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校园风暴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从南大建校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在1963年9月间被当局吊销后，政治阴影笼罩着整个南大校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接着发生集体开除学生事件。许多校工及各部门职员也被迫离开或被解雇。有关当局借口改组南大，公然派出大批亲信插手大学各部门事务。身为南大人，谁都能感觉到南大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中。

　　那时，偏向南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毕业生也常常在南大校园里闯荡。他们几乎每晚都在校园里集会。我常常碰见过去对组织南大学生会采取对抗行动的毕业生。他们往往在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分批出现。他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明理人不说也明白。

　　那时候，我住在山腰上一座教职员宿舍的楼上，楼下碰巧住着一位我所认识的总务处职员。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和我相当要好。当年我还曾在学校假期带他去我的笨珍老家玩。如今在南大，从他的行动看来，我觉得他除了正式工作之外，似乎还负有其他任务。他的住处几乎成为那班人的半公开集会地点。每次集会，常常大声叫喊，一直闹到深更半夜，一点也不顾周围住户的安宁。

又见旧脸孔

　　当局进一步监视学生活动。除了安插许多新职员接管南大各部门重要职位，也委派两个学生宿舍管理员到南大执行任务。没想到其中一位恰好是我上面介绍过的校友黄济复。老朋友重逢时，彼此点头笑笑，心照不宣。

　　我这个朋友的身份我多少懂得一些。他在南大毕业后去治安部门任高职。当我回南大执教时，他曾来我宿舍找我。他坦白告诉我他的真正职位和身份。他也把随身佩戴的手枪拿给我看，还让我触摸它。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摸到此类杀人的武器。他把子弹取出后，让我尝尝开枪的滋味。

　　由于是老同学，我完全没有怀疑他当时来访我是否有其他目的。我以为他是特地来访问曾在功课上帮过他的老朋友。我们像过去一样很亲切的交谈。然后我邀他一起去旧餐厅喝咖啡吃点心。我相信他那次的来访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其他的事我就不知道。至少我是以真诚的态度接待他。

　　直到后来他受有关方面委派，公开驻校担任学生宿舍舍监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前次来找我时，动机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看来，当局干预南大校政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只是我对事情不够敏感，还蒙在鼓里不知情。

　　无论如何，作为老朋友，当他第一天住进与我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单位时，他没避开我，还过来见我。于是我们又一次去餐厅喝咖啡聊天。

　　据我了解，我这位性格暴烈的同学，本来就不适合当舍监。记得当他还是大学生时，他也曾在舍务处当过工读生。由于他的脾气火爆，与寄宿生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结果他自己无法继续做下去，找我来接替他的位置。现在，同样的一个人回来做同样性质的工作，而且是全职，难道情况就会更好吗？

　　不出我所料，几个月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突然静悄悄地，不知是自愿还是被迫前往英国，直到死于异乡。

有如晴天霹雳

　　为延续我的研究兴趣，充实我的藏书，我回到南大执教后，仍然喜欢到处去寻找和收集马来文出版物。

　　1964年的第一学段假期，我和两位同系的外国讲师一起去马来半岛的东海岸旅游。我们先坐火车到金马士，然后继续搭德士去淡马鲁，再从淡马鲁乘巴士到彭亨州首府关丹。在关丹，我找到南大校友刘正朝，他就是我在上面提过的曾担任过马来语月刊的主编。久别重逢，格外兴奋。在他的安排与带领下，我们去参观林明锡矿场。那是一个老外拥有的大矿场，里面设备齐全。有免税商店、学校、医院、警察局、消防局、邮政局、图书馆以及华人的宗乡会馆等。简单的说，那个地方简直就是森林里的独立王国或现代化的世外桃源，是代表殖民主义者对乡村经济掠夺的其中一个标志。

　　过后我们乘德士沿自然风光旖旎的东海岸，续程去吉兰丹的哥打峇鲁。德士司机是一位马来人，对人热情友善。一路上，当我们经过瓜拉甘马挽、龙运以及其他地方时，我们都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找东西吃，看看当地的风俗民情或者拍照留念，他都不介意，并且几乎成为我们的好向导。那段路程我们玩得很愉快。

　　我们在吉兰丹州的哥打峇鲁逗留比较久。除了观赏各处美丽迷人的风景。对于我，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找到一些在别处、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南部无法买到的地方性书籍和出版物。过后，我们从那里搭国内班机续程去槟城。飞机很小，然而当我们从空中飞越群山时，透过飞机的小玻璃窗，我看到飞机下面是片莽莽的大森林，非常壮丽。大约半小时后飞抵槟城飞机场，我们改乘德士去乔治市。我们打算在那里逗留更长时间，因为槟城是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大都会。观光景点很多，书店也不少。

　　在槟城时，晴天来个霹雳，我从报章上读到令我非常震惊的消息，即庄竹林博士辞去南大校长职务。

　　表面上看，校长辞职与我没关系。但在那动荡岁月里，谁知道有关当局接下来会对南大人采取什么行动？我预测，人为的阴霾已经笼罩着整个南大，暴风随时会吹袭校园。因此，最后这段行程我确实过得很不愉快。虽然我尽力控制自己，暂时不去想它，但是作为热爱南大的校友，在那动荡时局里，叫我怎能安心只顾个人的玩乐？

混乱的气氛

　　回到南大校园，物是人非事事非，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人事的变动。校长庄博士当然没机会再见到。他的职位暂时被悬空。领导被逼走了，大学行政陷入无法运作状态。妖魔鬼怪乘机四处作孽。在过渡时期里，校务工作暂时交由一个在校长辞职后马上成立的、名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组织接管。其主席是商学院院长刘孔贵，他来自台湾。

　　刘教授我当然认识。但他不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来自文学院。我们的相识是因为彼此拥有一个共同兴趣：他喜欢钓鱼，我也很喜欢。因此，在南大执教时，我和他及几位行政部门的职员，常在星期天包租德士一起去汤申路上段的鱼池钓淡水鱼。

　　接受了临时行政委员会领导职权的初期，刘教授仍然像平时那样和我们一起去钓鱼。按理，在那风风雨雨时期，校务一片混乱，需要他处理。但他好像蛮不在乎，仍然悠闲地追逐他个人的兴趣，照常钓鱼去。

　　我还记得，有个星期天，正当他全神贯注、满怀兴奋的在池塘边，看着紧绷的鱼线，赶紧用双手抓着钓钩，准备把上钓的鱼儿拉起来的时候，他的太太突然乘着大学专车来找他。促他立刻赶回校园去。他太太说，临时行政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正等着他去主持一场紧急会议。在那紧急情况下，他连收拾鱼线都来不及，就被太太慌慌张张地拉走。害得我只好帮他收拾残局，然后把鱼具带回校园去给他。

端倪渐露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1964年的学年课程即将结束。每一位南大有经验的教学人员都知道，每年年底是决定他们明年教学命运的关头。

　　因为根据南大聘请条规，每位教学人员的聘约都必须在每年年底更新。更新合约的手续一般都是在11月左右进行。那些住在宿舍里获得续聘的老师，大学当局会派校工把新合约送到他们的宿舍去。

　　那一天，送信的校工骑着电单车送新合约到我的宿舍那栋楼时，刚好我在宿舍里。那信差从楼下送到楼上。我听见他敲响我对面那个单位的门。那是任教先修班的郭史翼老师的住所，过后那校工并没来敲我的门，就径直下楼去，开了摩托车离开。

　　第二天，谣言开始在教职员和学生间传播说，在明年度的新聘约中，有几位助教和一位讲师不获续聘。我心里明白，那位讲师不就是我吗？由此可见，倒霉的事又降临到我的身上了！

　　我没大惊小怪，照常去讲课。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休息时间，我照例去文学院右侧的康乐亭小咖啡店喝咖啡时，同学们都围着我探问实情。平时我在那里喝咖啡，学生们很少来和我闲聊，他们多数只是向我点点头打个招呼罢了。一般上，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的多数是老师。但在那几个星期里，情况完全变了，几乎没有一个老师敢靠近我。即使有的话，也装作不知道我面对的厄运，除了一位兼课的马来老师益山。他以间接的口吻在几位学生面前触及有关的事。

　　益山老师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在1962年编写教材工作上和我密切合作过。但他没料到在隔年（1963），他的兼职工作无故被中止了。他的空缺由一位完全没有教学经验的印尼华人接替。那件事引起学生不满，以致校方想召回益山老师，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把信息传给他。我闻讯，便向校方表示我可以帮忙。最后，我好不容易的乘巴士到甘榜马来由的乡村尾端，把消息传给益山。这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

　　但是，在那动荡不安的时刻，校园里布满了牛鬼蛇神的暗影。为了不牵连他人，我不想和他谈得太多，我只是简单的给他证实事情的真相，大家心里明白就够了。

　　世界在转变，是非与黑白都被颠倒了。一夜之间，校园里的一切事情都变得很不正常。一个忠于职守的讲师，可以被套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被迫离开校园。

真诚的示意

　　大约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书。我实在不明白，改组前，一份又一份所谓专家委员会的报告书里一再批评南大的教学水平不够、行政效率差。现在大学行政权控制在他们的手里，还美其名的说在进行改组，许多部门的负责人都换了人马，怎么工作效率还是那么差？

　　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现在也发现有全白的乌鸦），原来改组后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幸亏我是经过生活磨练的人。我已经锻炼得更灵活了，处事也更有弹性，不再过度依赖狭窄的教学生活空间。在一次又一次的压迫，和继续不断的人为打击下，经过多年的磨炼和个人的不懈努力，我已为自己选定一条生路。

　　在短时间里，大学行政部门换了一大批被安插进来的旧毕业生。他们之中有些是我认识的，但碰面时他们却假装没看见我，或者态度傲慢地不与我打招呼。我心里想：何必狐假虎威，只因短暂的得势就盛气凌人？等着瞧吧！

　　不过在那群人当中却有一人还和我有来往。他就是我在上面提过的舍监黄济复。

　　一天下午，我在旧餐厅里的合作社买些日用品时，济复突然从我背后走来，拍拍我的肩膀，带着另有含义的口气问我，“喂，怎样啦，老杨，已经准备好了吗？”然后眯起眼睛，用很奇怪的眼神看我。

　　“哈哈！早就准备好了，”我冷笑，我的回答是别有用意的。看见我的情绪并没有改变，他撅起嘴唇，耸耸肩表示无可奈何。从他的动作语言，我可以捕捉到他所要传达的信息。然后我们一同走回宿舍去。

　　不管我这位朋友当时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都不怪他。我知道他也不过是被当着廉价工具利用罢了。对我的事，我以为他已表现出同学间的真情。处在那样紧张的时刻，任何人与我接触都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他还是那么大方的和我一道走，我心中欣慰。

不是抗议不是妥协

　　南大校政的权力暂时由临时行政委员会接管。主席刘孔贵我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每天上下课我都必须从他的住所前经过。自从最后一次在鱼池边的经历后，他再也没有和我们一起去钓鱼了。南大庄校长被迫辞职后，他是受委执掌临时校务委员会大权的人，包括签发教学人员的新聘约。然而对于我的聘约问题，一天过一天，即使见面，他都装聋作哑，一点口风都不露。

　　到了第二个星期，我仍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于是我决定去找他查个究竟，反正大家都是鱼池旁的钓友，没什么好拘束。那是个傍晚时分，我走进他的家，他客气地请我坐下，但动作和平常去钓鱼时见到的大不一样，更像在演戏。他有意避开我被撤职的事不谈，故意把话题扯到钓鱼的课题上。他说，他最近很忙，没时间和我们一起去钓鱼。

　　我先耐心地听他讲，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招。他却不顾我的神情，继续七拉八扯地说他的话。眼看话不对口，我只好直截了当的对他说，“刘教授，老师们明年的聘约已经分发了，我却还没有收到。”

　　“是的，是的，你…你的问题不大。你可以写一封信来澄清，并提出你的要求，我可以帮你呈给有关当局，”他的话说得很不自然。

　　“刘教授，我不是来向你抗议或提出什么要求。我只是想知道，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根据什么理由不给我续聘？”

　　“啊，你的问题不太严重。你不必太过烦恼……。”

　　“我不会烦恼。不管是重要或不重要，我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你让我知道，我的聘约被中止，是不是因为我在校园内行为不检？”

　　“哦，不是，不是那个问题，”他一面说一面摇头。

　　“如果不是那个问题，那么是不是因为我的教学不好，被学生投诉？”

　　“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不关学生的事。”

　　“这也不是，那又不关，那到底是犯了什么过错，使我严重到被撤职？”

　　“那个…，那个……。”他两只眼睛直瞪着我，躲躲闪闪的说不成话。

　　“那个，那个…难道是政治问题？”我干脆代他说。

　　“正是，正是！”他如释重负。

　　“荒唐，简直是胡闹！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政治？哪里来的灵……？”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赶快插嘴，“别急，别急！你可以写信来上诉。”

　　“刘教授，谢谢你的好意。我今晚来拜会你的目的，不是要向你提出什么上诉不上诉的玩意儿。”

　　“如果那样，今后你就没有机会教书了，”他装作还要说服我的样子。

　　“天无绝人之路，机会到处都有。不教书，不是我个人的损失。我也不会饿死。学术研究工作，不一定要在校园里进行。请别误会，今晚我来见你，不是要来向你乞求，也不是有意向任何一方妥协。我是要来了解人家在这件事情上加给我的是什么罪名！”看到我的意志坚定，态度明确，刘教授再也说不下去了。至此我向他告辞。

　　几个星期后，也是我在南大主持了该年度最后一学期的马来文考试后，在无理受压的情况下，我带着愤慨的情绪，离开我亲爱的母校校园，坚决的要去推行另一项更繁重、更有意义的马来语词典编纂计划，并开创了一条对我后半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个人学术研究道路。

成为代罪羔羊

　　我没有搞过政治，也不曾参加过任何政党。我常常以自娱的语气和朋友开玩笑说，也许我天生有副政治脸，所以常常无缘无故的被牵扯入政治斗争的圈子。

　　关于政治活动，我要在这本回忆录里记录一件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但把我牵扯在内的政治笑话。

　　话说在1963年9月间举行的那场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执政党面对反对党、尤其是左翼政党如社会主义阵线的激烈竞争。反对党候选人中有很多是南大校友，包括一位在校时和我一起搞马来文的林焕文。在被提名为该届大选候选人之前，林是在南大担任现语系马来文助教。

　　我完全不知道林焕文是在什么时候参加反对党。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被推选为大选候选人。何况我自己没有兴趣参加政党，干吗需要去理那些事？但不知何故，在那场激烈的政党角逐议席竞争里，在我没有发觉的情况下，我竟然无故的被牵扯入政治圈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大选举行时，我刚从印尼回来约有一年，正埋首于教书和开始计划编纂词典。不料有一天，我在校外遇见一位老朋友。他见到我时，立刻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握住，嘴里不停的向我道贺。

　　“恭喜，恭喜！”他说。

　　我被搞到满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他无缘无故向我道贺。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祝贺我受聘为南大马来文讲师。但那件事已经过了很久，没理由到现在才来向我祝贺？

　　“老朋友，不必假装以为我不知道。目前南大校友中有几个像你那样当马来文讲师？”他继续说。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不明白，”我问他。

　　“外面消息传得很广，说你这次将会出来提名竞选。”

　　我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然后问他那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经他解释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谣传中说，在来届选举中，有一位南大马来文讲师，将以反对党的身分出来提名竞选。这样一来我就明白了，原来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林焕文。他当时确实是我的同事，不过职位是助教，被误为讲师。

　　焕文在这次竞选中确实是胜利了，但不久后他却宣布退党。如果焕文是觉得自己选错了门路，那么更不幸的是，当他“误入歧途”时，我却变成了他的代罪羔羊。但我明白，这场误会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我不过视它为生活中的小插曲罢了。

令人厌烦的骚扰

　　政治是件非常复杂和恼人的事，它又很缺乏人情味。任何人被牵扯上政治色彩，就很难摆脱种种令人厌烦的骚扰。

　　自从没根据的指我将充当反对党候选人，我就发觉有一位原本不曾和我来往的南大毕业生时常来缠我（在此我姑隐其名）。那个人的任务看来是在监视我的活动。他不时来向我问这问那。然而我有什么需要他“关心”？我知道他对我的接近是不友善的。

　　他后来获悉我在新加坡树胶公会工作，就跟踪到我的办事处去，最活跃的往往是在大选期间。虽然他装着像老朋友那样来和我聊天，但我知道他的背景。他常问我是不是准备参加竞选。这么愚蠢的问题实在令我啼笑皆非。我通常不给他正面回答，我故意不告诉他我真正的公民身份。因为我觉得一个存心不良的人、尤其是戴着假面具的大学同学，我没必要对他说实话。让他自作自受好了！

　　另外还有一件更加荒唐的事，那就是当我在新加坡树胶公会服务期间，除了做正常的秘书工作外，我集中精力进行我的词典编纂计划。有关方面的人（这次不是上述那个南大校友）又对我进行了另一场无中生有、令人发腻的骚乱。

　　那件事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有关。1965年，中华总商会计划出版一本《经济月刊》，正在物色编辑。有人无缘无故的把我牵扯进去，说我将转移到该月刊去。我自己完全不知请，是后来商会董事康振福（已故）先生请我吃饭时透露给我知道。他说有关的人怀疑商会要请我当月刊编辑，向他查问，他对那人说那是毫无根据的事，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提出申请。当康先生把事情告诉我时，我只好一笑置之。

　　康先生来自印尼。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尼话，但在书写方面比较弱。他对华文和华教问题非常热心。记得当他从林健生那里获悉我在树胶公会工作时，常常叫健生带我到他公司去吃午餐，闲谈时常常批评一些华人团体居然不采用华文作会议记录或通讯。有时也向我查问树胶公会的会议记录和书信是否用华文书写，我的回答当然不会使他失望。后来他常在联络所之类的社区组织里发表演讲，遇到需要用马来语讲话时，讲稿常叫我替他撰写。

　　再说先前那个南大校友的骚扰，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的全国大选。他还来找我麻烦。我感到自己年纪已高，没意思让他继续干扰，另外看他年纪比我小不了多少，行动却不很灵活，基于校友关系，最后我带点同情心的告诉他，我是马来西亚人。他听了“啊”的一声，直望着我。从此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过后我想，那人实在太愚蠢了，怎么不向有关机构翻查我的身份？

　　大约在两年前，我开始写这本马来文版回忆录的时候，我从华文报章卜告栏里得知这个人已经归天了。但愿他在阴间能够改邪归正，多做点好事。

（按：节录自《杨贵谊回忆录》第三章 〈20. 南大校园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