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大马华教史梳理趋势

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历史比较系统化的梳理，始于1980年代初。这与两位当时刚加入董教总阵营的年轻博士有关系。

庄迪君于1983年加入教总领导层后，充分利用教总档案室资源，动员一批年轻人整理分析资料，在1984年以“教育研究中心”名义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华文教育史料》，可说是开风气之先。

几乎在同一时候，被林晃昇引进董总的柯嘉逊，进入这个华教机构后也开始研究华教历史，在1985年出版了英文著作 The Chinese Schools of Malaysia: A Protean Saga（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把华文教育奋斗事迹介绍到非华文社会去，“英文人”可谓充份发挥所长。

紧接着他们的努力，在陆庭谕老师带领下，教总在1985年开展了编辑《教总33年》（李亚遨主编）的大工程。这项工程耗时两年，于1987年大功告成。同年稍迟，董总也完成了《董总卅年》的计划。至此，战后华教运动的文献根据已基本上确立下来。

80年代修史：为了辨正与抗争

华教人士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重视华教历史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时，513事件才过去10多年，在事件中得逞而居上位的种族主义者，正在张牙舞爪、作威作福，不遗余力地推进他们的单元主义议程。那时候，华小音乐课曾被要求唱50%马来文翻译歌曲，华小集会被指示只能用国语，三保山要被铲平，叶亚来开辟吉隆坡的历史地位被否定。

可是，有压力就有反弹。历史成了华教运动辨正、抗争的武器。辨正与抗争，成了必须修撰历史的强大动力。

因为具有辨正抗争性质，记得《教总33年》1987年面世时，是静悄悄的，完全不敢声扬。当时教总负责人顾虑到这是华人社会反对单元主义教育政策的集大成的文献证据，政府或有行动，因此要尽快把书分发出去，免得被没收扣押，白费心血。

无论如何，这件事终于没有发生，虽然出版后不久即碰上“茅草行动”大逮捕，董教总领袖林晃昇、沈慕羽、庄迪君都锒铛入狱。

回顾从1980年至今的华教历史纂修工作，我们看到一个广化深化的趋势。在教总、董总相继完成了组织历史的文献资料梳理后，因为林连玉逝世、沈慕羽退休，出现了对于他们个人的资料搜集及研究工作，编辑了多本与这两位华教巨人有关的书籍。

由林连玉基金出版的林连玉系列丛书，包括了李亚遨主编的林连玉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上册1988，下册1990）、《林梁公案》（1988）、《林连玉公民权案》（1990）、《族魂林连玉》（1991）等。

由教总属下的沈慕羽出版基金出版的沈慕羽资料汇编，包括了廖文辉主编的《沈慕羽翰墨集》（1995）、《石在火不灭：语文运动、团结运动、茅草行动》（1996）、《沈慕羽事迹系年》（1997）、《沈慕羽言论集》（1998）等。

在组织史、人物史之后，郑良树教授一套四册、120万言、内容涵盖18世纪末至公元2000年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出来了。这套巨著的第一分册于1998出版，最后即第四分册于2003出版。顾名思义，这是华教史的宏观叙述。

这套书的意义，诚如郑教授在推介礼上所说，“为本地华文教育撰写史书已经有开路先锋，不过，全面且详细地为华文教育发展撰写的历史至今未有，所以，这本花费了30多年细心搜集资料的书可在这方面补足。”

完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后，郑教授继续对林连玉的研究，出版了《林连玉言论集》（2003）和《林连玉评传》（2005）。与此同时，廖文辉也一口气出了两本书：《华校教总及其人物》（2006）和《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2007）。而李亚遨主编的《图说沈慕羽》（2008）也及时地在沈慕羽先生去世之前面世。

新千禧年：个别学校校史整理

无论如何，伴随新千禧年出现的华教史书写的新趋势却是个别学校的校史整理。带头示范的毫无意外是马新华校的龙头大哥——南洋大学。

由李业霖先生主持的南大校史纂修工作，成果硕棒，于2002年出版了《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2004年再接再厉出版了《南洋大学史论集：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

在南大之后有所行动的学校，是新山宽柔中学，2005年出版了郑良树和安焕然合著的《宽柔纪事本末》，2006年又出版了郑良树主编的《宽柔论集》。另外，钟灵中学（新加坡）校友会在2007年曾出版陈荣照博士主编的《槟城钟灵中学校史论集》。

在2006年之后，校史整理增加了“百年校庆”的因素。本地区华校不少是辛亥革命前后设立的，这时候刚好碰上百年校庆这个历史契机。百年一遇，大家都认为应该大事庆祝，而庆祝形式自然要包括修撰校史。

马来西亚第一所新式华校是1904年在槟城设立的中华学校，在百年校庆时曾经由陈剑虹主编了一本《槟榔屿孔圣庙中华中小学庆祝创校百周年纪念特刊（1904-2004）》。

不过第一所大张旗鼓庆祝一百周年纪念的却是由吴建成掌校的吉隆坡尊孔独中。从一开始，吴校长即有意识地想让百年独中的校史编纂蔚然成风。通过招兵买马组成了一个人数颇多的校史编委会，出版了大型画册《百年尊孔》（2006，陆素芬主编，），文集《百年尊孔人与事》（2007，李亚遨主编），校友访谈录《源与流》与《峰与谷》（2007，万家安主编），以及《尊孔百年大事纪年稿》（2008，廖文辉主编）。

多少是受到尊孔影响，怡保育才、吉隆坡坤成也跟上。育才方面出版了一套三卷的《今日育才》、《百年风云》、《百年盛典》（2008-2009，麦翔主编）。坤成则有一套两册、厚达千余页的《坤成百年校史汇编》（2010，黄玉莹、李亚遨合编）。由于上述三校的努力，终于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纂修百年校史的热潮。

百年校庆修史：满足精神需求

如果与1980年代比较，目前纂修华教史所包含的意义就不仅是辨正与抗争了。单元主义政策虽然还存在，不过国内外整体的政治形势已经改观。在1980年代还是愿景的政治两线制目前已经基本上实现。超越种族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形成，可以对朝野政党作出强有力的监督与制衡。

而在国际上，由于中国的崛起，中文的地位日益提升。在学校层次，华校的学生来源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全国各地华小吸引了多达8万名友族学生就读（占华小生总数逾13%）。大城市的华文独中年年爆满。在新形势下，如果华文教育的生存不再是问题，那麽学校修史的驱动力何在？这里涉及一个精神需求的问题。一所学校要怎麽做，毕竟是由一群人决定的，所以它的需求也可以以马斯洛(Maslow) 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诠释。

百年校庆大搞校庆校史，显示学校的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已经获得满足，现在是以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为目标。这样的精神需求产生了驱动力。如此自信的展现也反映了马来西亚一般华校的发展正处于荣景状况。

（稿于“马来西亚华校筹划校史暨校庆经验分享会”后）

（按）：原文刊载于 2012年6月23日《东方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