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大的来龙去脉

(一)独大概念的由来

倡议开办一所像独立大学那样性质的高等学府，虽然是直接由十四年前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所造成，不过，它却不是历来站稳维护华文教育岗位的董总和教总立意构想出来的大计划。

说来令人芜尔，倡议创办独大的灵感泉源，竟来自一位报社编辑的一句开玩笑的狂言：“为什么谈个不完，为何不自己开办一所大学！”

这是全国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告诉我的，他日前谈到这段典故时，既开怀，又慨叹。

其实，陆先生说，虽然他是公开号召创办一所民间大学的第一个人，灵感却源自一位已故的报社编辑——黄尧源先生。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黄尧源在社址仍设于半山芭佑路的《马来亚通报》任编辑，当年十一月的某一天，陆庭谕派送文告到《通报》去，由黄尧源接收，这份文告内容批评政府限制学生出国深造的措施。

黄尧源当时就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何苦议论纷纷，为什么不自己创办一所大学？”黄君其实在口出狂言，民间办大学岂是易事。不过，这句话却一言惊醒梦中人；陆庭谕同年十二月七日在马六甲华文高师毕业职总中央执委会议上致词时，公开提出了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建议。

他说：“有道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助自助，唯有自力更生，存在才是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创办一间华文大学。”

“为了华文中学生的升学问题，必须创办华文大学；为了华文教育的体系，必须创办华文大学。”

这个号召，激起了往后十四年本邦华人民间风起云涌的创办独立大学的热潮，相信这是给予陆庭谕灵感的黄尧源当时始料未及的吧？(注：黄尧源经于一九七六年在《中国报》任编辑时病逝。)

陆庭谕号召创办华文大学，正值政府与华教界人士之间的关系最恶劣的时期。一九六〇年的达立报告书、一九六一年的教育法令和一九六七年的国语法令，曾使董教总与政府处于几乎可谓对立的境地。

创办大学的导火线

不过，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一日，当时的教育部长佐哈励宣布的一项新措施，才真正是华校董教总认真考虑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的导火线。这项新措施是：从一九六八年起，唯拥有剑桥文凭和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留学。

这项宣布曾引起了华人社会的激烈反应。在董教总的带头下，各社团组织群起批评，促请政府收回成命。

在董总和教总看来，这项措施的目的在于限制华校学生出国深造的机会，因为当时未改制华文中学的学生没有参加官方的剑桥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只考华校高中文凭，政府规定要持有剑桥或大马教育文凭才能出国留学，意味着这些华校毕业的学生将完全没有机会出国深造。董教总因此寻求应付办法。

陆庭谕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对创办一所华文大学以及登高一呼后的两天，教总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给予响应，议决要求董教总负责推动。董教总的华教工作委员会于十二月廿三日开会，通过全力支持创办华文大学的倡议，并建议以董教总的名义通函全国华人社团，号召热烈响应这个办学计划。

一九六八年正月五日，董教总工委会在主席叶鸿恩、副主席沈慕羽和秘书黄伟强的代表下，函告全国各华人注册社团，促它们热烈响应创办华文大学之义举，创办华文大学的运动，步伐也从此渐趋紧凑，浪潮开始汹涌，建议中的大学尚未命名，社团的认捐基金已达二万零五百元，个人认捐数额达十四万三千五百多元，总额达十六万三千五百多元，给这个运动带来巨大的激励作用。

华人民间对创办一所大学作出的热烈反应，引起了政府的巨大关注。在这所大学倡议之初，政府曾低估了它的吸引力，认为民间创办大学不易，现实的人民不大可能会给予实质的支持。然而，华人社团的初步反应却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直扑政府而来，使政府开始对创办华文大学的倡议认真起来，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一九六八年的农历新年献词也批评华团倡办大学，念头不好，“因为这样的一所大学使人不断想到他们还是华人，全然不是马来西亚人”。他还建议把马来亚大学的华文系扩大，以迎合华校生的要求，并呼吁把捐给华文大学的钱转捐给马大，以充作华文研究院之需。不过，这项建议没有获得董教总的反应。

独立大学的名称

同年二月十四日，华教工委会在一项会议上通过把这所建议中的大学定名为“独立大学”，这是经过会议讨论后采纳的名称。在会上，出席者对名称还有其它建议，如“协和大学”、“郑和大学”、“吉隆坡大学”、"陈祯禄大学”、“东姑阿都拉曼大学”、“马来西亚独立大学”等，结果会议以“避免马来兄弟误会和政府曲解”为理由而都给舍弃了。

“独立大学”定名后，捐款开始源源而来，献捐者多属社团组织和个人，每宗捐款的数额几乎都以千元计，他们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将来独大计划拟定后，捐款会来自普通民众。因为创办一间大学需要巨额的基金，在缺乏政府的资助下，这笔基金只好依赖群众的捐输，就像南洋大学的创办情形一样。

一九六七年是马来西亚独立第十年，大学仍然只有一间，即创立于一九六二年的马大，当时有学生三千人。创立于一九六五年的玛拉工艺学院，虽然科系有大学的形式，不过当时没有大学的地位，而且这间学院只收土著学生，作为培养土著专才的高等学府。因此，非土著学生要深造除了出国之外，就只有进入马大，可是，一间大学的学额僧多粥少，每两千多人口中，只有一名大学生，比率太低，独大的发起人以这一点，作为创办独大的主要理由。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董教总工作委员会拟定了独立大学计划的大纲草案。根据这项大纲，这所大学准备开设最少三个学院，每院有三个学系。三个学院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

这所大学创办大纲的特点，是以“国语”、“华文”和“英文”并重，不分轩轾，跟当时只着重英文教学的马大迥然不同。虽然它声明这所大学的校门大开，没有种族偏见，不过，由于创办独大的缘由是华校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因此，它创办的宗旨主要在迎合华校生受高等教育的需要。

依靠华人社会支持

那个时候，反对创办独大和一些对独大的成功希望感到怀疑的人士曾提出一个疑问，这就是：华文独立中学自失去了政府的津贴后，就一直依靠华人群众捐款的支持，现在一所开支浩繁的大学又依赖民众的财政支持，对华人社会有不胜负荷之感，而且这种不稳定的经费来源，恐怕难使一所大学万古长青。

赞同创办独大的人则认为，创办独大是本邦华文教育体系的自然发展，因为有小学，就应有中学，有中学，就应有大学。他们自信，华人对教育事业最热心，区区一所大学，本邦四百万华人负担得起。

在独大计划大纲草案中，发起人表示：们深具信心，共赴大计矣。昔武训一乞丐，亦能兴学，如吾人集中力量，不屈不挠，相信光明远景，必然呈现于吾人眼前，愿同群共勉之。”足见他们的信心己经遮盖了一切，虽然他们私下曾表示这计划满途荆棘。

华人爱护华教之心，非常殷切，独大倡议之初，唱反调的人非常少，到处所见，都是一片热忱，因此，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虽然独大计划尚未呈现民众眼前，“独大”经像燎原的野火般，燃遍每个角落。

深具历史意味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独大发起人大会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召开，这项会议为独大将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因此深具历史意味。

出席这项大会的人超过七百名，其中一些是全国一百九十九个华人注册社团的代表，其余是个人，把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一些出席者不得已要在门外聆听演讲，盛况空前。

在会上发表演讲的人除了董总主席叶鸿恩、教总主席沈慕羽、副主席陆庭谕之外，还有一些主要社团的代表。

在各州代表人数中，以雪兰莪州为最多，社团单位也居冠，其次是森美兰州、马六甲州、柔佛州、霹雳州、彭亨州、槟城州、吉打州、丁加奴州和砂劳越州。沙巴和吉兰丹州没有代表出席。

沈慕羽在会上宣布教总捐献独大基金十万元，还说为了办“独大”，必要时还准备把吉隆坡东姑阿都拉曼路的教总大厦典当出去，这句话激起了会上的乐捐浪潮。

大会成立一个由社团代表和个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并发表一项宣言，正式昭明创办独大的四大宗旨：(一)为邦家造就专门人才；(二)为青年学子谋出路；(三)各种语文并重，绝非种族性大学；(四)促进文化交流，发扬本邦文化。

宣言要求大马华裔社会的每一分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独立大学”创建起来。

发起人大会召开过后，各州的华人组织纷纷发起成立独大筹委会，上自州级的组织、县级，至镇级社团，不论是血缘性、业缘性的，都群起响应，运动风起云涌。

独立大学的政治意义及对华人政治的冲击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马华总会长及财政部长敦陈修信公开指责独大具有政治目的，而独大筹委会在一个星期后为文反驳，要求马华停止破坏独大时，独大原本含有的政治意味，便无可避免地显得更浓厚了。

这之后，马华公会与独大倡议人之间对独大问题的愈争愈烈，以及过后反对党的加入论争，独立大学便完全转变为一项政治课题，就像以往政府所实行的任何引起华团非议的教育措施一样。

马华与董教总的争论

其实，在马来西亚，教育和政治历来就是混为一体的，尤其是在马来人和华人各尽所能地争取本族教育利益方面，政治更成为一种工具。

自从建议华文中学改制的达立报告书于一九六〇年发表之后，华教人士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恶劣。到了一九六一年，政府采纳授权教育部长关闭国民型小学的教育法令和一九六七年实施国语法令之后，以董教总为主体的华教团体，更把当局视为本邦华文教育的大敌，在联盟政府内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成为众矢之的，形成华文教育界与马华公会之间对立的局面。董教总指马华失责，不单只没有在政府内争取华教利益，还损害华团在这方面的努力。马华则反指董教总等机构别有居心，甘为反对党利用。

一九六七年底，教育部长佐哈励宣布出国留学须拥有剑桥或大马教育文凭这个措施，在当时的华教人士看来，是“迫虎跳墙”的做法，他们认为华文教育至此已经到了绝路，非反击不可，因此，独立大学的倡议，可说是一项以攻为守的策略。

创办一所华文大学，华教人士根据历来的经验认定马华不会给予支持或协助，所以非但没有邀请马华的参与，甚至从未跟它磋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相猜疑，缺乏了解，因此，华教界和马华对独大的立场，可说南辕北辙。

东姑不认为独大是有用的念头

独大倡议人对当时政府华文教育政策的不满，可以从独大倡议初期的言论中反映出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日在董教总联合发表的文告中说：办华文大学是为“华文教育体系竟全功”以及“为华文独中谋出路”等口号就是明显的例子。为什么要为华文教育体系竟全功？为独中谋出路？由于董教总一路来批评马华维护不力在先，现在由他们自己接管这个责任，等于说马华在这方面不行，对马华失去信心了。因此，独大运动一经展开，舆论压力便把马华压得透不过气来，一直在伺机抗拒。那个时候距离大选不过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独大汹涌澎湃的运动若持续下去，或愈搞愈烈，对马华在大选时的表现，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马华在联盟政府内虽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地位，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根本无法说服马来伙伴去协助，或起码批准独大的创办。而巫统方面早巳表明了立场，例如：东姑在一九六八年的华人新年献词中形容这是一个“不很有用的念头”，教育部长佐哈励在六八年正月廿六日向下议院声明：“独立大学，并不符合马来西亚的环境”因为有了先见之明，马华一开始就冷淡地看待独大计划，到了后来，它甚至公然表明立场：不赞同创办独大，甚至本身倡议一间高等学院来与独大抗衡，这间学院就是现在的东姑阿都拉曼学院。

马华最初正式对独大计划表明立场是在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当天，以署理总会长及工商部长林瑞安医生为首，包括副会长及房屋部长丹斯里许启漠和总秘书甘文华等重要职员在国会大厦召开闭门会议，决定不支持当时尚未定名的独立大学，理由是这所大学的计划背离了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人力的原则。

马华领导层的态度

此后，马华高层就频频批评独大计划，如敦陈修信在砂劳越把独大倡议人形容为沙文主义集团，并指责独大计划乃企图破坏国民团结；副财政部长吴锦波医生认为独大不实际；许启漠觉得独大的创办会造成许多社会难题，并使到教育和其它政策脱节。

马华领导层的态度，当时跟风起云涌的独大筹款运动显得格格不入，舆论上处于下风，甚至一些地方的马华基层，也罔顾上层的意思，而投入独大筹办工作中，那种形势，使独大看来既像华人社会团结的原动力，又像华人社会趋于分裂的因素。

马华向政府提呈一份抗衡独大的机密文件

马华公会，为了一方面维持本国各族间政治均衡，打击独大，一方面缓和华人社会的压力，于一九六八年九月间向政府提呈一份机密文件，这份文件由当时兼任马华高等教育计划工作委员会主席的许启漠署名，题为：《设立一间高等学府以抗衡独大之计划备忘录》。

这份文件的《前言》要点有：

“设立独大的倡议，对政府是个问题，因为如果听任其设立，则与之俱来的是非常严重的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至于倡议人在提出这项建议时所唱的政治低调，不需在此详赘。”

“马华为了反击这种问题而采取这项步骤，实际上只是肩负起政府应负的责任，但是由于独大是由华人倡议和发动的计划，因此为了对全国和世界的视听有所交代，很明显的，由马华出面负起这项任务似乎较为得体。”

“在草拟设立一间足以抗衡独大建议的高等学院的计划时，我们必须先认清独立大学倡议人对人民所提出的所谓目标是什么，姑不论其政治动机。”

马华背上“谋杀”罪名

这份文件的内容核心在于建议设立一间高等学院，目标是为中学生提供学术上、技术上及专业方面的教育利便。

这个建议中的高等学院就是后来成为事实的拉曼学院，谁都没有预料到当时这间用来抗衡独大的学院，后来竟成为千百个华裔学子深造的去处，真是“塞翁失马”。

这份文件相当详细地列出了这所高等学院的模式组织和计划。不过，它只差没有大学的地位。

这份文件虽列名为“机密”文件，但却在甘文华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发函通知马华中央代表大会之代表、国州议员和元老参议会委员出席在吉隆坡联邦酒店举行的设立高等学院会议时，附寄出去，而轻易地落入独大倡议人的手中，结果引起哗然。董教总人士把马华的抗衡独大的计划视为一个协助消灭华教的阴谋，不可饶恕，独大方面与马华之间的歧见，甚至可说怨恨因此进一步加深。

根据马华当时公布的计划，拉曼学院来势汹汹。校址将占地一百五十英亩，创办费超过二千万元，政府以一无对一元负担一半经费，注重理工科目。

马华当时临急另创一间学院很明显的，政治意义多于实际的教育意义，目的是要抵销独大计划所激起的反对执政党，尤其是马华的情绪。马华领袖判断，讲求实际的华人社会如果真正的需要多一间高等学府来容纳华族学生，他们应该会赞同由马华倡议、政府支持的高等学院而舍弃独大，因为独大需要人民本身掏腰包资助，展望渺茫，而又要冒着开罪政府的危险。然而，当时的独大筹办运动己经掀起空前的热潮，加上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等反对党充分利用独大这个课题来攻击政府，使到马华倡议的高等学院非但博取不到普通的好感，还背上了一个“谋杀”独大的罪名。

义卖之声此起彼落

从一九六八年中到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大选这段期间，华人社会议论最多的课题就是独大，筹款运动也如旋风般，席卷全国，起初是社团组织，后来是商业机构和个人，从吉隆坡的豪华理发厅、餐馆，到小乡镇的咖啡室、小粥档，义卖之声此起彼落，国内大小政党，除了执政的联盟之外，都跟着独大计划随波逐流，使他们轻易地能够与一般群众，尤其是独大的忠实支持者认同。由于大选很快就要届临，独大于是成为最热的政治课题，整个联盟政府，尤其是代表华人的马华，所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独大热潮达到顶点的时期，即一九六九年初前后，适逢大选竞选运动展开初期，马华一些基层与筹募独大基金的工作者发生冲突的事时有所闻，这是马华领导层下令全体党员切勿涉入独大运动的结果。

在马华与独大倡议人的所有争论中，激起华裔民众全面敌视马华的应推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六日竞选运动期间，《星洲日报》引述敦陈修信在马六甲发表的一句话，这就是著名的“铁树开花”论。

著名的“铁树开花”

特派跟随敦陈的《星洲日报》的一名记者引述敦陈的话说：“独大要在像马来西亚这样的环境中创办，简直比铁树开花还难。”这句话的意思等于完全否定了独大建立起来的可能性，因此，引起群情激愤。

敦陈过后否认他的谈话有比喻到像“铁树开花”这句华文成语那么过火，并称：他的英语谈话原文："UNTIL THE FREEZE OF HELL"，不能译成“铁树开花”那么夸张。

不过独大支持者认为，即使敦陈原来那句话，已足以说明马华对独大的立场，因此，“铁树开花”这句话对马华造成很大的伤害。

行动党收获最丰

联盟政府见民情对他们越来越不利，终向压力低头，于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即大选前两天，批准“独大有限公司”——独大管理机构的注册，使独大的创办工作迈前一步。

五月十日大选，联盟蒙受重挫，尤其是马华公会，国会议席从原有的廿七个减至十三个，几乎所有反对党都有斩获，初试蹄声的民主行动党赢得十三席，收获最丰。

马华惨败，独大的争论虽然不能说是唯一的因素，却是最主要的根由。在六九年大选前一年期间逐渐产生的华裔反当局情绪，主要就是独立大学问题造成的，而独大这个倡议，跟当时华人社会对华教现况的感受又息息相关。

继该届大选三天后爆发的“五一三”事件，对华人社会今后的政治情势，有巨大的冲击，华人社会进入今天这个境况，这个事件可说是转换点，而独立大学的理想，在新情势的强力冲击下，也趋于幻灭，“五一三”事件以后的独立大学运动，不过是象征式的争取工作而已，再也激不起草创初期的那种火花。

一场无情洪水

“假使没有发生五一三事件，创办独立大学的理想可能早已成为事实。”这是当年推动独大筹划工作的一些人过后所表示的看法。

这种看法也许稍嫌过度乐观，但是却多少反映出一般人的感觉；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那场种族骚乱，的确给独大计划带来严重的打击，这个悲剧就象一场无情的洪水，把当时搞得轰轰烈烈的独大宏图冲得不知去向。

独大倡议人发起这个计划的策略，在于鼓起民众的反应，形成一股巨大的群众压力来争取政府批准。这个策略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独大发起人大会召开后的大约三个半月，马华在整个政府的支持下倡议拉曼学院，形式虽然异于独大，但是其基本的宗旨还是要为华裔子弟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个倡议是在群众支持创办独大的压力下批迫出来的，可以说，没有独大倡议，就没有拉曼学院。

批准“独大”的注册

一九六九年五月八日，距离大选还有二天，联盟政府在独大问题上受到的民众压力达到顶点，民意清一色地偏向反对党，于是批准申请了将近一年的“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的注册。政府的这个决定对独大倡议人可说注入了一支兴奋剂。“独大有限公司”注册获准，意味着独大的创办工作己经跨前了一大步，这些人士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独大的实现，为期己经不远。

马华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的大选中蒙受惨重挫折，不单只对马华领袖本身，甚至对大多数的独大倡议人，都是一个意外。在独大有限公司的注册获准后，尽管搞独大运动的人一般上对马华恨意仍存，一些比较实际的人(称为温和派)却希望马华在大选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实力，作为以后他们进行进一步争取权利时的依据。

然而，马华惨败，在政府内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终止，政府成立了一个国民行动理事会掌理政务，这个理事会以当时的副首相(后来成为首相)敦拉萨为首，它有权随时发布法令和条例，这在当时的动乱局势中是无可厚非的。

筹款活动被禁止

国家行动理事会在一九七一年颁布的紧急(必需权力)法令第七十四条，就是风起云涌的独大运动的“制动器”，这项法令管制大学的创立；禁止公众人士捐款作创办大学用途，而大学创办计划的负责人也不得向公众人士收取捐款，因此，大笔在五一三事件以前认捐的款项，结果都没有收到，据有关方面的估计，这笔已经认捐而没有交出的款项大约有二十万元。由于捐款活动是当时创办独大的主要工作，既然筹款活动被禁止，整个筹划工作就自然停顿下来。

一九七一年，国会民主恢复，同年便通过了大学及大学学院法令，在这项法令下，创办大学或学院，须获得最高元首陛下的恩准。这等于说创办独立大学，必须向最高元首提出申请，这跟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以前的那种环境和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在一九六九年大选前两天千辛万苦取得的注册，几乎可以作废，领得注册后所抱着的希望顿成泡影。

只剩理事独撑“大局”

因为这条法令加上大约两年紧急状态期间对独大运动的限制，独立大学计划好像晋入了一个“冰河期”，虽然国会民主已经恢复，自由放宽，但是，六九年大选前的独大热潮已经不复见，而那一群倡议人也因为独大运动受到约束而士气低落。当时甚至有一小撮人建议把这个计划放弃，不过大多数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创办独大的运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进行下去，不过方法必须改变，因为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同往昔。在一九六九年大选前，独大运动获得一股有形的民间压力作为后盾，在一九七一年，虽说华人社会仍然希望独大能够创办起来，但澎湃的支持浪潮已经消失，剩下独大有限公司的理事在支撑“大局”。

这批负责人当时觉得，独大本来是个含有“抗议”意味的计划，如今时移势转，这种意味不应继续存在，倒不如退让一步，以一个更实际的计划来满足华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于是，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独大有限公司提出了一份“独立学院”计划。

其实，像“独立学院”这样的高等学府，其创办也受到大学及大学学院的管制，不过，独大有限公司的理事们认为，把“独大”降为“学院”可以证明他们兴办独大的原来用意——即纯粹为华裔子弟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人人淡忘了“独大”

根据《独立学院》计划书，该学院志在“辅导青年进修专门知识，养成技术专才”。

它的课程分成三个部——语文部、商业部和工艺部。语文都是由中文科和国文科组成；商业部分为会计科和秘书科；工艺部有应用化学系和家政班。

从计划书看来，“独立学院”的规模比独大相差一段距离，课程如此，预算经费亦然，例如：它所建议的开办费只需三十四万元，跟独大兴建一座校舍就预算三十万元的数额不能相比。

“独立学院”计划于一九七二年呈给政府，由于此事筹划得相当仓促，而且自认成功希望不高，发起人没有对此计划大事宣扬，甚至华人社会中有许多人对此计划印象模糊。正如预料中那样，“独立学院”的创办申请终如石沉大海。

此后，“独立大学”计划就搁置起来，没有运动，没有追究，没有交涉，而华人社会也对这个轰烈过一个时候的计划逐渐淡忘。

一九七四年底，首相署政务次长吴清德博士就独大问题向独大负责人转告了已故首相敦拉萨的一个献议，这就是放弃独大，改为一间类似政府的职业学校的技术学校。

向马华施压力

独大负责人也曾给予认真的考虑，而且还认为如果独大计划真的没有希望，创办技术学校也不失为一个变通方法。可是，到了敦拉萨在一九七六年正月中病逝时，这个献议仍无下文。

独大计划隐晦不明的情形一直延至一九七七年底，独大负责人认为事情拖延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作“最后冲刺”，于当年八月十日决定向最高元首提呈请求恩准创办独立大学之请愿书。

这一年十月廿七日，独大有限公司发起一项全国性的华人注册社团盖章运动，打算将盖章目录连同独大申请书呈给最高元首。这项运动是独大自从一九六八和六九年发起热烈的筹款运动以来，民间对这项计划的最大反应。

那个时候，独大当局与马华之间的“恩恩怨怨”仍未解决，马华认为，独大负责人士预测大选在一九七八年举行前的一年展开独大签名盖章运动，是故技重施，目的不外是藉大选的到来向马华施压力。

勿把独大运动扩大

马华这次学精了不少，它应付独立大学压力的方法，不像一九六九年之前那样“干净利落”，立场坚定地表明不支持。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这段期间，大多数马华领袖都几乎附和创办独大的呼声，只差没有付诸行动而已。

一九七七年底，独大当局争取到四千两百三十八个注册社团的盖章，这个数目可以说普及了华人社会的整个层面。

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当时的教育部长拿督慕沙希淡在国会下议院针对独大问题发表谈话。他警告有关方面不要把独大的运动扩大，否则须负起一切后果。

他还说，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明确的，因此，创办一问高等学府，应问一问它是否符合我国的教育政策。

他补充说：“当最高元首陛下咨询我有关创办独大的问题时，我也会问此问题。” 拿督慕沙的这一席话，已经可以给独大的命运下一个结论了。

果然，拿督慕沙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巫统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拒绝独大的创办，理由是：(一)由私人机构倡议；(二)华文为教学媒介语；(三)只收华文中学生。

交由法庭处理

这项宣布引起华人社会哗然，但是，这也不过是一种象征式的反应而已，不是一种因惊愕而引起的失望，因为一般人都预料到这个结果。

对于政府的这个决定，独大理事会认为违反宪法，打算交由法庭处理。另一方面则召开盖章社团代表会议，讨论独大申请被拒事，这项会议原定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廿二日在雪兰莪精武体育馆争行，约有八千名代表报名出席，声势浩大。内政部长丹斯里加沙里为此特在社团代表会议前的三天召见独大理事，要求他们自动取消大会，不过会议召集人不同意，最终由吉隆坡总警长援引内部安全法令禁止这项大会召开。

同年十一月廿六日，马华总会长拿督李三春在马华第廿六届代表大会上宣布，马华不支持创办独大，因为他们认为独大不能使华人社会真正受惠。那个时候，第五届全国大选已在四个月前举行，因此，李三春的这项表态虽然引起不满，对它的实际政治利益却无损。

反对党没有作为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六日，独大有限公司正式入禀吉隆坡高庭，就独大创办遭拒绝的事起诉政府，九月廿八日，此案开审。十一月七日，高庭法官尤索菲阿都卡迪宣判独大败诉，认为政府拒绝独大创办理由充足，而且倘使独大设立，将属官方用途，因此不受宪法152条(1)节(a)条文的保护。

今年二月十五日，独大上诉案在联邦法院开审，女皇律师迈克贝乐以宪法152条赋予的权利提出辩驳。

今年七月六日，联邦法院以四对一的决定，驳回独大上诉，创办独立大学的奋斗就此告一段落。

一些人认为，独大负责人把这个问题交由法庭裁夺，是一项错误，因为此事一经法律上解决，就如判了死刑，没有变通的余地。但是，另一些人则觉得，交由法庭判断没有错，因为政府已经拒绝了独大创办的申请，再通过政治途径去争取，希望渺茫，执政党没有给予支持，反对党没有作为，因此唯一途径只有通过法律定夺。

不平之声四起

在独大名义下筹到的款项目前大约有七十九万元，全是华人社会捐出作为创校用途的，现在有何作用呢？一些人认为，独大事件虽然已经结束，不过，这只是“独大”这个名称的结束而已他们还能够根据宪法上所赋予的权利和配合当前的环境，再作尝试，“独大”所留下来的款项正好作此用途。

至于独大这批负责人是否有志于推动创办另一间华人高等学府，目前仍没有迹象，不过，相信他们不久将会对此事作一个交代的。

独大运动，由始至终，都是华裔民间的一个奋斗，广义而言，它反映了本邦华裔争取应有权益的愿望和决心。这个运动以失败告终，究其主因，是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作为后盾。六十年代的马华可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因在独大问题上顾虑太多，以致无法争取到马来人的首肯。当年巫统同意马华兴办拉曼学院，是交换马华不支持独立大学，这是一宗交易，既然马华接受了这个方案，对于独大计划，它连讲话都感到不便了，更何况到了七十年代，华裔的政治权力如日落西山，华人社会的不平之声此起彼落，独大计划变得越来越不迫切，使一般华人对独大的态度起了巨大的改变，因此，到了七十年代下半叶，华人在独大方面的奋斗，不过是形式上的而已，对于法庭的判决，一些人还可能有一种如释重担的感觉。

（《新生活报》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至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