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立前的学生运动

　　华人的传统是逢五一小庆、逢十一大庆。今年是新加坡“五一三学潮”58周年，不是小庆更不是大庆。也许是新加坡的政治气候有些缓和，应该及时回顾过去，寻求历史的真实面貌。再加上去年5月“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情系五一三》，今年2月“草根书室”出版了《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唤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历史爱好者和众多依然健在两鬓斑白的历史见证者也难免心潮起伏。由新加坡儒学会、南洋学会、华校校友联合会联办，并由华中校友会协办“山岗情怀、历史回音”的座谈会，邀请了当年的中学联学术部主任林清如回母校主讲。5月13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好多人只好坐在梯阶或站在旁边参加座谈会。

　　林清如畅谈“五一三学潮”那段历史，其中提到“全马总罢市”和“马共是不是学运背後主导者？”他坦言自己没有答案，笔者就此也谈谈一些看法。日本投降後，英军重新占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国政府在1946年12月发表“联邦宪法的建议书”以取代原先马来邦联的计划。但以马来人为主的“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 PUTERA) 和各民族众多社团组成的“泛马来亚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PMCJA) 联合反对该“联邦宪法建议书”，并起草《人民宪章》(Perlembagaan Rakyat)建议书，于1947年7月获得 PUTERA-PMCJA 代表大会的一致通过。显然，PUTERA-PMCJA 并不是由马共来领导或主导的，马共的一些单位只是其中的参与者，马共还不具备力量来领导整个马来亚各族人民反对殖民地以及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这已是历史事实。

　　PUTERA-PMCJA 在全马各地组织和平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的“联邦宪法建议书”，同时取得中华商会陈祯禄等人的支持，于1947年10月20日成功发动了全马总罢市向英国人显示了力量。同时马共也领导各地工会组织罢工争取工人生活的改善，工潮到处漫延。英国人为了巩固其殖民地的统治，遂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紧急法令，封闭社团和政党到处抓人，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于是马共走进森林拿起武器号召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地统治。

　　林清如指出：有人认为在“民众服役法案”下登记服役的青年是去打马共，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容易被人染上色彩。笔者认为，英殖民地政府以十万的兵力镇压马共的反殖武装斗争，导致殖民地政府的人力资源紧缺，“民众服役法案”完全是为了巩固英国殖民地的统治。至于如何使用服役人员，则完全取决于英国人的需要。作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民众普遍觉得“民众服役法案”是配合英国殖民地军警镇压马共的森林战争，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今日笔者回顾历史，依然认为“民众服役法案”是紧密配合支援英国殖民地统治者在马来亚的森林战争，这是核心的根本所在。

　　英殖民地政府以十万的兵力镇压马共的武装斗争，当然需要在当地徵募後备兵源，英殖民地政府所制订的“国民服役法案”出台。1954年5月13日近千名华校中学生要求免役读书，向英国殖民地驻新加坡最高统治者和平请愿，那是合情合理的和平诉求。可是满口“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英国绅士撕下面纱露出狰狞的真面目，挥动警棍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学生，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发生了“五一三流血事件”，制造了“五一三学潮”。正如林清如在座谈会上解答听众的提问：“……是5.13当天在皇家山那几百根警棍打在学生头上给大家打醒，群众运动就是这样发起……”。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五一三学潮”的领导是由当时全新华文中学派出代表组成“七人行动委员会”和随後学生接受中华总商会的建议，由八间华文中学选派代表组成一个55人的“全星华文中学生请求学生免役代表团”，推举孙罗文为主席团主席。这个集体领导是全新加坡华文中学生和各阶层华社在面对不合理的“国民服役法案”和殖民地当局践踏人权的野蛮暴力下共同酝酿而成，完全是在客观形势逼迫下发展起来的。而前马共成员贺巾(林金泉)的著作《巨浪》是一部叙述上个世纪50年代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贺巾在小说中指出“五一三学潮是学生迫于形势自发性地发展起来的，前马共学委个别单位的地下组织远远落後于形势，于是地下组织要赶上形势积极参与……”。

　　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间〉及其他史料指出，前马共总书记莱特就是英殖民地统治者的潜伏特务，1950年间马共在新加坡的组织基本已被殖民地当局摧毁破坏，三位市委中有两位当了叛徒，幸存“学生委员会”属下的个别单位只能进行自发性的独立活动，方壮璧只能独自潜伏闭门搞“自由报”，已陷入“群龙无首”，组织“空虚”的境地。马共如此的处境又有什麽能耐来主导学运呢？

　　当然，在5.13之前幸存的马共个别单位也散发传单，号召青年抵制徵兵，市面上出现反抽兵的标语，1954年5月15日星洲人民抗英同盟为“五一三”流血事件发表告同胞书〖1〗。毫无疑义，幸存马共个别单位和星洲人民抗英同盟是积极参与其事，同时“五一三学潮”中一些重要的领导干事，历史已确认他们是马共成员。“五一三学潮”与幸存马共个别单位以及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的关系和影响，也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历史真貌。不过，殖民地政府及其继承者认为学生运动受马共的主导和影响，这种论述则与历史的真实面貌不相符合。

　　由于马共于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殖民地政府及其继承者认为学生运动的背後是受马共的主导和影响，按此论述便可轻易实施暴力镇压，巩固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学生领袖为了学生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当然坚决否认受马共的主导和影响，正如林清如认为这个问题长期纠缠不清，留待历史学家去寻找答案。

　　林清如引用学者梁秉赋的观点，认为学生反殖民主义思潮主要是受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的说法很有说服力，而不是意识形态。这一点相信众多的历史探索者都不会有什麽异议，五四运动促使中华民族继续去追寻建国的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催化剂。

　　还有，据《方壮璧回忆录》附录一〈天若有情谈笑间〉指出，为了逃避追捕，从1961年到1964年马共分批将干部撤退到印尼去，“差不多把组织的有生力量统统撤光了”。因此，上个世纪60年代的学运主要是维护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生存的学潮，这个时期的学潮与马共显然就没有什麽关系了。这个时期的学潮可以说是南大学生扞卫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洋大学的崇高自觉、自发精神所致，这就是南大精神。历史也证实了南洋大学在1980年被李光耀政权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随後，新加坡整个华文教育被李光耀政权彻底消灭了！华文教育在新加坡消失以及华族文化消退的历史责任，除了李光耀政权要承担，整个新加坡的华社都须要承担！笔者不认为这是悲情的控诉，而是按自己的价值观对这段历史的评述！

　　其实任何社会运动若得不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不会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新加坡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的大多数人民当中当然包括各种派系的力量在内，其中当然有马共及其追随者以及庞大的左翼力量。今天人们在探索历史过程不应回避政治色彩中一些敏感的课题，何况今天马共已成为历史，前马共成员也积极著书立传，参与回顾历史的大鸣大放，还有什麽敏感可言呢！不应凡事提到与马共有关的课题便闪烁回避，这样无意中便会隐瞒了历史真相，又怎能得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呢？若新加坡的历史去掉了马共的角色，那还是新加坡的真正历史吗？

2012/6/3
修订于 2012/7/3

注：
〖1〗足印丛书第二辑《金山岭下的抗英岁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