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素音记述南洋大学

　　1954年马来亚的教育问题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新加坡大学是为受过英国教育的马来亚青年建立的。它执行政府让马来人毕业的政策，即使他们达不到要求的水平也让毕业。学生的大多数当然是华人，因为新加坡人口的85%是华人，马来人只占6%，其余为印度人和欧洲人。华人对这种偏袒的做法很不满，可是又怕“将来找不到工作”只得忍气吞声。所有管理方面和文科方面的职务一律都给英语学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新加坡三分之二的孩子上的是华语学校，政府部门、医药、法律、工程和建筑等方面的工作都没有他们的份。这种不公正也太明目张胆了。

　　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可是那些受过英国教育的人害怕了。教授们淡淡地反驳说华语教育的水平不高。这不符合事实。那些最有才华的学者是先上华语学校然后转入低级英语学校的。

　　1953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团体在当地筹建一所供华语学校毕业生就学的大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去中国上大学要受到逮捕或被驱逐出境，当然不可能去了。南洋大学的主意是由福建会馆(又称作百万富翁俱乐部)的华人商会提出来的。1951年法律专断地宣布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任何官方文件只有英语和马来语才有效，华人商会曾提出抗议。福建会馆1月份召开的一次会上决定，既然已为讲英语的少数人建立了一所英语新加坡大学，就必须为讲华语的多数人建立一所毕语大学——这完全合乎逻辑。可是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在斗鸡餐馆(Cockpit Restaurant) 和新加坡白人常去的地方看到，那些一本正经的英国人一提起华语大学就口吐白沫叽咕个没完。

　　成立华语大学的这一计划使我应邀去新加坡大学发表讲话。“到底为什么必须要有一所讲华语的人开办的大学？”我反问道：“为什么上层人物只能是讲英语的呢？”；一位脾气暴躁的英国人说：“南洋大学是华人沙文主义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看待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沙文主义呢？”当然，扼制华语文化是为了“反对共严主义”，不让年轻人通过语言媒介受到思想灌输。新加坡大学的英国教职员和政府官员们非常有把握认为英语教育能够预防共产主义思想。

　　1953年初2、3月间，全马米亚的270个华人团体和俱乐部参加了这一计划，南洋大学诞生了。所有的人都捐了钱。百万富翁们捐了几百万元，新加坡食品市场的小贩们每个月捐出一个星期的收入。有多少牡蛎煎蛋饼、蟹肉和各种面条进入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三轮车工人把三天蹬车所得全捐给了南洋大学，他们做出的牺牲最大，因为他们那么穷。割胶工人也蜂拥前来捐款。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上不了大学，但这是一种表示自己文化身份的姿态。这是一件极其了不起的壮举，人人都必须记住。

　　在新加坡裕廊的一块地被买下了，开始建校。我那时正在研究马来亚的华语文学。通过和在马来亚的华人学者的接触。我发现马来亚华人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评论和诗歌，内容和感情都不同于中国本身的文学。马来亚和新加坡有两冢很出色的华 语报纸，广泛报导世界新闻。有一些很能干的记者，他们除了讲华语外，还会讲漂亮的英语和马来语。我和他们有过几次充满生气的会晤。在华人社会里文化滋生从来未间断过，而且不乏创造性。可是这一切都为英国人所不屑一顾。当然更受到紧急法令以“颠覆”为罪名的彻底镇压……若干年后我收集并帮助出版了第一本英文的马来亚华语文学纲要。学生们给我带来一本本小巧的诗集和小小说。如果说他们的技巧不全是十全十美的，内容却全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充满热情和朝气。我仔细地把它们收藏好，因为拥有这些书是要蹲监狱的。有一些作家确实进了监狱。

　　因此，把马来亚华人说成刚来时目不识丁的苦力，挥动铁锨修路，种植橡胶和开采锡矿，突然成了愚蠢的美少年，仍然没有文化的“百万富翁”，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不真实的。确实有不少华人初来当劳工，有些人成了百万富翁。比如福建会馆的负责人陈六使连瀛洲。连曾表演给我看他当年挖土修路的样子。还有李光前，他开始在一个橡胶园当小职员，后来成了几家报社和企业的业主。这些百万富翁出钱资助奖学金，资助报纸、学校、福利团体和图书馆，对年轻人的教育十分关注。他们中许多人发奋用功学会读书识字。有些人，如李光前，设法学会了三种语言。

　　我一开始就支持南洋大学的计划。可是过了一年后提出了一个条件。南洋大学应该在教学计划中加进马来语课程，对想要学习华语的马来人开门。

　　今天数百名欧洲学生去中国学习汉语，美国大学里有几百名美国人在学习汉语。可是在当时马来人学习华语的想法在英国人看来荒唐而不可思议(很奇怪的是，尽管马来人并不这么看)，许多海外华人也想不通，其中包括福建会馆里的一些百万富翁。我意识到显然这是海外华人因为对日战争而对马来人有所不满和怀疑，就像马来人受到他们一些狂热的宗教领袖训斥要他们去杀死“异教的”中国人一样，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看来，尽管马来亚共产党大谈各种族的团结，却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甚至否认存在这个问题。

　　由于支持南洋大学，我接到了新加坡福建会馆的邀请。我沿着那幢不显眼的建筑拾级而上。站在上面等我的是一些二级的商人。会馆里面很大，有一个小湖般的游泳池。游泳池上有好几个亭子，有一些拐来拐去的九曲桥连成一体。这些拐来拐去的桥也许是为了防止魔鬼跟百万富翁们到湖中间那个凉亭里去，他们常在那儿讨论大额的生意。闻名的陈六使从一个内间出来欢迎我。他的穿着很平常，下身穿一条宽松的裤子，上衣领扣敞着，露出里面的衬衫——新加坡普通的工人都是这么打扮的。——他光脚穿的凉鞋可以花一块钱从小胡同里买到。会馆的其它成员也和他一样，穿着并不讲究。显示了他们是当劳工出身的。按福建习惯，端出来的茶用很小的杯子盛。陈一边扇着芭蕉扇一边打量着我。他的头很大，留着平头，一张脸与众不同，既平常又机灵，下巴很大，一副硬汉子的模样。可是又显得深沉。我很喜欢他。他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可是十分诚实，这时他很生气，他受欺负受够了。

　　在场的还有许多记者、学者和教师，还有讨人喜欢的李光前。他比陈六使难以捉摸得多，也更有远见。他很瘦，头发全竖着，我们很快喜欢上了对方。马尔科姆(Malcolm) 十分尊重他，这一点也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几年中我们见过好几次面，每次都有一大群人在场，免得政治部指控我们密谋。李光前告诉我他年轻时对英语的用法感到疑惑不解。墙上写的 Post No Bill(请勿招贴) 曾使他迷惑。Post 是“邮寄”的意思，bill 是鸟喙，为什么叫人“不要寄鸟喙”呢？

　　丰盛的宴会后，陈六使领路来到了湖中心的凉亭，在那儿讲起了为什么必须建立南洋大学。我表示同意。第二天政治部就知道了全部情况，他们去找了马尔科姆，想让他给我泼冷水。马尔科姆对我说：“他们看上去很狼狈。”第二天华人报纸报导了我们谈话的确切内容。陈六使，尤其是李光前，被一位美国记者称为“赤色代理人”。陈六使通过他岳父陈嘉庚(百万富翁，在中国捐建了好几所大学)和原籍省份有些联系。这些百百万富翁当然没有一个是倾向共产主义的。尽管如此，那时候时兴把促进文化联系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那些日子正是约瑟夫·麦卡锡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时期，新加坡和好莱坞一样受到波及。

　　在福建会馆第二次或第三次吃饭的时候，我大胆提及了南洋大学招收马来学生的事，感到人们热情立刻大降。连瀛洲故意摇了摇他那杯白兰地搀姜汁酒中的冰块。一个机灵的年轻秘书问我在写什么书。陈六使则在一旁摇着他那便宜的苦力扇子。停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开始讲起了日本人统治时马来人对华人所做的种种可怕的事。“我们为英国人作战，我们牺牲，我们受拷打……我们来到这儿，在本来什么也不长的地方种出了庄稼，马来亚因为我们而变得富有……”我听着，脸上显出无限的敬佩。

　　这时南洋大学理事会需要物色一名校长。由校长选择职员、教授、讲师。理事会里有一股很强的亲国民党势力，并得到了美国领事的支持。美国人认为英国人优柔寡断，美国重要的亲蒋院外活动集团对南洋大学也发生了兴趣。在新加坡有一所反对共产主义的华语大学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会抵销丛林游击队的吸引力，从长远看，还可能抵销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影响的马来“左”派的倾向。因为，除了一再重复“忠诚的马来人”(忠诚于什么？) 这一主题外，谁也没有英国人更清楚，马来人也是民族主义者，和印度尼西亚有着共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学，从阿尔及利亚到菲律宾，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翻腾。当局担心泛阿拉伯运动和泛伊斯兰运动会影响马来亚。马来语报纸《马来亚前锋报》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统冶的斗争的高涨的报导是赞同的。埃及的纳赛尔深得人心。

　　南洋大学选择一名反共校长结果选中了林语堂，《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一书的作者。林浯堂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抗日战争期间只到过亚洲一次，即去重庆两个星期。可是1953年时他却在台湾。卖力地遣责共产党的中国，参与建立了受到蒋介石，当然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共联盟。

　　对于这一人选陈六使并不满意。林语堂带着一家子来到了新加坡。他的女儿、女婿也都在南洋大学安排了工作。学校为林家提供了海边的一幢平房。还有一辆卡迪拉克小轿车。林语堂随即着手招聘职工，我收到他一张条子，要我顺便去谈谈。

　　大门口的蹭鞋垫上写有“欢迎”的字样，凉爽的客厅里的梁上桂着种在有孔花盆中的吊兰。屋里有一些精致的雕刻家具和玉器，那是万金油大王的女儿胡仙借给他们的。胡仙的父亲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许客房子。里面摆满了无价的玉器，我曾十分敬佩地拜访过。圆圆胖胖。热情好客的林太太对我表示欢迎。林浯堂长着一双叫人捉摸不定的眼睛，戴着眼镜。个头不高，却很傲慢。他命令说：“现在我要你用二十分钟讲一下这儿的情况。”我开始讲起来。可是林只注意听了一会儿。他的眼神慢慢发呆，脸上没有表情，表明他的思想已转到了另外一个题目……我把我的叙述压缩到5分钟，他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他转过身对他太太说：“妈妈。我们必须出去看看马来亚。”林太太答道：“如果安全的话。”我对她说肯定安全，并且学着我原来的女佣阿梅的口气说：“只有坏人才会被打死，像警官一类人。”他们愣住了。林太太问我：“你要喝点咖啡吗？”

　　然后我们谈到了林博士将要写的关于东南亚的书。南洋大学将成为反共堡垒……林语堂已经宣布这将是他的宗旨。接着他请我担任南洋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我摇了摇头，对于英国文学我一窍不通。“可是你用英文写作啊，”他惊叫道。我说：“可不是英国文学。”我不想教狄更斯和萨克雷，尽管那很值得教。“我宁可担任学校的保健医生。所有被录取的学生都要进行身体检查。”他同意了。可是我走了以后，他却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他们说：“韩素音接受了南洋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的职务。”这条消息登在第二天的《海峡时报》上。我给《海峡时报》写了一封信。澄清说目前我所能做的只是担任学校的保健医生。

　　这一否认导致了和林语堂的另一次会晤，他有点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放弃从医？”作为一名教授我会有允裕的时间进行写作。“我们会安排让你每周的课时不超过六节。”我试图向他解释我对于文学的看法，即我们必须创造一种亚洲式的文学，我们需要的不是19世纪的英国作家……可是他又走神了，我只好告辞。

　　1954年剩下的时间，南洋大学在建设中，我没有再去找过他。林语堂发表了许多公告。举行了一系列记者招待会，并多次发表讲话，看来他对马来亚局势显然太不了解。他把大学说成是个悠闲的地方，有时间可以抽抽烟斗，翻翻书报杂志。这可激怒了那些饿着肚子一星期捐献三天收入的人力车夫们。人们很快开始讨厌他，各华语中学开展了反对他的运动，要求理事会勒令他辞职。从这一点来说，他大大帮了他们的忙。他的想法一开始就要一个无比庞大的预算，完全像一所有钱的美国大学那样而不是马来亚的中国人集资办的大学。他要给所有聘用的教授和他们的家属提供机票，并出钱将他们家里用的东西运来。他还要给他们安排十分讲究的房子。

　　福建会馆感到担忧，于是召开了会议。他们闷闷不乐地思忖着林语堂不断送来的帐单。他们接见学生们派来的抗议代表团。到12月，林和理事会的关系已很紧张。于是他采取了不像中国人行事的、很无礼的行动。他召集了一次西方记者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华人记者出席)，把他与理事会的不一致告诉了各家英文报纸。他对他们埋怨说提供的经费不够。在华人看来。这是赤裸裸的背叛。在马来亚也好，在别处也好，华人喜欢自己内部解决各种分歧，而不通过报界，尤其是外国的报纸。在答复一位记者提问时，林说道，马来亚和新加坡是“文明的前哨”，属于困难地区，需要增加财政报酬。由于林语堂在理事全最后作出决定之前就将争端公诸于众，使他的资助者们，尤其是陈六使丢了面子。1955年初林语堂和他家里人收到了陈六使亲自私下送来的一大笔赔偿费，回美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