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星马侨教的困境

一、序说
二、战后政局
三、迫害政策
四、侨教救亡

一、序说

南洋大学从创办到被关闭的历史，是受政治迫害的历史，也是星马华人为捍卫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的造梦历史。

星马在二战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为日本所占领。二战之后，英国人回来继续统治。由于英国人歧视华人，于是制定不利于华人的种种政策。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英国人对星马华人更加不信任，通过各种政策迫害华人。

南洋大学创办于一九五三年，即二战结束之后七年，中国革命后四年，正是英国人制定种种政策迫害华人的时候。

二战之后，局势依旧动荡，南洋华人社会遭受从四面八方来的迫害。连续不断的迫害使到华人渐渐觉醒，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一九四九年，华人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九五三年，成立南洋大学。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在当时只是一个地方。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是一个地方的两件相关联的事。

马来亚华人公会是个政党，为争取民族权益而成立；成立南洋大学则是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文化传统，抗击外力同化。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和南洋大学都是在捍卫民族权益和生存权力。南洋大学的建校运动，马来亚华人公会始终大力支持。

成立南洋大学比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艰难得多。全靠华侨领袖坚忍不拔的精神，侨众同心协力的不懈支持，南洋大学才得以建设起来，实现百多年来民族教育的梦。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独立。在这场独立运动中，华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政权基本掌握在马来人手中。马来亚政府继承了英国人制定的种种歧视华人的政策。不过，由于华人有很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并且参与政府，因此，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并不十分强烈。况且，华人与马来人属于不同的种族，强烈的迫害势必引起种族冲突，造成政治不安。因此，华人生活一时尚能得到安稳，但威胁仍然时时存在。

一九五九年，星加坡全面自治，一九六五年独立。自治政府和独立政府由同一批人组成，掌握政权。这批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都有华人血统，而且还有个华人的姓名。外表看起来，跟一般华人并无不同。他们其实是峇峇人，也就是被英国人同化了的华人。对于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些人的心态也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完全相反。有的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华人），例如林文庆和陈祯禄，有的不但不认同，而且看不起中国人（华人），例如李光耀。一九五九年之后，掌握星加坡政权的就是后一种峇峇人。他们都受英文教育，多不会说华人方言，而且视中国人（华人）为仇人。这一种峇峇人就如唐人诗中所说的：“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虽然原本是汉人，却因为学得胡儿语，便以为自己也是胡人，便反过来欺压汉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前，便培养这一类峇峇人为代理人，掌握政权，继续英国人制定的政策，迫害华人。由于他们已被英国人所同化，他们也希望同化华人。

英国人在退出星加坡之后，其代理人李光耀对华人的迫害，变本加厉，制定恶毒的政策，同化华人。由于他们有华人的血统，看起来像华人，外人并不以为是同化，更不以为是消灭种族。

在英国人及其代理人所制定的同化政策中，最恶毒的是消灭华人教育的政策，并由此进一步消灭华人的语言和文化。南洋大学很自然的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并最终被关闭。

李光耀深受希特勒的影响（见齐简《李光耀的十项成就》，刊新加坡文献馆）。希特勒有句名言：

李光耀同化华人用的就是希特勒传授的方法。

由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是南洋大学建校运动时期，轰轰烈烈。在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开学后，步上正轨，日渐发展。三年后，即一九五九年，李光耀掌握政权。他继承和实行英国人制定的同化华人政策。南大从此开始受尽逼害，直到被关闭。

南大的二十五年历史中，二十二年实就是受李光耀迫害的历史。李光耀所迫害的并不仅仅是南洋大学，而是星加坡华文教育整体。他以残酷毒辣的手段，全面迫害星加坡华文教育，而南洋大学则是整个华文教育体系中的最后目标。他在关闭了华文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之后，随即把南洋大学关闭，并对南大和创校先贤百般诬蔑。这一段历史，令全体南洋华人十分愤怒。先贤创办南洋大学是南洋华人历史的一部分，不容任何人诬蔑。

南洋大学是全体南洋华人的梦，一个为了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梦。由商界贤明的人倡议，整个南洋华人社会群起响应。上自名商巨贾，下至劳工小贩，人人参与，人人奉献，大家都只是为了子子孙孙的明天，全无私心。群策群力，众志成城，最终把南洋大学建立起来。南洋大学是属于全体南洋华人的大学。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是可歌可泣的史诗。本书即如实记录并讨论整个创校运动，让后人重温当时波澜壮阔的情景，了解真实的历史。

二、战后政局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了。战争结束，带来和平的年代。在战时生活过的人都渴望和平，因为和平带给人希望，但生活在星马的华人，和平带来的却是另一个残酷时代的开始。

当日军南侵时，守土的英军，原是以逸待劳，却不堪一击，不战而降。抵抗日军的是马来亚共产党的游击队。英军于是只好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游击队抗击日军。这样的联合，在英国人只是权宜之计。

马共为马来亚的自由而牺牲，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却不让马共独立存在，而要招安解散。

当时中国内地，在日本人投降后，内战方酣。一场革命正席卷中国。

南洋华人之中，商界的鲜明之士，已看出时局的苗头，顿然觉悟，必须发展自己的大学，用以救助自己的民族教育和民族生存。

一九四六年，华人商界的三位贤人，陈六使先生（1897-1972）、李光前先生（1893-1967）、黄奕欢先生（1908-1985），向陈嘉庚先生（1874-1961）提出创办大学的事。这件轶事鲜为人知。杨进发《创建南大二三事》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当时，陈嘉庚先生是星加坡福建会馆总理。星马两地，福建人在华人中占多数，商界的成功人士，也以福建籍为多，福建会馆在侨界很有影响力。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筹募资金，支持祖国抗战。

陈嘉庚先生常说：“金钱如粪土，散播才有用。”他本是富甲一方的商人，在国家有难时救国，在国家衰弱时，兴办教育，以教育为“启迪民智”的措施。他一生最关心的两件事便是救国和兴办教育。他把一生钱财都用在救国和兴办教育，不留给子孙。

一九四六年，二战刚刚结束，南洋各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南洋兴办华文大学的确不容易。办大学於时局为需要，於能力则不足。

陈嘉庚先生建议，南洋学生到厦门大学深造是切实的办法，但这也只能是暂时的办法。南洋学生除非得到赞助，离乡背井到远地去深造并不容易。况且毕业生越来越多，厦门大学未必容纳得了。就长远来看，本地必须有自己的华文大学，让华校学生有机会在本地升学。这就好比餐馆和住家厨房的关系。市区的餐馆形形色色，样样都有，但住家还是得有自己的厨房，方便饮食。

这个时候，马来亚华人所将面对的并不仅仅是升学的问题，还有一场更大的噩梦。战争结束并没有给马来亚华人带来和平的日子。

二战期间，日军长驱直入马来半岛。英国军队根本无力抵抗日军。一九四三年，英军不得不与马来亚共产党秘密合作，由马共带领游击队抗击日军。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英军在重临马来亚，却对马共不信任，不容马共公开存在，要马共解散。

当时，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席卷全世界。英国拥有最多殖民地，成为反殖民地主义的首要目标。马共要为马来亚独立而继续斗争。

一九四八年，马共不接受英国人的招降，重回森林打游击战，打击英国人，以建立独立的马来亚为目标。英国人于是颁布紧急法令，即《1948年紧急条例法令》(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1948)，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标不只仅仅是马共，而是全体华人。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华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一般华人没有自己的土地，迫于生活，只能在山边树林旁耕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不过问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遭受政治逼害。因为英国人认为华人农民帮助马共，便横加迫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英国人组织一个垦耕者委员会，专为迫害华人而设，拟定了一份《垦耕者报告书》(Squatter Committee Report 1948)。

一九四九年五月，殖民政府接受了这份报告书，借口在山林边缘地方耕种的华人帮助马共，把他们移殖到新的地方，以便监视控制。这新的地方实际就是集中营，惨无人道。

在接受这份报告书之前，英军对待华人已经十分残暴。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九日，马华公会成立前一个月，陈修信（1916-1988）在当时的《马来西报》发表《暴徒之胜牌》一文中说：

上述观点或太笼统而过分，但大肆焚烧村庄之举动（如嘉照胶园集体枪杀华裔胶工事件），及任何人有被嫌疑即扣禁之可能性、集体处罚之封建制度、运带军火处死刑、军队人员搜查时趁机掠劫，以及可使华人驱逐出境的威胁（除生长于槟城及马六甲的英籍民之外），均使一般人相信英国人的手段比日本人毒辣。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在雪兰莪州新古毛的峇东加里，有二十四名华人村民被英军冷血枪杀。从这件事可见，当年英军对华人的暴行比日军更加毒辣，不下于希特勒德军对犹太人的暴行。

英军不但摧残华人的农作物，更推倒房屋，放火焚烧，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与日军的三光手段不相上下。当时华人，受苦受难，惨绝人寰。

中国老百姓数千年来受帝王统治，面对种种压迫，养成不关心政治，只当顺民，以求平安的心理。迢迢千里到南洋来谋生，在山边耕种，以求温饱，不理会政治，万万想不到却遭受政治逼害，无处伸冤。

时局情势十分严峻，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就在这个困难时刻，马来亚商界的贤明之士，发起成立马华公会，领导人即陈祯禄先生。

陈祯禄先生在战时避居印度，在战后返回马来亚。他原本打算通过马来亚华人商联会，争取马来亚华人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开马来亚华人商联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会议者有：陈祯禄、李孝式、李光前、黄树芬、伍瑞琴、刘伯群等人，都是马来亚华人商界的重要人物。当时还邀请英国驻马星最高行政专员麦唐纳出席。他在会议开始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然后离开。

第一次代表会议后，陈祯禄领导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麦唐纳。麦唐纳认为，商联会只是代表马来亚部分华商，不能代表整体华人社会。陈祯禄于是向商联会提议，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在紧急法令实施八个月后，马来亚华人公会正式成立。首任会长即陈祯禄先生。陈修信此时担任宣传小组委员会主席。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对政治冷漠的心理，敢于起来参与当地政治，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一九五零年三月，英国人对华人实施残酷的统治政策，就是臭名昭著的毕里斯计划(Briggs Plan)。英国人借口华人农民支持马共，横加逼害，把他们统统驱赶入集中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集中营的四周都用铁丝网围住，前后有两个铁栅门。军警在铁栅门严格搜查，村民进出都得带准证。从傍晚六点到明晨七点是戒严时间，村民必须留在村内。晚上八点以后，如走出门口，可能被枪杀。这是当时的戒严令。

在二战期间，英军战败，被日军俘虏，关入集中营。战争过后，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来迫害无辜的华人，关入集中营。英军的残暴不下于日军与纳粹德军。在全马各地，这样的集中营为数达几百个，就是至今还存在的“新村”的来源。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四年，马来亚总共建立了六百个新村，移殖了五十万华人。马华公会竭尽所能，帮助华人移居。

陈祯禄先生在二十年后回忆说（见《马华公会建党史话》，马华公会20週年纪念特刊）：

一九五零年二月，马华开始发行彩票，用发行彩票所筹到的款项，资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中生活的华人。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连瀛洲与黄奕欢二位先生抵达怡保，为南大建校宣传时，马华要员梁宇皋在会议中建议发行彩票，以筹募南大基金，就是因为马华曾经发行彩票筹款的缘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后，中国政局剧变。这让英国殖民地政府更加不信任，而且仇视华人。于是，拟定种种教育政策，针对华人。其目的是同化华人。四面八方的迫害，使华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

三、迫害政策

一九五一年，星马华文教育开始被迫害。英国人通过《巴恩报告书》推行国民学校制度，只限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校，也就是英文学校和马来文学校。其他语文学校全受排斥。华文学校是首要的打击目标。

这份《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 全名是《马来教育委员会报告书》(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Mala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为牛津大學学的巴恩(L. J. Barnes) 教授，所以就简称《巴恩报告书》。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原本是研究马來文（巫文）教育问题，主张双语教育，而计划推行的双语仅限于马来文和英文，华文和印度文都排斥在外。因此，其真正目的是把全部华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

当时，马来半岛已在一九四八年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有自治权。星加坡仍为英国殖民地，不在联合邦内，但是，星马华人与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都是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消灭华文教育，便可以达到同化华人的最终目的。

星马原本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人在这里讨生活，从不过问政治。几千年的帝王统治，使中国人都愿意做顺民。《左传》里“肉食者谋之”的话，正反映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观念：为政是达官贵人的事，小百姓不必过问。做顺民，对政治冷漠，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中国人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在意政治的事。虽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所迫害。

第二次大战之后，侨居星马的中国人，面对十分严峻的局面，关系到生死存亡。这个时候，在中国人社会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是因为受到英国人的压制而发生的。一件是，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一件是，成立南洋大学。

马华公会的成立，显示出华人的政治觉醒，改变原先的政治冷漠，参与当地政治，以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南洋大学的成立，则是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发生的直接背景相同，都是缘于英国人对华人的压制政策。

英国殖民地政府出于对华人的仇视，一心一意想同化华人。同化的手段从消灭华人的教育开始，最终到达同化的目的。这可以从英国人战后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清楚看出来。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是个关键。其目的是把全部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或英文学校，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完全出于恶意。

马来亚和星加坡两地的华文教育是一个整体。这份报告书虽然是针对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提出的，其背后的主导思想和目的也适用于星加坡华文教育。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教育来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

报告书的具体建议是，以马来文或英文学校代替华文学校。否则，华文学校将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这样的建议当然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华人子弟受华文教育，乃是华人天赐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巴恩报告书中说（见《马来亚1951年巴恩氏巫文教育报告书》，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这份报告书有极其露骨的政治目的，把政治和教育混在一起，以政治理由来消灭华文教育。华人把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本是受母语教育的权利，却硬说是“表现对马来亚不忠诚”，故意歪曲，陷人於罪。其真正目的是同化华人。

这份报告书引起马来亚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强烈反对。槟城华校董教大会说（见同上）：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同上）：

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Education Ordinance, 1952) 便是在《巴恩报告书》的基础上拟定的，目的相同，引起华人和华文教育界的反对是意料之中的事。

吉隆坡华校教师会说（见《马来亚1952年教育法令》，刊于2010年1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

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先生说（见同上）：

这里所说的“方言”是指华人的语文，就是华文学校的语文。陈祯禄先生这番话最能反映出华人的心声。

全马华校董教代表大会直指其同化华人的目的（中国报52年11月11日）：

《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以同化华人为目的，十分明显。星马华侨领袖对此深感担忧。华文教育从此面对重重危机。如果华人接受这样的建议，华文学校将彻底消失。

陈六使先生在《南洋大学创校史》序文中回忆道：

这段话清楚说出当时英国人颁布的政策，处处针对华人，一心只想消灭华人的教育与文化。先知先觉的华侨领袖，已看出重重危机，忧心如焚。

一直到今天，虽然英国人早已离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都是依据英国人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来制定的。

《巴恩报告书》有两面的含义。

一面是，就马来人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符合双语教育原理，即以母语马来文为第一语文，外语英文为第二语文。这是双语教育的基本概念。

一面是，就其他民族的语文教育说，实施马来文和英文双语教育，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都是外语，完全排斥母语，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显然含有恶毒的政治目的。

华人子弟，进入马来文学校，第一语文是马来文，第二语文是英文，不能学母语华文。

华人子弟，进入英文学校，第一语文是英文，第二语文是马来文，也不能学母语华文。

英文学校也可以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只学英文。李光耀小学和中学都在英文学校就读，完全不学第二语文。在童年时就十分讨厌华文。他掌权后的语文政策，让新加坡的孩子也讨厌华文。

在他的年代，英文学校学生可以学拉丁文，但不必学母语。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企图把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即峇峇人。其用意十分恶毒。李光耀一生，不仅赞同，而且执行英国人的同化政策。他是在一九五五年从政后，为了选票才开始学中文，意图蒙骗华人。

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是，以母语为第一语文，以外语为第二语文。这完全是为了语文实用的安排，不关政治。孩子在小学阶段，只需学习母语，以便确保在小学阶段掌握母语的基本表达能力。到中学阶段才开始学习外语。这时，因为孩子已掌握母语，学习外语就不会造成对母语的干扰，易于明白母语和外语的差异，也易于学好外语。

如需在小学阶段教授外语，也应该只在高小阶段教授简单的外语知识，如字母和发音等。外语在小学阶段不可喧宾夺主。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都不需要100%的人懂外语，只需5%的人懂外语便已经很足够。哪些人需要懂外语呢？工作时需要用到外语的人才需要懂外语，例如，从事外贸、外交、科学研究的人，需要懂外语。其他的人都不需要。当然，多懂一种外语并非坏事，可以增进知识，但无需强迫所有的人都学外语。

李光耀掌权后，大力推行英国人定的教育政策，以便通过教育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他是英国人培养的代理人，自然得效忠英国，为英国人服务。他的双语教育，继承了巴恩报告书的第二面含义，即恶毒的政治意图一面，而完全不考虑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这一面。

星加坡的马来人为数不多，不必设立太多马来文学校，只需多设立英文学校，让各族人的孩子都可以入学。这是英国人的同化意图。

李光耀生为峇峇人，而有华人血统，又有华人姓名，极易于误导他人，以为他是华人。

在南洋大学开学前一年，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二岁时，才开始学说华语。这一年，他正式登上政坛。他公告天下，华语是他的母语，还会说各种方言。这完全是在刻意误导华人，以达到政治目的。

天下没有哪一个人是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母语是一个人从在母亲怀孕时就听到的语言，在母亲怀里吃奶时学说的语言。在三十二岁时才有母语的人，必是怪物。天下也没有哪一个人，终其一生，学了五十多年还是学不好自己母语的人。

李光耀写了一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来为自己恶毒的政策辩解，十分荒谬。全世界都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为什么只有他的双语政策是“一生的挑战”？他显然故意隐瞒恶毒的意图。

他的双语政策，把外文（英文）定为第一语文，把母语（华文）定为第二语文，完全不符合双语教育的基本原理，违反常规。他的目的在于消灭华人的母语，让华人的孩子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这正是英国人同化华人的恶毒计划。

李光耀出生在峇峇人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话，是峇峇人说的马来话。因为上英文学校，学英文，说英语，于是，英语渐渐成为他的家庭语言，也就是他的实际母语。他的孩子自然也以英语为母语。华语从来都不是他的母语。他从小学到中学也都不学华文。他是完完全全的英化了。英国人的教育政策，就是希望把华人的子弟都变成英化华人，也就是峇峇人。

新加坡华人的母语，一般都是方言。上学后学华语（早前通称国语）。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非常容易。不会说方言的孩子，学华文就非常困难。

李光耀不仅不懂华语，也不懂方言，所以觉得华文很难学，很讨厌华文。这是他的亲身经验。为了达到同化华人的阴暗目的，他强硬把华文学校都改为英文学校，并消灭华人的母语方言，让华人的孩子觉得华文难学，讨厌华文。以便完完全全英化华人的孩子。这样艰巨的工作，自然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李光耀的双语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年轻一代华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以英语来代替母语，并且讨厌母语。英语成为家庭语言，也就是实际的母语，制造新一代的峇峇人，也就是英化华人。这是英国人定下的目标，由李光耀完成。这正是《巴恩报告书》在星加坡实际应用的结果。这样的政策，有极其恶毒的政治意图，推行起来，当然艰巨，成为他“一生的挑战”。

在马来西亚，华人依靠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维护独立中学的命脉，还创办了三间学院，让华文教育得以生存。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高压政策之下，只经过二十年，到一九八〇年，华文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被连根拔起，全都被同化了。当初，创办南大的先贤所最为担忧的事，二十年后，如噩梦般步步进逼。

四、侨教救亡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以同化华人为目的，令星马侨教界深感担忧。这导致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的成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全马华校教师会联合成立教师总会（简称教总）。《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宣言》中，揭示三大宗旨：

其一，发扬中华文化与维护种族的教育。
其二，愿与政府合力共谋华校教育的改进。
其三，保障教师地位与改善教师生活。

其中，第一个宗旨就是针对《巴恩报告书》而提出的。这也正是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

一九五一年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的《教育法令》，钳制华文教育，以同化华人为目的，受到华社非常强烈的批评和反对。这一波反对浪潮，先催生了全马华校教师会联合成立教师总会，再催生了后来的马来亚各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简称董联会）。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二日，在民族教育生死存亡的时刻，由马来亚各地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成立了全国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从此，教总与董总成为直接领导马来亚华文教育的两个主要机构。

在董总成立之前，一九五三年四月，反对巴恩报告书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把马华、教总、董联会代表三方联合起来，成立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成为侨教三大机构的最高领导单位，通称“三大机构”。这个委员会隶属于马华公会，为华文教育争取权益。在董总成立后，代替董联会成为“三大机构”的成员。

由于星马两地华文教育合为一体，巴恩报告书及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虽然都在马来亚制定，但两地华文教育所面对的压迫相同，只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在马来亚，英国人要把华文学校改为马来文学校或英文学校，在新加坡，只有一个选项，就是改为英文学校。

在这之前，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后，华校毕业生无法再到中国上大学。这让华校面对师资短缺的困境，华文教育雪上加霜。在本地兴办一家华文大学的需求十分殷切，迫在眉睫。

一九五零年，陈嘉庚先生回国参与建国运动。陈六使先生继承他当福建会馆主席。维护华文教育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

一九五三年，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大学，正是传承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精神。侨界常以陈六使学生领导的南大筹募基金运动，与陈嘉庚先生领导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相提并论。

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福建会馆为其辖下学校举办义演筹款时，陈六使先生出席致词。他第一次公开提及创办华人大学的事。他说（刊于1950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从这番话中可见，他对民族文化教育之关怀与忧心，对时势之触觉极其敏锐，目光远大。他所说的“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就是为了不让子孙被同化。在陈嘉庚先生之后，陈六使先生是中国人中，最伟大的教育家。

陈六使先生当时有办大学的想法，但没有正式推动。在这之前，一九四六年，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位创办南大先贤，往见陈嘉庚先生，提议创办大学。这是南洋华人第一次讨论创办大学的事，为后来创办南洋大学的先声。

陈嘉庚先生当时不赞成，因为战后新马华社百废待兴，全无经济条件创办大学。他建议华校高中毕业生，可以到厦门大学去深造。这一次的讨论，没有结果。

为什么陈六使、李光前、黄奕欢三位先生，当时要向陈嘉庚先生提议创办大学呢？

这一年，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英国殖民地政府设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由马来亚半岛各邦和原属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组成，共十一个州属，不包括星加坡。华人在马来亚联邦内，没有地位。三位先贤眼见时局的变化，所以提议创办自己的大学。

由于受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马来亚联邦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卅一日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华人依旧受排斥，不是公民。

英国打算让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华人必须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七日，成立马来亚华人公会。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八日，国共谈判破裂，中国内战爆发。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革命政府成立。星马学生无法再到中国升学。侨教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局。华人必须再次考虑创办自己的大学。

一九五零年九月九日，福建会馆为其辖下学校举办义演筹款时，陈六使先生出席致词，首次提出创办中国大学的愿望。但并没有公开号召创办大学。

一九五三年一月廿一日，他在星洲中华总商会召开董事会议致词时回忆说：

这次倡议并未推行，主要因为胶厂在这一年被焚毁，损失甚大，创办大学的计划只好延后。

陈六使先生对民族文化教育时刻关怀，时刻忧心。他对时势之触觉极其敏锐，目光远大，是陈嘉庚先生之后，中国人之中最伟大的教育家。

这是当日致词中的相关片段（刊于1950年9月10日《南洋商报》）：

南洋大学就是在面对被同化威胁的背景下设立的。南洋大学的成立，在马华公会成立之后，显示出华人在政治觉醒之后，决心捍卫自己的文化，反对压制与同化。马华公会与南洋大学的先后成立，是星马华人社会中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陈六使先生创办大学的倡议公布后，马华公会大力支持。那是马华公会捍卫民族教育最豪壮激越的时期。

从一九五二年二月开始，马华公会逐步与巫统合作。这让陈祯禄先生得以说服马来人不反对华人创办大学，为南大建校清除一些障碍。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第十届第三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席上正式提出，为维护中华文化与民族教育，必须创办大学，让马华文化得以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他说：

陈六使先生说华文学校当时面对的两大困难，都是由于受到英国人的压迫所造成的。所谓“外来压力欲消灭华人文化”，即指英国人的《巴恩报告书》和《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以消灭华文教育、同化华人为目的；所谓“内部摧残抵消力量”，则是指殖民地政府要华人纳税，却不肯资助华文学校，以致华校资金不足，经费困难，导致内部不和谐。

最后一段话中说“余二年前即拟倡办华人大学，不幸树胶厂被人放火焚毁，否则二年前之计划已经实现。”即指一九五〇年树胶厂为马共游击队焚烧事件。树胶厂被焚烧，损失很大，创办大学的事只好延后。

陈六使先生这番话，旨在唤醒大家，须立即拯救民族文化，民族教育，以免被彻底同化。他在《南洋大学创校史》的序文中回忆说：

当时，星马华人已普遍感到华文教育被消灭，最终被同化的危机。就在这个时候，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华文大学。这个消息刊于报上后，立即引起星马华人社会各方热烈响应。

创办大学，需要大笔资金。华人办华文大学，不可能得到殖民地政府资助，只能靠自己。星马各地的华文学校，都是靠华人自己筹钱创办的。殖民地政府不愿意支持。因此，当务之急便是筹募资金。

商界的支持十分重要，侨团的支持也一样重要。商界的领导人往往也是侨团的领导人。由侨团带动鼓吹，可以唤起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起而支持，把建设南大推广为全体华人社会的运动。为了唤醒各地侨胞，意识到创办大学对民族存亡之重要，需要到各地华社，多方宣传，吁请各地华人支持办大学。为此，南大执委会采取了两个步骤：一是把创办大学的信息具函通知马来亚各地中华总商会，吁请在各地带动成立筹备南大委员会；一是派遣特使到马来亚各地，报告创办南大的原因和目的，并吁请各地侨界为南大筹款。

各地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一般都是当地马华公会的领导人。带头成立分会和支会的，主要也都是总商会和马华公会的地方领导人。参与的人中，以侨团界和教育界的为多。由各地委员会带动，南大建校成为星马华人的社会运动。

各地侨团的最大作用是，一边推动分会和支会的成立，一边帮助筹募建校基金。

在整个南大建校运动中，除了商界的领导人之外，教育界和政界有两个人特别重要，就是教育界的林连玉先生和政界的陈祯禄先生。

陈祯禄先生积极支持南大。因为他受英文教育，可以直接和英国人辩论南大创校问题。他所领导的马华公会极力支持华文教育。他说(见1953年4月20日《中国报》)：

就因为他捍卫民族文化，所以支持创办南大，尽力帮助南大建校。

林连玉先生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出任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

一九五三年四月，促成马侨教育中央委员会，并担任副秘书。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任教总主席。他一生捍卫民族教育。创办南大的倡议提出后，他带头为南大组织篮球义赛。各地因而纷纷为南大举办义赛筹款。他是华文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极力支持创办南大。在各地南大委员会中，都有教育界的委员。

林连玉先生为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受尽迫害，正如陈六使先生在新加坡为华文教育而受尽迫害一样。民族英雄总是在民族灾难时诞生。林连玉先生和陈六使先生带领大家面对民族教育的灾难，成为两地民族教育的灵魂。

在林连玉先生之后，领导侨教的重要人物，是南大马六甲分会代表沈慕羽先生(1913-2009)。他当时三十九岁，正当壮年，担任马六甲平民学校校长，并领导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在南大马六甲分会中，代表教育界。他后来在一九六五年担任教总主席，并先后两次为华文教育坐牢。他一直都支持南大。

星马华人在面对外力压迫时，对南大建校，极其企盼，因而陈六使先生登高一呼，便立即万山响应。

在各个州所设立分会和支会，相互配合，把建设南大的信息传达到半岛的各个角落，传达到每个人的心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委员会，帮助推动南大建校，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南洋大学如期诞生。

南大之所以能成功创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力于陈六使先生和执委会的带动。正如马六甲宋廷滨先生在开学典礼致词所说：

陈六使先生以他敢于担当的领导精神，不畏困难的魄力，显出坚忍不拔的领导本色，感染各地华侨，通力支持，全体响应，南大建校成为星马华人的社会运动，最终把南大创办起来。

在执委会中，有三位委员对创办南大帮助很大。这三位委员是：连瀛洲先生、黄奕欢先生、高德根先生。他们三位出钱出力，努力不懈，是为创办南大而奔波的三剑侠。他们也都是星洲中华总商会和一些侨团的领导人。

南大是民办的大学，殖民地政府不仅不支持，而且敌视。全靠各地侨团与众人一心一德，通力合作，克服万难之后，才成功创立起来。

南洋大学建校运动，实就是民族教育救亡运动。

（录自 2017年7月1及8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