困难。为了使这所新大学创办成功，我们只得忍受过渡时期的种种不便。我们期待更美好日子的到来。

　　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少部分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无法面对这样的考验。他们不断地发牢骚和申诉。但那又可奈何？

　　不过这也难怪他们。没有经历过乡下或日本侵占时期艰苦生活的人，当然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连挑粪施肥都干过。大学校园里的这种小挫折算得了什么！我知道，那不过是暂时性的困难。幸好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能理解。

缺少老师的课程

　　在过渡时期，一些系别的课程有名无实。因为大学当局无法在短时间内物色到充足的教学人员。因此，为了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在等待有关课程正式开课前，我们同学自己进行集体研究。因此在短时间里，校内几乎所有科系都组织起各自的研究会。通过集体研究，我们也可以吸收到一定的经验与知识。

　　有关研究的事，作为大学生，我们都知道仅仅听取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学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广泛地阅读课外书和各种资讯。为了取得那些材料，每个星期六，我们都涌去新加坡市中心的书店寻找精神粮食。

　　在可以找到的资料当中，大都是英文书。华文书很少，因为那时中国出版的书籍很多都被当局封禁，或不准公开售卖。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多样化，以免显得太落伍，我们努力寻找最好最有益于集体学习的材料，然后用蜡纸抄写，油印分发给有兴趣的同学。抄写的工作很花时间，事实上我们也没有时间样样自己做，于是有一部分就交给比较贫穷的同学或志愿帮助的人去做。那些想要得到油印材料的人得付一定的费用，所收的钱就赏给抄写的人作为酬劳。这样一来，那些较贫穷的同学也有机会从自己的劳力奉献中赚取一点生活费。

膳食问题出毛病

　　南大校园离市区很远，部分学生是来自马来亚联合邦或其他国家，所以大部分学生都申请寄宿。可是，那时已建成的学生宿舍只有两座。两座之间建了一条通道连起来，形成‘工’字形，我们都称它为工字形宿舍。另外在工字形宿舍对面斜坡上，还有几座宿舍还在赶建中。

　　两座宿舍的房间不足一百间。每间原本规定住两人，但在过渡时期校方作了临时调整，多添一人。三人共住一房，充其量顶多也只能容纳两百多人。但根据申请记录，第一批要求寄宿的学生多达四百人。僧多粥少，肯定有人分配不到住房。因此校方决定优先分配给马来亚或其他国家来的学生。在新宿舍未建好之前，其余学生只好被安排住在文学院与商学院的一些尚未使用的空课室里。

　　幸好我是来自马来亚，被优先分配住在工字形宿舍。

　　寄宿生的膳食是由承包商料理。据说该承包商是个退休的树胶商人，完全没有料理膳食的经验。开膳初期倒没什么问题，过后就有学生不断发出怨言，说伙食水准太差，要求改善。承包商知道了，显得毫无办法，不知如何应付。我还记得，每当有人提出抗议时，他就赶紧到厨房里叫厨师炒盘鸡蛋应付他们，想以此方法来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但几十桌的用膳者，顾得了少数几桌，却顾不了众多的要求。到头来，每当用膳时，不满的声音频频传出，预示不愉快的事情可能一触即发。

　　眼见情势危急，有一部分寄宿生，包括我在内，主动出来商讨对策。于是便成立“寄宿生膳食委员会”（膳委会），希望通过这个组织，一方面协助及督促承包商及时对伙食的标准做必要的改善，一方面设法劝说同学，力图缓和他们的不满情绪，以免发生不愉快的事。

　　当膳委会还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发觉一些同学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声称要打破碗碟以示抗议。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种不文雅的举动。可是愿望归愿望，实际的效果还得靠大家合作。

　　我们向承包商提出的改善建议迟迟未能实现。不久，那些投诉者开始砸碗打碟，而且像传染病一样，起初由一小撮商学院同学带头打闹，接着有样学样，其他院系的同学也不加思索地跟随。一下子把整个餐厅当舞台，表演飞碟打碗工夫，哐啷哐啷盘碗破裂声四起，杯盘狼籍，场面难堪。这样的打闹事件接连发生了好几次。

　　我还记得，在发生打闹事件时，曾有同学试图劝告那些闹事者冷静。结果他的呼吁不但没有被接纳，反而招来更严重的威胁。有一次，有个中文系姓章的闹事者（姑隐其名）受同学劝告时，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拿了一只玻璃瓶匆匆走到餐厅外的沟渠边，用力把瓶颈敲断，然后拿着那个破瓶子回餐厅，指着劝告者大声喊，“你要怎么样？”

　　据说这个态度粗野的同学，大学毕业后还能被吸收到某政府部门担任高职。但是不久后便告别人间。不知是否正如一般人所说的，脾气暴躁者寿命短？

　　以上是大学开课初期在校园里发生的几件小插曲，对我印象深刻，顺便在此记录。接下来让我回到正题。

我选读的系别

　　据说，根据标准，要设立一所正规大学，必须拥有最少三个学院和九个学系。南大开始阶段也遵循了这个准则。三个学院是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开办的学系却超过九个。

　　我原本的兴趣是想念农科。因为出身乡村，对农业比较熟悉，而且有兴趣。即使是现在，我对这门学问的兴趣未减。如果当时念得成农科，我打算大学毕业后在这个方面贡献自己的才华和力量。可惜后来我发觉，南大课程里没设这门课程。我只好选择教育系，觉得那也符合我的兴趣。因为从小我就希望当老师。我认为教育系出来，将来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教育界服务，当个人类灵魂工程师，多光荣！那时我还不了解研究教育的真正意义，只以狭隘的眼光，以为当老师是唯一的出路。事实上，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教育问题，它是多方面的。

　　大学课程和教学方式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概念。我只在中学读过两年半，在私立英校也只修读一段时间，根本谈不上研究的水平。现在则换了个环境，能够坐在讲堂里聆听讲师和教授们海阔天空的讲解和深入分析问题，心里充满豪情，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我当时的思想太过单纯。我以为在学术自由的前提下，我一定能够在大学里享受到自由研究而不必受到有关当局的干扰。我决心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好好做研究，取得好成绩，所以我很认真的学习。

　　然而，有一天，我在校园里遇见一位前来参观南大的教育界前辈，他也姓杨。他在离南大不远的辅华小学担任校长。我的哥哥原本是在他的学校任教，那时刚刚被林有福傀儡政府下令停止教职。和我哥哥同时被停止教职的还有另一些华文中小学老师。当局是用不讲理的手段把他们的教师注册证吊销，不准他们继续执教。

　　杨校长获悉我在南大选修教育系时，不觉大吃一惊。他坦率地对我说，我选错了科目。他劝我设法转系，以免将来受到同我哥哥一样的遭遇。

　　起初我不同意，我想坚持我的选择。过后考虑到他在教育界服务多年，见过人生百态，社会经验丰富。凭他一身的经验对我提出劝告，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应该作慎重考虑。到了那年年底，我修完一年教育系课程后，就决定转系。

　　这次我选择的是政治与经济系。政治与经济系分成两组，即政治组与经济组。我选择经济组。

　　这次选择不是基于我的个人兴趣，而是因为该系所设的课程对我似乎不会有太大的负担。这样我可以省下更多时间去研习马来语文。我已说过，自踏入南大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在大学期间，除了正课以外，一定要把马来语文学好。

南大的马来文

　　一般上，人们只知道南大是华人社会所创办，华语是它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表示不知道南大所实行的语文政策。他们草率或故意歪曲说，南大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学府，学生只懂华文。特别是一向持负面态度对待华校的殖民主义统治者及其同路人，他们千方百计，歪曲事实，无视南大的多种语文政策，诬蔑和破坏南大的多元文化形象。

　　其实南大从开办伊始，就一直采用华英双语为教学媒介语。除了课本，在教学人员方面，也有完全不懂华文的外国学者。我在修读教育系的第一年，就遇到一位泰国籍的心理学教授阿蒙博士［注1］。他讲课时完全采用英语，课本也是英文的。另外在现代语言学系（现语系）里，非华人讲师和教授人数更多。他们当然只能用英语讲课。而且除了华文和英文，南大现语系也同时开设德文、法文、日文和马来文课程。

　　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不是我空口说白话或耸人听闻的美谈。不信可以翻查大学教学记录。此外，南大前马来文副教授李全寿在他所著的《现代马来文学运动简史1945－1965》一书里也有如下的记载：

　　“从1958年3月开始，马来文被当作一个选修科目来教导。该科分为马来文一及马来文二，授课时间分别为一年。1958年3月开课时，只有一位马来文讲师负责讲课，他就是拉昔马南［注2］。他是前印尼驻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领事。到了1958年10月，我也受聘担任该大学的马来文讲师。修读马来文的男女大学生非常多，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已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语的马来语，它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

　　身为南大校友，后来我也曾受聘担任现语系马来文讲师（1962－1964）。

　　下面让我谈谈一些有关南大马来文教学和学生学习马来文的事吧。

免费供应马来前锋报

　　在大学校园里，我很想继续阅读爪威文的马来前锋报。但身处偏远乡村地区，我没法买到这份报纸，除非向每天到宿舍派报的报贩订阅。可是我很犹疑，一直不敢向他提出。担心被同学发现时，会被误解为我在炫耀自己。我知道那时整个校园没有人订阅那份报纸，恐怕显得太突出。

　　可是，没报纸看对我的学习损失太大。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先和报贩商量。如果没记错，那个报贩名叫沈华明。当我问他是否可以每天供应我一份马来前锋报时，他吃了一惊。

　　“马来前锋报？那是用阿拉伯文印刷的马来报，你懂得看？”他张大眼睛，以惊讶的语气问我。

　　“是的，马来前锋报，我在学看，”我轻声回答。

　　“哪里可以说是学看。没一定的水平，哪里看得懂。你很厉害啊！明天我就给你送来！”说完一转身，他就继续到各宿舍派报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南大校园里的第一份马来前锋报就送到我的房间来。我非常高兴。从那天开始，我又可以享读马来报。足足四年，华明不间断的把马来前锋报送到我的宿舍。由于有了这项持续的阅读，我的马来语文知识、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汇逐渐丰富起来。

　　住校的同学获悉我是宿舍里唯一订阅马来前锋报的人，不但没有嘲笑我，反而表示钦佩，不断称赞我。

　　更令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是，华明兄不但给我送来马来前锋报，而且四年里坚决不收我分文报费。他说这是应该鼓励的。趁着写这本回忆录的机会，我再次向华明兄表达深深的感谢。多年失去联络，不知道现在他在何方？

　　这就是华人的浓烈人情味。我在南大四年，除了订阅华文报，马来前锋报一直都是华明兄免费供应。他坚决不收我的报费，一直说我的成就不平凡，应该得到鼓励。他每天辛辛苦苦地特地去马来前锋报报社，就只为购买那份报纸送给我一个人看。我永远欠他一个人情。他是个真正慷慨及对马来语学习持开明态度的人。

同学们的惊讶

　　订到马来前锋报以后，我静悄悄地阅读，不让同学知道，深怕他们误会，以为我在炫耀自己。不料报贩沈华明派送了那份报纸给我之后，也许感到事情很突出，便把它告知一些同学。结果在几天内，我学习上的秘密就给同学们知晓了。他们不时前来我的宿舍观看。来者当中，有些感到惊异、有些想一睹爪威文报纸的真面貌、有些想知道我是如何掌握这门学识，以至能阅读这份对华人来讲显得相当陌生的豆芽字［注3］报纸。有些甚至还希望我开班传授这门知识给他们。这些反应，让我解除了心中的忧虑，感到非常兴奋。

　　至于说他们如果确实要学，我当然愿意帮忙。不过，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劝他们最好先从ABC拼音的罗马化马来文学起。也就是说先把马来文的基础打好，掌握足够的实用词汇以后，才来学爪威文还不迟。那样将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进度快，避免浪费时间。

　　用爪威字母拼写的马来文与罗马化马来文，实际上是同一种语文采用两种不同字母拼写罢了。一个马来文基础不好的初学者，一开始就从爪威字母学起，是不太适合的。

　　没想到过了不久，一件令我鼓舞的事跟着发生了。同学们纷纷要求我在晚上开班教他们马来文。他们说，那样可以弥补大学未能及时开办马来文课程的不足。他们表示急着要学好马来文。他们认为国家即将独立，民族需要团结。学好马来文对民族团结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我听了很开心。若是他们真的能够组织起来，在校内办起马来文辅导班之类的课程，我愿意尽个人的能力，奉献微薄的力量。

［注1］ Dr Amorn Montri.
［注2］ Rashid Manan.
［注3］ 华社对爪威字母的别称。

（按：节录自《杨贵谊回忆录》第二章〈10. 在南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