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与南洋大学

陈六使(1897-1972)

家世与事业

陈六使，原籍福建厦门集美，1897年农历五月八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以务农及捕鱼为业，生有文倚、文寝、文确、科斗、文知、六使和文章七个儿子。

1902年，六使5岁时，父母由于操劳过度，贫病交加而先后病逝。兄弟七人在兄长的带领和扶养下过着艰辛的生活。六使和文章幼年时还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念过书。后来文确和科斗兄弟在亲友帮助下出洋谋生。

1916年，陈六使在兄长的资助下也到了马来亚，先在陈嘉庚谦益橡胶公司属下的一个橡胶园工作。由于陈六使在集美学校念过书，有些文化知识，且年轻干练，工作认真负责，半年后，得到陈嘉庚的赏识，改派他到新加坡的一间橡胶厂工作，并逐步担任了一方面的领导职务。

陈六使在谦益公司工作了9年。这9年既是他熟悉华人社会和工商业，学习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时期，也是他的工作才能得到锻炼和初步发挥，与广大工商界进行联系，积累了一定知识和经验的时期，为他后来自己创办经营企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3年，陈六使兄弟合资自创了一家联和橡胶公司，请人任经理，但不到一年，即亏损大半，后派七弟文章主持。不久，陈六使辞去陈嘉庚公司职务，参加联和公司的经营。

1924年，陈六使和兄文确又合资自创了一家橡胶公司，为了表示感谢陈嘉庚对他的培养，把公司命名为益和，由陈六使任总经理。益和公司创办初期，曾碰到不少困难。

1929年又受经济危机影响，经营不很顺利。但由于他精明干练，充分利用了他过去所取得的经验和与中外工商业界的联系，使公司业务逐步取得了发展。20年代中后期，益和公司已被列为著名的新、马橡胶企业之一了。

1938年，陈六使又把公司业务扩展至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及越南等地。日寇侵占东南亚以后，公司业务一度停顿，遭到不少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六使即着手恢复公司企业。随着新加坡、马来亚及世界各地经济的复苏和建设的发展，陈六使的益和橡胶公司和李光前的南益橡胶公司成为当地“执新、马胶业牛耳的两家最大橡胶企业”。在此期间，陈六使先后创办或合资经营的主要企业有协和橡胶有限公司、亚洲联合企业公司、亚洲保险有限公司、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大石水泥有限公司、马来亚纸制品厂、合众纸厂、陈永义私人有限公司等。他先后担任上述一些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的则由其子管理经营。此外，陈六使在金融业中也有一定的资本和地位，曾任新加坡华侨银行董事、香澳集友银行董事会主席等，成了东南亚地区著名的华人企业家。

社团文教活动

陈六使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华人企业家，而且也是一位热爱中华文化及教育事业，积极参加新加坡华人社团活动的领袖。30年代，在陈嘉庚的思想言行影响下，他积极支持陈嘉庚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及当地社团和文教事业。1933年，陈嘉庚企业经营遭到困难，向友好劝募集美学校经费，陈文确兄弟每月捐助五百元(当时中国币)。

1936年，陈嘉庚为厦门大学集资十六万元，买四百亩橡胶园，以其收益作为厦门大学基金，其中陈六使捐助五万元。“七七”抗战爆发后，厦门集美等地遭受日寇轰炸，1939年陈嘉庚发动南洋集美学校校友，捐募二百万元作为集美学校基金。校友陈六使托上海华侨银行代购公债券一百万元捐助，其利息每年六十一万元作集美学校基金。这些行动表现他热心支助陈嘉庚兴办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同安会馆等社团活动，对各社团兴办的文教慈善福利事业作过不少捐助。如1939年，在陈嘉庚倡议下，中华总商会筹建中华大会堂及图书馆，需费廿多万元，陈六使(商会委员之一)认捐了四分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中国的抗日战争，积极响应和支持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各项抗日捐款的救国活动及当地民防工作。1937年，陈六使担任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之职，1941年，又被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他和正会长及其他委员一道，齐心协力，为促进华商、华教及各种公益事业，维护华商的正当权益，及进行抗日救国捐献活动而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1942年1月，鉴于日寇侵略东南亚在即，陈嘉庚和陈六使商谈了应变事宜。1月16日，陈嘉庚又致函陈六使，谈及战事甚危险，嘱他将款汇存中国。待“抗战胜利后，再招多少，可在福建省或在厦门，开一福建兴业银行，然后由此银行发起招股，创办轮船公司、保险公司、或闽南铁路、安溪铁矿及石灰厂与其他有关民生事业。不但帮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南洋闽侨，方有投资中国之机会，吾侨有志裨益乡土，舍是莫可为功。”陈六使接受了陈嘉庚这个建议，先后两次共汇回中国七百万元，并且交代：“集美学校如需用，可以支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立即开展恢复中华总商会的活动。而且鉴于日寇南侵后，侨汇业中断，使福建不少侨属无法得到生活上的接济，因此，战后初期，他积极协助恢复侨汇业工作，使海外华人与祖国乡人亲戚重新取得联系。1948年，他再次当选为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战后，陈六使始终积极支持陈嘉庚所进行的建设家乡的活动。他是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的积极赞助人之一。

1949年4月，陈嘉庚应中国的邀请，返回中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当时，担任福建会馆副主席的陈六使主持召开了欢送陈嘉庚回国大会，并致了热烈的欢送词。

陈六使在祝词中高度赞扬了陈嘉庚一生对国家和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后说：“今日吾侨之欢送会，当有重大之希望。尤其希望陈嘉庚先生能在政治安定下，对吾福建之工业应如何建设，矿产应如何开采，道路应如何修筑，商业应如何发展，计划一切，作一领导者，指示吾侨。使吾侨竭尽财力以追随陈先生左右，众志成城，以冀实现陈先生之计划。”

争取公民权利

1950年，他被选为中华总商会会长。由于战后英国殖民者妄图重占新加坡和马来亚作为它的殖民地，剥夺当地人民及广大华人的公民权利，因此，他任会长后，首先率领和团结广大华人社团及其领袖开展争取华人公民合法权利的斗争。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发动一次示威游行，指责英国殖民主义剥削新、马人民，在日寇侵占时，不保护而逃之夭夭，致使当地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并提出当地人民应拥有公民权的正当主张。同时他还具函英国当局，为当地华裔争取永远公民权利。

1953年，他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当地制宪委员会主席英殖民当局代表林爵士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在谈判中，他始终坚持立场，表达和代表广大华人的愿望。

经过种种斗争，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一成就，常为广大华社所乐道。

1950年，陈六使会同李光前的南益橡胶公司等组织了马来西亚橡胶公会，并被举为该会主席。同年，陈嘉庚返回中国即由陈六使继任福建会馆主席。他继承和发扬了陈嘉庚团结华裔与热心华教、华社福利等优良传统，积极发展福建会馆会务，使它成为拥有数千万元产业的著名华团。他还担任该会馆属下主办的南侨女中、光华学校、爱同学校、崇福学校和道南学校的董事长。在他领导下，积极扩展兴建校舍，1955年崇福学校新建了六层的教学大楼。从而推动了华人文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陈六使对东南亚地区的教育及慈善福利事业慷慨资助。1950年，马来亚大学成立，3月15日，他捐助三十万元叻币作为该校基金。1951年，新加坡建立一所防痨医院，他发动福建会馆董事们共捐助廿多万元。1957年，他到泰国曼谷视察公司业务，捐献五十万铢给当地福建会馆作为发展华校的基金。他还担任了陈嘉庚创办的历史悠久的新加坡南洋商报董事长。在他关心资助及领导下，南洋商报在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与当地人民友好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担任了同安会馆、导侨学校、怡和轩俱乐部等不少社团的主席或名誉主席等职务，对华人社团公益事业建树良多。

倡建南洋大学

陈六使对维护中华文化，发展华人文教事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倡建了东南亚以至海外第一间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陈六使倡建南洋大学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企图维护其对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47年，英殖民当局即发表了有关教育政策及有关教科书的规定。“举凡足以阻遏华语教育之生机者，议院无不一一通过。”1951年，马来亚联合邦商业法令更规定商业簿记一律采用英文和马来文，不准用中文。“步步逼人并欲造成环境，沦华文于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战后，华裔人口增加，但是华文教育，华校学生却没有相对增加，甚至反而减少。

陈六使感到“处兹状况之下，我新马华人低眉相争，负手彷徨，诚不知明日命运又将何似？”他呼吁：“我今日三百余万新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于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的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余每振独及此，心中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希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新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有日矣。”这些铿锵有力，出自肺腑之言，表达了陈六使，也表达了广大华人维护中华文化的强烈感情和愿望。

第二，中华民族是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爱好和平的民族，千百年来广大华侨移居海外，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展建设，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及文化教育的发展都作过贡献，华人在当地文化教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陈六使在1954年8月欢宴世界各国青年的会上致词说：“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来说，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而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传统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全南洋群岛一千六百余万华人，为保障并发展母语教育，为维护伟大的中华文化，不可无南洋大学；为传播中华和平的文化，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事业，也不能无南洋大学。”

陈六使在为南洋大学建校举行奠基典礼时庄严宣告：“我们是在这块荒土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这些思想言行在当时及后来的华人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三，陈六使在多次阐述创建南洋大学宗旨时都强调指出，创办南洋大学，足以协助政府，足以协助新马提高当地人民的知识和能力。华人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可说是完全在于共谋新马的进步和发展，不仅是维护华人固有的文化，也是适应新马建设发展的需要。“华人文化不能长有，则无法协助维护本邦，”“为培养高级人才服务地方，也不能无南洋大学。”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召集了福建会馆理、监事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分析了新、马华文教育状况及未来华人前途后，提出必须兴办一所华人大学。他表示愿竭全力，与广大社群合作，共观厥成，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并立即宣布捐款五百万元。在世界华人史上，下如此大决心，捐如此巨款，在海外建一华人大学，是前所未有的。

他的言行在新、马华人社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和鼓舞。一时拥护之声四起，许多华团或个人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全力支持。同年2月10日，马来亚和新加坡二百九十七个主要华人社团派代表推举陈六使和十二大华团共同组成了“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陈六使任主席，福建会馆带头决定捐五百英亩土地作为兴建南洋大学的校址。接着新、马各地纷纷成立了“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分会”，筹募建校基金，整个华人社会掀起踊跃捐款的热潮，从殷商巨贾至劳动阶层，从几十万元到小学生节约的几分零用钱，集腋成裘，以促其成。这种由社团以至个人，从城市到乡村，无不闻风而起，一致拥护，争相捐献的义举，为南洋华人兴学历史所仅见。

广大华裔如此热烈地响应和行动，更坚定了陈六使坚决兴办南洋大学的决心。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或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贸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土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

经过3年多的筹建，南洋大学于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庄严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这确实代表了广大华人的心声。

付心血十二年

从1953年至1964年间，陈六使一直担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这12年间，他为南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对校舍的建筑、师资的聘请、科研仪器、图书资料、教学质量及学生的学位、师生福利及文体生活等都付出了心血。正如南洋大学学生会在贺陈六使60寿辰的信中说：“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先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久远。”

1964年，陈六使由于年迈，当局对南大的行政教学等问题也在讨论改组。为了南洋大学的发展，他以“功成、名遂、身退”，而辞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辞职后，他继续为南洋大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南洋大学从1953年创办至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止的廿多年间，在东南亚各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人才。不少人后来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分布在东南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香港等地的大学、学术机构、和企业中工作；不少人还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政府机构，华人政党和社团及企业中担任骨干或领导职务，为当地的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而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实现了陈六使本人当初创办南洋大学时立下的维护华人文化及培养当地建设人才的宗旨。

心脏病发去世

1972年9月12日，陈六使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76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界对他的逝世，深感沉痛和惋惜。他们为陈六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出殡时，参加执拂送葬者达六千余人。他们一致指出：“陈氏对教育和慈善事业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的逝世也是社会的大损失，”尽管60年代中，他因某些原因被取消了新加坡公民资格，但他们指出，“陈六使当年提出要求当地人民需拥有公民权，同时参与政治，陈氏这一行动，使英国当局再也不能将新、马人民当作牛马，这是六使先生的功劳。”

1972年9月14日，南洋大学理事会决定在南大校园内为他建立一铜像，以纪念他的功绩。1974年6月15日举行铜像安置礼，陈氏家属并即席献捐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不少挽联对他的一生都作了很好的概括与评价，其中二幅云：

兴创学府，树业树人，期他日社会栋梁，出诸南大。
领袖群伦，立言立德，为今朝风流人物，还看同安。

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
白手成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

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五届理事会的哀悼信中说：“回溯陈先生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苦心，任劳任怨，奔走筹款，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段光辉灿烂的奋斗史，令人难以忘怀。南洋大学之有今日的成就，陈先生贡献孔巨。”

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于1980年4月11日致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信中，对“为南洋大学的创办出钱出力作出过贡献的东南亚比较老一辈的华人”——创办南洋大学所作的捐献表示敬意。

1982年2月，福建会馆决定为陈嘉庚、李光前和陈六使三人建立铜像，以纪念他们的功绩。

陈六使夫人蔡秀瑷，子陈永新、陈永义、陈永汉、陈永顺、陈永华、陈永森、女陈俊英等人都已成家立业，有的继承父业，有的创办经营各种企业公司，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界及社团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原载1990年1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