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我是一名照相员

1968年我离开了南亚港，站在摩多船舱上，我望着茫茫的大海。我要到那里去？我没有家，如果回到家乡，失业的日子更难挨。摩多船经过三、四小时的行驶来到章义码头。码头旁边放了一张小桌子，两名移民官员在检査船客护照。我站在一旁覌看了一阵。我是否能过关？回头无路，奈何？我的手冒着冷汗把我的州籍民护照呈上；女移民官翻査一下，看到有往日长堤通关记录。我过关了。

我跟着人群登上公交车到仰光路二哥的照相馆去。隔日二哥为我准备了摄影工具。我背着相机和一个大型闪光灯。我到普奇街(Bugis Street)当摄影员。这条街的双性人很特色，个子高大，打扮鲜艳。服装变化多姿。外国酒客坐在街边桌上喝酒覌赏“美女”。酒客高兴时会把“美女”抱在怀中拍照。

我用的相机是即刻交货的 Polaroid。每张四元(盈利五十巴仙)。20秒交货。在这条街已有几个照相员；开始他们不注意我。後来我的拍照次数多了，他们走来警告：“小弟，这条街的照相生意是我们搞起来的，你插个脚进来会影响我们的生意，你还是到别处找吃吧。”

“那里可以谋生？”我问。

“Sembawang。”他说。

这是我最後一夜在普奇街拍照了。我珍惜这最后一夜。我从街头到街尾。逗酒客拍照。当晚是周末夜，游客很多。在转角处，一台坐上十个酒客。一对英国夫妇邀我拍全体照。我把拍好的两张照片呈上，他给了我50元。我没钱找。我拿了50元，到处兑换，没人愿帮我。那时我肚子又饿，吃碗面找了钱才去寻找那对英囯夫妇吧。吃了面，找了钱，当我回到桌上时，那对英囯夫妇离开了。我到处寻找；看不到他们的踪影。我手中握着42元；我心很内疚。我怎么可以欺骗这对善良的英国夫妇。整个晩上，我心不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骗人！

隔天晩上我来到海军街(Sembawang)。这里有五十多间酒吧。船来的时候整条街挤满了水兵。海军街是九流三教出没的地带，只要不闹事，不欺诈，什么生意都可以摆卖。这里常有警探巡街。我是不速之客；深恐被认出。我的古老近视眼镜套上了墨镜顿时我成了“姑爷仔”。我走进一个个酒吧，黑沉沉的，人潮汹涌，酒昧熏天。平日生意冷淡，海军船到(大部分是美国船)，生意兴旺。有时英国船也泊岸；如果英美海军船同时抵达，整条海军街人潮汹涌，照相生意旺盛。

我在海军街谋生度过了两周。两周来平安无事。第三周，一天晩上深夜时分；我踏入酒吧，这酒吧黑沉沉。我看到一个年靑瘦弱的吧女，坐在一个个子高大的水兵旁边。这个酒醉水兵欲强吻这吧女，吧女拒绝；我看到这吧女可怜，水兵不放手。我驱前劝水兵别强迫她。这水兵暴跳，挥牶击来；我的近视眼镜应声而落。吧女呼救；一群照相员冲来追打水兵。一时整条海军街动乱起来。为了避开警员追查。我奔去车站，乘巴土离开海军街。

结束了海军街的照相生意。我要到那里去？狮城有许多大夜总会；照相生意都给人承包了。没有来头，大型夜总会没法进入。

往外发展吧。我乘火车去吉隆坡，住在一个同乡亲戚的家。白天我寻找工作，晩上到东方夜总会拍照。东方夜总会是平民夜总会；有旅店和中餐馆。老板是郑先生。他看到我鼻梁上挂着一副古老的近视眼镜；他同情我，给我免费入内拍照。就这样我在东方夜总会工作了几个月。一天晩上，一个黑道老板名叫彼德唤我到夜总会花园拍照。拍了一张彼德瞪着眼骂道：“这样的照片也敢交货！”彼德说着将照片撕碎。我再补上一张。他看了又骂道：“不好看！为什么拍得我这样丑?!”“你的相貌是这样；我那有方法改变？”我反驳他。彼德暴跳，他起脚要踢我的相机。夜总会领班奔来劝我离开。他说这人是恶霸，身上藏着手枪。

离开了东方夜总会，我到吉隆坡各酒吧和‘爱之歌’夜总会去。‘爱之歌’在暗邦路；夜总会虽狭小，里面应有尽有；当年‘爱之歌’是吉隆坡唯一可以表演脱衣舞的一间夜总会。当年红歌星姚苏蓉也来献唱；听说她唱一首歌筹劳费一千元。一晩唱五首歌筹额五千。当年五千元是一个大数目。

在‘爱之歌’的拍照生意不理想。我到罗敏申夜总会去。1969年罗敏申是最有名气的。设有歌台，舞池和中餐部。酒客用餐之后(通常是十点後)关灯转入舞厅；酒客边用餐边歌舞其乐融融。除了舞池灯光特色，有时也有闻名的大型歌舞团前来表演助兴。当年红歌星陈芬兰来演唱；樱花是驻唱红歌星。後来夜总会徐经理也把香港年青(18岁)的徐小凤聘请来驻唱。徐小凤初唱当晩；徐经理要我为小凤拍照(记得拍了两张照，我不敢向徐经理收费)。

平日我只埋头干活；从来不开眼注视人。我连罗敏申夜总会老板李延年先生都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先生唤我为他的朋友拍照并吩咐我去向徐经理收钱。我觉得怪异，酒客拍照为何要我向经理收款；我不愿去；坚持要李先生付款。李先生一气之下把我骂了一顿。後来周领班告诉我说我撞了祸，得罪了大老板。我想我的照相生意将‘完蛋’了；从今以後老板必禁止我在他的夜总会拍照。出乎意料；幸得贵人心胸大量；他没有把我赶出夜总会。这事件以後我非常尊敬李延年先生。

一年来在罗敏申夜总会拍照生意不错。後来我又扩大版图。我到吉隆坡最高尚的餐厅 Lecodor 去拍照。经理林先生，他没有条件给我进去拍照。这里食客大部份是上流社会人物，欧美人是常客。为了不失体面我也结上领带，有时也穿上大衣。徍节来临；尤其是阳历新年和圣诞节；餐厅坐满人，他们唱歌跳舞，兴致来时唤我拍照留念。

好景不长，1969年513暴乱发生后。吉隆坡实行戒严令；夜总会和餐厅生意一落千丈；我的拍照生意深受打击。夜总会拍照生意已无法维持我的生活。幸得八打灵亲戚安排我到他的建筑工场当打杂工人。我驾斗车，驾无牌啰哩运载建筑材料。

有一天我在栈房拆天面旧木条；建筑公司何老板驾着马西地走过。他看到我这个戴眼镜的杂工；他停了车问我：“听说你读了很多书；你当杂工不适合；你要当财库(site clerk) 吗？”

我一口答应。隔日我到何先生的董事经理室；他签了聘请书；我成了建筑公司职员。从此我在建筑界打滚了几十年。如果不是何先生提拔我；我可能会在失业急浪中浮沉一段日子；当年欲觅一职实在不易。

何先生是建筑工程师；平日脸貌威严但内心慈和。何先生近年体弱多病。

今年初，我约了一班旧同事去探望何先生。何先生年龄虽高，提起往事，记忆犹新。

我请何老板吃午餐以表达我对何老板当年提拔我的谢意。分手时何先生和爱妻向我道谢微笑；我好似得到了世上最珍贵的回报。

(11.1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