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笑有泪的云南园生活

3年11个月，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不是一段很长的旅途；然而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一段生活日子。

1962年，我考获了政府的高二离校文凭；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无意念完高三。为了要省一年学费，我自作聪明，投考南大现语系。成绩放榜，我考上了，欢喜若狂，准备进南大；可是我父亲极力反对。他知悉政府逮捕南大学生的事件；他预测暴风雨会到来，命令我去念英文黄昏班。我坚持进南大。我下决心要自力更生，不要父亲资助。

1963年，开学的日子到了，手上无钱，怎办？母亲和大哥把筹备的几百元交给我，我提着一个皮箱，告别了父母，从居銮乘火车到星加坡。

到了奎因街，我登上4号巴士往云南园去。巴士抵达旧餐厅；我看到一群群欢乐的男女同学登记入学或办理寄宿；而我却愁眉苦脸，徘徊在校园外。

入学要验证高三文凭，怎办？我拨长途电话向母校校长求情，发给我高三文凭。校长回答：“抵触独中条规；没修完高三，考获离校文凭也不能发！”。回头无路，怎么办？我向母校级任老师的丈夫鲁先生求助；鲁助教劝我读先修班。欲速而不达，赔了夫人又拆兵，奈何？我天真无邪，心头总想着半工半读。当时我多么羡慕那些在合作社任职的同学。僧多粥少，要在南大觅得一职或申请助学金，难如登天。

几百元在身上，缴了学费，存下无几。幸得同乡胡同学援助，给我住在他的房间；一间宿室住进五个人。早餐和午餐，我一片面包充饥。小餐厅订了一份晚餐和余同学共食。我吃不饱，我身体慢慢消瘦憔悴。余同学会取巧。他常常打‘游击战’，到旧餐厅享受丰富的早餐。他常讥笑我，问我为何那么忠直，又问我诚实一斤值多少。我在宿室啃面包，他在餐厅享受牛油和半熟蛋；有时还顺手牵羊，把奶酪收在床下发霉，然后才慢慢享受。余同学吃得肥又胖。有一次，一个同学下坡，晚餐位空着。我去填空。我低着头吃完饭，匆匆离去。我是不速之客，觉得羞怯。以后有空位，同学邀我去，我都婉绝了。

一天晚上，余同学和我打赌：三分鈡内吃完十粒鸡蛋；不可加浆料也不能连同开水一起吃。当时我很饿，在一分鈡内，我己呑了九粒熟蛋；余同学看得眼大大，急忙抢回仅存的一粒，放入他的口中。看到他的天真表情，我笑在心里。

读先修班的那年，我埋头苦读，希望拿到优越成绩，可以申请助学金。班上的同学常说，我会考到第一名。辛苦了一年，没看见成绩单；只被通知可以读一年级。我申请助学金的梦，又被粉碎了。

1963年尾，南大放长假。我和海山街一个姓吴的星加坡同学到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当抝铁杂工，工资五元。为了节省，我住在吴同学父亲的面房里。这陈旧简陋的组屋，座落在海山街的交界处；车声人声，终夜不停。清晨，我从海山街走路去工场，沿途经过牛车水；我坐在路旁的小木凳上，吃一角钱盐稀粥或炒米粉。

第一天工作，食堂老板娘看到我手脚细嫰洁白，不能熬过八小时。为了求学，为了理想，我咬着牙苦干；非但称职，还比普通杂工强。工作了几天，我变成了小黑人。食堂老板娘渐渐发现我的食量大(午餐一人一元，菜有限量，饭却自由吃)。我早餐吃不饱，午餐吃上三四碗。老板娘心疼，但她不敢阻止我；这是她订的条规。看到她的悔恨表情，我暗中发笑；谁教你看轻我？工作了三个月，存了六十大元。我离开工地，告别了吴家，回到云南园。

1964年，东筹西借，交了第一学期学费，手上已没有分文。漫长的365天的日子，怎么挨过？第一天上课，我父亲就要我停学，并托人为我找工作。第一次作文课，黄六平教授要我们当场写一篇文章，题材自选。我下笔如行云流水；我叙述进南大的愿望和困境。交上作文，黄教授看了被感动，愿意为我寻找工读生职位。一周后，图书馆主任要我去面试；我被选用了。辅助金每月六十元。当晚我乘火车赶回家乡报告喜讯，卧病的母亲听了也欢笑。

图书馆的工作很轻松，整理书本，填写编号，排列和分类。这段日子在云南园生活得很愉快；除了上课和工作，晚上我还有时间到南大图书馆笫一阅览室和同学们一起温习功课。有时还逛逛云南园和南大湖。

好景不长在，不久暴风雨来临；南大当局开除了两百多个同学和教职员。那时我担任中文学会理事，负责年刊校对。据说凡参加学生会和学会的同学都可能收到开除信。这次我很幸运，没收到开除信件。不过那个学生，他常常拿着一个草包的学生来找我，要我签‘悔过书’。我不想签；没做坏事为何须悔过？当理事是犯法的吗？这个草包学生硬要我签。只要平安没灾难就好了，我连悔过书的内容都没看清楚，我糊里糊涂地签了。

不久南大改组，图书馆人事更动。一天下午我到图书馆上班时，看到一些桌椅空着，后来得知那些忠於职守的旧职员被开除了。那天，我看到一个新来的‘理学士’，咀里咬着一根烟，坐在椅子上揺头听歌。几天后，我和其他同学那样，收到警告信。一周后，主宰我们命运的理学士召见我，他说我参加非法活动，校方欲解聘我。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上一句话，我离开了图书馆。失去了工作，我又面临辍学之苦。教授们同情我，劝我写封信去表白。那时，我写好了一封信欲呈上求情；想到自己没参加非法活动，为何要求情？一气之下，我把信撕了。

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不敢向母亲和大哥要钱。有一天，捎来了喜訉。一个教授要找人打讲义；由於求职心切，我不加思考，就答应一试。一叠讲稿到手，打一张，酬劳五角。我从来没打过英文讲义，又没有打字机，怎办？那时我住在红毛丹园，同房吴同学知道我焦急，他下坡找了一个旧打字机交给我。我用一只食指缓慢选字，可是我连控制打字机都不会，怎样打稿？吴同学看到我在发呆，他坐在我身旁，教我操作。也不行；打三行，错二行。吴同学看了，他放下课本，为我打稿到深夜。明晨，我把三张讲义送去交货；稿件悉数被退回。打稿的生意告吹。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个印尼华人旧友，他驶船载货来到星加坡。他得知我的困境，筹了点钱为我解急。后来这个朋友生意失败，我还要设法帮他。

天无绝人之路，住在茅屋里的一群同学，知道我没钱交学费，筹足了借给我。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一个学期。 1965年，南大在改组。学生分成亲政府和保护南大两大阵营(当然还有许多中立的同学)。吴同学被怀疑是当权派的情报员；他被保校的同学责骂和排斥。有一次，他被一群保校同学包围漫骂；我看了不知如何帮忙他。在职工大厦建筑工地工作的三个月里，他每晚送来免费的晩餐。如今他有难，不能见死不救。在危急时，我走进人群，以我的人格担保他的清白。我淸贫如洗，但我人格在当年还值钱；一听到我以人格担保，保校的朋友，不再攻击他。离校后，听说他在官场任职。由於我的驱逐出境令，彼此无法见面。几拾年未见，吴君可好？希望我们在云南园的同窗旧情，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65年，我登广告寻找家庭补习工作；很快被四个家庭聘请当补习老师。每周下坡教补习四次。有时在同学上课时，我逃课下坡去教补习；晩上同学们都入了梦乡，我才绕着山岗，回到黑暗的茅屋去(当时我住在理学院对面的板屋)。平日忙碌，除了上课和教补习，根本没时间温习南大的功课。到了考试前两个星期，我停止教补习；利用两周时间温习功课，往往是日夜不停地埋头苦读。有一学期，我住在校外，晩上板屋的火水灯不够亮，我常到商学院楼上夜读到深夜。那一次，为了应考法通，我读到天明；然后空着肚子赴考场。我眼前一片迷朦，写完了试题，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许多补习的家庭中，一个做模型生意的林夫妇对我特别好。每次傍晩我为他孩子补习完课后，林太太准备了丰富的晚餐请我吃。每月补习费特别早发。我由於操劳过度，往往在书房为他孩子补习时，昏沉欲睡；他们看了没责怪我。或许，这位慈善的模型商人，从我的衣着和瘦弱的身躯，知道我是一个穷苦的学生。可惜我是不告而别；也无法告别。但愿有生之年能和林家相遇，向林家道谢。

理学院对面的宿室，离开旧餐厅巴士站，路途遥远；夜间行走诸多不便。后来我搬去宿室和数学系的林同学住在一起。林同学善写书法，生活有规律，晚上早睡。我半夜回来，还要开灯操作，弄到林同学用被盖头才能睡。现在想起，当时不该折磿他；希望有机会，向他道歉。

1966年，我和同班的叶同学住在宿舍。两年来我日夜奔波，消瘦的如病人；也患了神经衰弱症，常失眠。叶同学精神饱满，个子虽瘦小，但在运动场上他是长气袋。当年校方举行第一次运动会，我们相约参加长跑。我半途退出，他非但跑完全程，还得奬；真羡慕人。当年我根本没时间运动，要是我不半途退场，可能倒毙现场。

1966年尾，南大大事改组，从校方行政理事会到学生学会。亲政府的学生欲控制学会。当年学会理事竞选剧烈。我们班上五个同学被那个草包学生提名竞选中文学会理事。我们都反对竞选，尤其叶同学和我。这个草包学生行动奇怪。去年王赓武报告书出现，九个学会联合呈上‘意见书’给校方；学会理事被判非法活动，违反校规。当时这个草包学生拿了‘悔过书’要我签。起初我反对签。后来为了不被开除，我签了。以前当理事违反校规，如今这个草包学生又逼我们出来竞选理事；什么计谋？我心不服，我也曾经答应母亲、大哥不再当理事。我立场坚定；要退出竞选。可是这草包学生大权在手，一意孤行。结果，我们五个被逼参选的同学都中选。我坚决欲退出理事职位，叶同学也赞成退出。然而草包学生不理会我们的请辞。一气之下，叶同学和我走去和草包学生辩争。最终，我和叶同学退出了理事会；这一场争骂，种下了后患。

1966年十月尾，大人物来到南大新图书馆，主持开幕礼。一群同学和平游行，冒犯了大人物(叶同学和我都不在场)。

1966年11月16日傍晚，叶同学和我在宿舍做功课。突然有人唤我们的名字，说我们被开除学籍。叶同学和我奔去图书馆，布告栏出现了五十个被开除同学的名字。叶同学和我是其中两个。开除的理由是：“罢课，涂写标语，参加非法活动；经过校长劝告仍然不听。”

1966年11月17日清晨五时，军警围堵学生宿舍。叶同学和我在宿舍被逮捕。我们被扣上手铐，和其余六个同学被押进女皇镇监狱。叶同学和我被个别囚禁在四楼囚房。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都被叫去问话。早上或下午，只有短暂的活动时间；其他时间我都被幽禁在房中。有一天中午，几十个囚犯被命令集合在大厅。每人一纸一笔，写你要写的；寄去你意想中能帮你的人。

1966年11月18日下午，我躺在监牢床上；我想着家乡，我也想念我的补习学生。突然间，我的牢房门开了。我被命令到职员室去签收信件。走到职员室，我站了片刻；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望了我一眼，他把信开了，念了几句，然后抬头对我说：“这是驱逐出境令，”接着他又大声地警告说：“你永远被禁止入星加坡。”当我听到永远不能进入星加坡时，我的冷汗直流。我悲哀地，缓慢地问：“为……什么……不……给我……来星加坡？我……的女……朋友住……在星加坡。”

“快签收！别浪费时间。”职员命令我。他斜视我一眼，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用颤动着的手，签收了信。

从职员室走出来，我好似一个被逮捕的受伤战犯，往断头台走去。在短短的三天里，我被开除学籍，押入牢狱；如今又用驱逐令来折磨我。我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当我走过叶同学的囚房，他站在牢房洞口问：“什……么事？”我有气无力地答：“我……将……永远被……禁止来……你的……国家。”叶同学用沙哑的声音安慰我。整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我仿佛看到亚兰站在长堤对岸，向我挥手道别。我回忆那些和她走在海滨，微风扑面的夜晚。我留恋她院子里我们常坐在一起的千秋。我留念狮城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

1966年11月24日早晨。当叶同学听到他父母来探监，他高兴的跑去会面室。20分鈡回来，他抱头痛哭；我用嘶哑的声音问：“什……么……事？”叶同学沉着气说：“我和你是……十个……重要人物中的……最重要两个；父母不准来……探监；害得……我父母……天天在……监牢外……痛哭！”我看到叶同学悲痛的脸，我很内疚；我想，如果他没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退出学会理事职位，也许不会有如此悲惨的遭遇。

牢房一天如一年。我们天天盼望被释放的消息。笫六天，其他同学都被释放了；监牢里再也听不到悲壮的歌声。

1966年11月26日中午，当叶同学听到我被释放，他马上悲喜交集，脸色苍白。他站在牢房边向我挥手道别。我不舍得离开他；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我留念地多望他几眼；因为我们以后永远无法见面了。临走时，我把一包饼干放在他的牢房外。我用抖动的声音安慰他。我默默地祝福他；希望他能以瘦弱的身子，战胜那漫漫的长夜。

1966年11月26日，夜幕低垂。狮城的天空飘着细雨。我手中握着那张星加坡政府赠送并限时要我离开星加坡的火车票；我匆匆忙忙往火车站走去。当火车开动时，我和亚兰站在月台边，相对无言。一阵悠长的笛声，划破了沉静的夜空。火车开始移动了；我用颤抖着的手和亚兰握别。火车越走越快，我跳上了火车。亚兰快步地跟着火车。我站在火车门边，看到亚兰脸色沉重，她不断地向我挥手。

“再……见……”我说

“再……。”她低着头，她挥着手；她那修长的头发在晩风中飘摇……。

无情的火车，载着我；离开了我居住了四年的地方。

火车越过长堤。我呆呆地站在车门旁边，我寻找亚兰的身影；只见那孤寂的弯月，飘浮在黑沉沉的夜空。

(7.7.2013)
作者注：内容大部分节录自《痛苦的大学生活回忆录》
刊登于《南洋商报·学府春秋》(24.1.1984-18.2.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