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大学 1978 ─ 1980

《全面英化 1973 ─ 1977》〈〈〈

　　1978年2月10日，李光耀在南大历史学会，发表《两种语言政策与高等教育》专题演讲，表示新加坡将保留新大和南大两间大学的看法；另一方面为使南大师生融入英语的生活和教学环境，建议将南大师生迁入新大校园。

　　这项决定，在其回忆录中亦有记述：

　　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入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设立联合校园

　　3月6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年7月起，新大在武吉知马 （Bukit Timah）的校园，将成为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两校学生修毕共同课程后，将参加统一的考试，并由校内、外考试委员批阅试卷，以使南大学生能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平，并希望借此消除某些私人界对南大生存有的偏颇和成见。

　　联合遴选委员会负责两间大学的招生，但申请入读的学生仍享有选择权；同时，新大、南大将继续颁发各自的学位。

　　声明并且表示，三四年后，当两间大学平等合作的目标达致后，南大师生将返回云南园。

　　3月7日，南大毕业生协会发表声明，支持理事会的决定，认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呼吁南大校友及其支持者，不必过分担忧。但同时亦点出：“南大这一次的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否则的话，南洋大学恐怕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云南园宿舍对外出租

　　7月3日，新学年伊始，1800名大学新生被安排在联合校园上课，其中南大生约580人。南大二、三年级学生则继续留在云南园上课。这段期间，校园内空置的学生宿舍被当局对外出租。

“南大必须造就精通中英两种语文的专业人才”

　　8月12日，新加坡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蔡崇语在南大第十九届毕业礼上表示，南大必须全面撤换教学媒介语为英语，目标是与新大在平等地位上合作，造就精通中英两种语文的专业人才，并希望三年后南大毕业生更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黄祖耀亦在毕业典礼上，引述南大普通学位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由1975年的 62％提升到1977年的70％；荣誉毕业生的就业率亦已由86％增加到94％。同时根据1977年的调查指出，南大商学院荣誉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100％。

　　另外，11月间，新大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在联合校园中，新大华校生的英文程度比南大好；新大的华校及英校生，其高中会考成绩都比南大好；英文源流的学生在听课、阅读指定参考书都比华文源流的学生较少遇到困难。南大毕业生协会则通过《燎原报》，发出“对待联合校园南大生应合情合理”的诉求。

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论争

　　1979年，随着政府政策的日见白热化，社会上关于新加坡需要一间还是两间大学的论争异常激烈，矛盾乃直指南大存在的必要性。

“两间大学，以保持东西方平衡”

　　2月19日，研究院院长吴德耀公开致函南大秘书长陈祝强，在《南洋商报》发表《一间还是两间大学》一文，提出：“未雨绸缪，为应付今后几十年的急速变化，以两种类型的毕业生去应变是比一种来得更好的。十年、十五年后，如果只有一间偏向西方的大学，新加坡可能就需要另一间偏向东方的大学，以保持文化上的平衡。其次，它也将使了解西方的受英文教育者能有效地应付东方的事情。”“在新加坡，是有足够的资质良好的学生分配到两间大学的，两间大学现在的学生总数是七、八千人，这只是每年进入小学的人数的五巴仙半（即5.5％──笔者按）左右。”

　　5月7日，南大为大马华文独中高中毕业生举行一连三天的入学考试，以英文为考试媒介语。11月7日，黄祖耀宣布放宽大马华校生报考南大的条件，允许只在入学考试的普通试卷英文一科，须用英文作答。

“一个校园，一间大学”

　　10月17日至19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名誉校长丹顿（ Frederick Dainton）爵士，应李光耀邀请到新加坡考察，与两间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和高级学术人员，讨论新加坡的大学教育问题。

　　12月11日，丹顿致函李光耀，呈交《新加坡的大学教育初步报告书》（Report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Singapore），指出：“维持两间大学的论点，不论是设在两个校园或一个校园，是极端没有说服力的，而造成只在肯特岗（Kent Right）建立一间单一的强大大学的论点却强而有力。”同时，建议尽早解决此问题。简单来说，丹顿否定了“两个校园，两间大学”及“一个校园，两间大学”的可能，仅建议“一个校园，一间大学”。

　　12月19日，李光耀复函丹顿，提道：

　　您已经回答了这个关键问题，“到底一间大学好，还是两间好”。您的评估使我确信：把所有学科集中在一间大学是比较好的，而新加坡今后的学生人数并不足以说明，我们在大学教职员和设备开销方面有理由架床叠屋。

南大命运巨变

　　1980年3月7日，李光耀致函黄祖耀，提出南大今后命运的问题。他认为，一、南大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师资；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基于这两项理由，并且在《丹顿报告书》的基础上，建议南大与新大进行合并，另附三项选择供理事会决定：

　　一、新大和南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
　　二、合并为国立大学，但保持两个校园；
　　三、在联合校园的三年过渡期届满，让南大重新开办。

　　3月10日，黄祖耀复函李光耀，阐明南大应继续存在的两点理由：一、深信新加坡需要而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二、南大是新加坡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洋大学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

“新加坡只要一间现代化的国立大学”

　　3月15日，总理公署发表《丹领报告书》”，建议新加坡只要一间更大更现代化的国立大学；总理私人秘书林祥源发表致报章公开信，提出在云南园建立南洋理工学院的意见。

　　由于涉及南大的命运将发生巨变，李光耀和黄祖耀数度互函商讨解决之道。这段时间，整个新马社会的舆论都围绕着南大是否将被关闭这个话题。

　　南大教职员亦就此展开了内部调查，意见纷陈，其中仍有人提出“一间大学，两个校园”的办法，认为“在感情上，取消南大校园会令老一辈的新加坡人难过”。

“东西融合，相得益彰”

　　吴德耀则说：“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仍旧是这个立场，新加坡应该有两间大学存在。” 3月17日，他发表《南大前途备忘录》，指出：

　　南大可以造就适合这个基本上是亚洲人的社会、华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8％的新加坡各方面和各层次的需求。随着日本的崛起为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本世纪末也可能成为政、经强国，南大可以造就毕业生，以应他日之需。

　　南大可以扮演与新大相辅相成的角色，一个应东方之需，另一则应西方之需。这种东与西的融合，相得益彰，也正是本共和国文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上的特色。

　　3月26日，南大学生会召开紧急会员大会，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0％的在籍三年级和荣誉班学生反对南大与新大合并，支持新加坡应有两间大学。学生会并于4月3日发表声明，阐述反对两校合并的理由，以及对《丹顿报告书》提出质疑，建议“彻底整顿南大内在的行政问题”。并且表示：“我们深深感到目前没有正式的校长，对一间大学的声望具有极度不良的影响。大大增加了聘请优良师资的困难，并已促成内部行政系统的混乱。”

“把南大和新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经过将近亘月的往返交涉，3月29日，李光耀再度致函黄祖耀，提出关于南大前途的三项抉择：

　　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对您要把南大改为美国制大学的计划提出意见；

　　二、在联合校园期满后，重新开办南大，提供商业行政、会计和它目前教导的其他学科；新大将继续提供它目前的学科，南大必须和新大竞争招生；

　　三、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使南大成为两个校园之一；一间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里。这间学院将是国大的一部分，并且和肯特岗的工学院保持联系八到十年。它将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建立南洋理工大学的预定日期是1992年。在这之前，必须清楚确立的是：将获得国大学位的该院毕业生具有和肯特岗毕业生同等的水准，而且当该院学生在1992年获得南洋理 工大学的学位时，该院将继续保持同样的水准。

“鼓起中华文化的理想，未能经市场考验”

　　 除了与黄祖耀往返通信外，李光耀还曾与南大理事会理事陈共存和连瀛洲互相致函。连瀛洲建议国立大学应命名为“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corporated by Nanya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inganore），李光耀在4月10日的复函中提道：

　　我相信让南大象征继续保存下去对我国是有价值的：它叙述了一个热爱他们语言、文化和传统的移民故事，这些人来自三轮车夫、的士司机、小贩、书记，以至商人、银行家，响应设立高等教育的号召，捐出他们所捐出的钱给南大。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不幸的是，鼓起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并没有作为建立毕业生能够经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教育的实际现实。

　　我已经提出了三个选择：最后一个选择提供了保存南大名字，并且在跟新加坡前途最有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南大校园的最好机会。

理事会接受合并建议

　　4月5日，经深入讨论及达成共识之后，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总理的建议：

　　把南大和新大合并成为一间国立大学，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组成）”。所建议的“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称为“南洋理工学院”，并将从1982年开始招收学生。这间学院将与新加坡大学的工学院保持联系，并将成为1992年之前所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

　　尽管既成事实，大马工商文教团体，以及五个南大校友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吡叻南大校友会、槟城南大校友会、新山南大校友会及砂捞越南大校友会）先后发表声明，坚持南大是新马人民的千秋大业，不应让它就此消失。

　　7月7日，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正式成立，校址设于新加坡市中心外12公里的肯特岗。南大及新大的师生都并入了这个新成立的大学系统，除了教职员宿舍仍住着原来南大的教职员外，云南园以整修内部而愈见荒废。

最后的绝响

　　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二十一届毕业典礼，在某种意义上，这象征着最后一响的礼炮已经结束。随着最后一批毕业生踏出校门，曾让南大人引以为傲的三环标志，终于并入了新加坡国大的校徽中。

　　 细说从头，1953乃南大之始创年，1955是为开办年，至1956方为南大周年之始。然溯自1953年5月“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成立，至1980年7月并入新加坡国大，共27年2个月；若从1956年3月24日第一届新生注册计起，至1980年8月底最后一批毕业生结业，则为24年又3个余月，这便足于涵盖坊间众说纷纭关于南大创办的日程和历法，此皆人为之切割也。

　　总之，当历史的尘埃落定，“南洋”之名，以及云南园的相思树林固得以保留，但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如大礼堂等被拆卸重建，包括南大之学风、传统及办学内容亦不复存焉。至此，“南洋大学”乃如落日般，永远消失在赤道的地平线上。

(按)：录自胡兴荣著《记忆南洋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南大之父陈六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