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伤口
──百年教训与思痛

第一节　切根之痛

　　南洋大学惨遭人为毒手，其意义并不止于一所大学的关闭而已，更意味着南洋历史的严重顿挫，成为了新马华族永远的锥心之痛，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将之比喻为“历史的伤口”，倒说得一点也没错。曾有南大教授作诗泣诉曰：“忍摧廿六年基业，一凿一锤一泪痕”，这一道难以愈合的巨大伤痕，将深深铭刻在民族的心骨里。

　　正视历史，检讨得失，才能吸取教训，然后超越历史。总结南大的兴亡史，必须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南大非得关闭掉不可？理由似乎很清楚，其实也不尽然。按照当局者的说辞，最重要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二点：一是 共产党渗透南大的因素，一是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必须统一语文的因素，校友詹文义曾谓之为：“英文至上主义”和“惧共的偏执症（paranoia）”【注1】。这两个理由是没错的，对当局来说也最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这只能解释南大史的前半部，却无法很好地交待南大史的后半部。

　　先说第一个理由。所谓担心共产党渗透盘据南大的说法，既使不去探究是否属实，但在1964年时星加坡政府基本上已控制了南大，被视为具左派色彩的学生会也在这一年被勒令解散，政府牢牢掌控学校主权，对南大可说是予取予夺了。正因如此，李光耀才会在这一年11月在一场南大的演讲中，说此时他可以“安祥地检讨南大的教育内容”，因为已经没有“可被亲共集团乘机利用的严重政治争论点”了【注2】，可见所谓的“共产党问题”实已不存在了，除了一年后抗议《王赓武报告书》以及延续到次年的示威余波外，南大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学潮。

　　另一个理由，是说为了统一语文，以利团结国民。纵使我们先不去深究这种论调是否合理，却也始终无法明白，为何自《王赓武报告书》改制以后，南大已渐迫走上以英语教学语为主的大专学府，到1975年时更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入校操 刀，进一步全盘西化南大，成功地改成一所名符其实的英文大学。此时的南大完全是官方主导下的产物，不但和“华人沙文 主义”沾不上边，也非常符合英美所预期的大学了，但是为何两年后南大还是难逃劫数？“英文至上主义”和“惧共的偏执 症”的确是重要的一部分原因，但最终必行“杀鸡取卵残复残”（潘国渠语）的真正动机又是什么？

　　至于其它的“学术水平低落”等论调更是欲加之罪的说辞了。事实上，既使在1964年由马来人主导的联邦中央政府所发表的《南洋大学内之共产主义运动》白皮书里，再怎么严批南大的“红色色彩”，并封掉不少学生组织和刊物，却没有要求关闭整间南洋大学。李光耀在晚年做了交待说：“我们从1965年到1981年，花了16年才解决。”依此说辞，那么中国学者窦文金的意见很值得重视，他说：“殖民政府及此后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出于多种政治因素的考虑，对南大采取的一系列限制、打击和改组措施，是导致南大衰亡的最重要原因。”他又说道：“客观地讲，在南大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李光耀总理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他再强调：“尽管南大衰落原因种种，但政府的限制、打击和改制乃是首要的，因为无论南大如何精于管理，也难脱政府的计划与安排。”这些论断都是本地学者鲜能有及的。【注3】

第二节　历史省思

　　关闭掉独一无二的南大，是怎样也无法缝补的历史伤口。当2004年新加坡副总理陈庆炎宣布暂延将理大“复名”为南洋大学后，也是合并的《联合早报》随即发表了社论〈又错失了历史机遇〉（2004年7月14日），深深为暂延“复名”而扼腕可惜。然则孰令令之，孰为为之，这个历史机遇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断送在自己手上了，今日又何来“错失”之有？

　　这个错失的历史机遇是什么？如果诚实地反省历史，应该具有这几层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造成新马华族巨大的心灵创伤。这是切根之痛的创伤，詹文义曾批评新加坡政府：“在把新加坡转化为四小龙之一的过程中，却为华族遗留下切断语文之根的伤痛。”南大是这个切根的最痛殒毁。潘国渠在南大创办时所作《癸巳呓 辞》的其中一首诗，可为警示：
　　六鳌能钓况其余，碧海虽宽网不疏。
　　可惜海枯终见底，应思无水便无鱼。

　　第二、象征了马新华族教育与文化的严重挫折。新加坡华文教育已被连根拔起，马来西亚华教虽然大节不屈，保住生机，却也饱受压力，困难重重，在凄风苦雨中踽踽独行。南大灭亡的意义在于，百多年来南洋华族所欲自我完善建构以轩昂立足斯土的新民运动宣告失败。对于当时很多华人来说，1980年关闭南大是1965年新马分家后的另一次心灵撕裂。

　　第三、象征了华族欲以教育与文化建国的苦心备受质疑，华族积极参与平权建国的努力未获肯定，华族欲主动建设马来西亚文化的诚意遭受排拒，华族在教育与文化上进一步被排除在国家文化外，也象征了新马原本丰富多元格局的社会文化逐步趋向单一化。从全民激情参与的盛德大业来看，强制关闭南洋大学意味着对新马华族公众意志与民族尊严的最大凌辱，也是对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与逐渐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极端摧残。2007年9月李光耀以一国之尊为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打抱不平，批评两国政府“有系统地边缘化”当地华人。然则，这话听在华校生和南大生耳里真是情何以堪，百股滋味不知从何说起。

　　第四，象征了南洋华族欲追求“融合以求产生一种奇光异彩之新兴文化，为人类文化史开一新页”(陈六使先生语)伟大宏愿的白白错失。自十九世纪东西方的接触交流以来，马来半岛尤其是星岛实处于绝佳的东西文明交汇点，是当时最有机会站在人类新文明潮流的前端，南大创校诸贤实有此远识与自信，再从中国文化南播的历史趋势来看，南洋实为华夏文化之尾闾，南大乃得天应运而生，蓄蕴百年以待发，但此潮流却不幸遭人为横拦，寓示了星岛从此错失吸纳精深文化与充实伟大文明的绝佳机遇，此“诚失去千载一时之机会”也！【注4】

　　今为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始惊讶于材难，虽说亡羊补牢，于时未晚，但历史山门或许可以仿造，千年机运不一定会再回来。

　　南大首任文学院院长兼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天泽在为《南洋大学创校史》撰写的序文中，曾很有远见地的说：“余以为南洋大学之缔造，实海外同胞精神命脉之所寄；吾族在海外未来之荣枯消长，胥可以南洋大学之兴衰成毁卜之。”点出南大在历史长河中所蕴涵的巨大意义。一部南大史可说是半部南洋华人史，也是具体而微的新马华教史，始其创建有多层意义，终其灭亡更有丰富意涵，值得后人深深省思。

　　也许我们不必如此悲观，南大的创建与灭亡已深深烙印在千秋史册上，她的意涵与影象也将愈久而弥新。严元章先生在被迫离开南大时曾说：“好人是不会寂寞的。”这就如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人人都记得，只要南洋子孙都不曾遗忘。

（按：录自《南大春秋》第六章，风下工作室，2008年9月。）

【注1】	詹文义：〈从华族的生命力谈南洋大学的必然性〉，刊于《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特刊》，吉隆坡：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筹委会，1993年。
【注2】	李光耀：〈从新观点看一些旧问题〉，《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页402-403。
【注3】	窦文金；〈南洋大学的兴衰——兼析“复办南大”活动之前景〉，刊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1996年。
【注4】	这句话是1949年马来亚大学创办之初，代表联合国文教机构的知名学者庄泽宣来马考察后，对马来亚大学未能开设“中国学院”的评语。庄博士建议马大开设“中国学院”，因为她位处东西方的中心点，可以“研究整个以中国为中心之东方文化，旁及于印度及其它方面对过去东方文化影响，将来再与印度、锡兰，缅甸各大学联合研究东西文化截长补短之若干问题，庶几乎马来亚大学可以负起领导创造新文化之使命。”否则“诚失去千载—时之机会！”（〈论马来亚大学应设中国学院〉，见于《从巴黎到槟城》，南洋商报出版，1953年）马大本为殖民地大学，未有此眼光，民办的南洋大学实亦为弥补这个缺憾而成立（《南洋大学创立宣言》对此义有明确阐述，参考本书第二章等的论述），庄泽宣也曾参与其中的院系设计。然而南大最终亦在人为干扰下而坐失此千载良机，良堪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