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论述的迷思

李光耀这位大家长，总是「苦口婆心」要子民听话学习。于是，在自我美好的错觉中，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他的「劝导」。今天再举例解说。

老人家喜欢回忆当年勇，炫耀他曾参与的1956年《立法议院各党派九人委员会华文教育报告书》（以下简称《1956年报告书》），来证明自己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的开明与苦心。这是由各党派出一、二位代表组成的华校调查委员会，李氏代表人民行动党，当时还是反对党。《双语之路》多次提及这份报告书，其中说到：

「……报告书也表示希望南大能够提供马来文这项科目，并向各族开放。」（页76）

言下之意，是委员会向南大的要求（「表示希望」）。但查看《1956年报告书》，是这样写的：「（南大）大学负责计划人员对本会委员保证，有意设立包括巫文之东方学术研究院，此诚可令人鼓舞兴奋。」（中译本，页30）这里并没说是委员会向南大「表示希望」，反倒是南大当局主动表示「有意」要开办马来文课程。至于所谓的要南大「向各族开放」，《1956年报告书》如此写道：

「吾人（委员会）希望，一若南大发起人之意旨（英文版第36页："It is hoped that, as the sponsors intend"），此间大学及马来亚大学，能同样开放予新嘉坡居住而认本地为其家乡而效忠之各民族。」（中译本，页30）

看，连《1956年报告书》也承认，开放给各族学生为南大发起人原有之「意旨（intend）」（这个「发起人」便是陈六使等人了）。这点可印证于南大其他文献，也符合历史事实。连自己参与撰写的重要文献，都能这样自我否定，颇有「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精神呵。如此闪避滑过，倒果为因，李氏既巧窃了美名，也把南大宣染成一所极端的沙文主义大学了。

这种宣染论调，持续到1965年变质南大的《王赓武报告书》。对于这份报告书所引发的大学潮，胜利者说：

「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建议南大向来自各源流学生开放、设立教导不同语言的语言中心及一个马来文系。报告书被认为是要消灭南大华文特色的另一个企图，难免又激怒了一些南大学生……大学开除了超过100名暴动的学生。」（页87）

好一个「激怒了一些南大学生」的话语。但他肯定知道，这个新马学运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潮，持续了39天之久。而且，全校学生都参与了罢课（包括不少的老师），不管左右派或中立者，同仇敌忾，反对报告书，对抗军警围剿校园，哪像是「一些」人在闹事呀。至于说那些被开除的学生「暴动」，一字贬死，严于斧钺。当然，在他的「政治正确」来看是没错的。但李氏似乎忘了，他就是因为1954年担任「暴动」华校生的辩护律师，赢得了正义形象而跃上政治舞台。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政客的自我论述岂能轻信？

选择性记忆和自我神化

再看另一个经典的「黑白讲」。大概是胜利的美好感觉太久了，他竟敢说：「报告书（指《1956年报告书》）出来后……华校生虽然开始学习英文，英校生也学习华文，但都没有考试。」（页37）什么！要在1956后华校生才「开始」学英文、英校生才「开始」学华文？OMG！没看错吧。看他又说：「英殖民地时代，受政府支持的英校，根本不重视华文；而华人社团创办的华校，也排斥英文。」（页112）是的，确定没看错，这原是他的认知。

这话应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李氏自恋体」的风格了。他不也称赞了1937年公教学校采用中英并重的教学吗（页112），何以自相矛盾至此？1904年创校的中华学校，课程表中就已列明英文一科了。再看1919年到南洋作教育考察的侯鸿鉴，就明确提到新加坡的启发、祟正等华校的英文课。不仅如此，有些华校的英文课还过重呢，例如槟城时中学校「一年级英文钟点太多，国文（华文）钟点太少」，中华学校更是「趋重英文」（侯氏著《南洋行旅记》，页31、33）。

如果李光耀还不服气，就看他自己参与的《1956年报告书》吧。报告书附录部分就收录了当年华、英校的课程表，清楚标明华校从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很高比重的英文课，到了中学阶段，英文课还比华文课多出一节（英校小学也有上各族的母语课，中学则无）。说什么华校「排斥英文」，谁能信之？

所谓的「自打嘴巴」，大概就是这回事了。选择性记忆和自我神化从来都是独夫老人的心理特质。唯有如此，才能久假而不归地宣染成是他令华校生学说英语、让英校生学讲华语的伟大假像了。

当《1956年报告书》议会通过后，他又苦口婆心说：「我既然代表人民行动党作为这个委员会的一员，就必须说服讲华语和方言的人接受它。」（页37）看「苦心李」又在好心地「说服」他的子民了。也许他有「劝服」过，但他忘了，华人是很现实的，从来都不会反对学外语的。报告书里不也清楚写到：

「最令人欣慰与惊异者为华校与华文教育者于致吾人之备忘录中所表示者，不但不反对华校教授巫文，甚而进一步强调巫、华、英、淡美四大语文之重要性，并主张应在本邦学校与议会内享同等待遇。」（中译本，页9）

看到华教工作者对其他语言的积极与开明态度吗？以至于连委员会都感到「欣慰和惊异」，这点当时李氏一定也印象深刻的。为了确保多语教学的成功施行，同一页里还记载：

「幸得中华总商会派出陈六使、高德根与连瀛洲三位代表莅本委员保证可在学校中施行多种语文。本委员会对此不胜感激之至。」（中译本，页9）

陈六使作为当年最孚众望的华社领袖，是他等人向委员会保证华校的多语教育。「幸得」二字可圈可点，以至于委员会对他们「不胜感激之至」，这点当时李氏一定也包括在内的。没想到多年后，苦心李反过来硬拗成是他「说服」了华人来接受，好笑；更没想到当年的欣慰和感谢，却落个日后的无情打压，可恶。

李光耀强调，他推行「双语政策」是希望能够保存华校的价值观与优良文化，可谓用心良苦，宏恩浩荡。但是华校的教育，第一是教人不说谎言，二是不扭曲事实，三是不骑劫别人的成果。看来苦心李应该以身作则，回去华小好好从头学起了。

（2012年4月15日《东方新闻网·东方名家》，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五。）

《天下人亦当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