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历史汇集》
卷一 绪论

南洋大学史实前言

南洋大学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华人社群集腋成裘，齐心协力，共同创办的一所民族文化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历史反映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一个极大的文化悲剧。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历史，尤其是新加坡华人历史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人民行动党的南洋大学历史，是政治胜利者所撰写的历史，仅是一个单向的史实。新加坡学派在治理南洋大学历史的课题上，自律与取巧的避开了一些政治上敏感的课题，比如说，鲜有学者探讨新加坡大学并合南洋大学的政治动机与经济目的等等。

新加坡学派的南洋大学历史观是相当狭窄与片面的。在避重就轻的心态下，论述主要是从新加坡教育历史的角度，来平铺直叙南洋大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忽略了新加坡政治大环境，尤其是华人政治斗争对发展南洋大学的影响。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课题，所以只单纯的从教育与文化的政策来看南洋大学的发展是不足够的。要真正了解南洋大学的历史，是有必要先了解华人社会在殖民政治下的发展历史，因为华人所面对的政治环境，约束了南洋大学的发展。

首先，要回溯到英殖民地时代，了解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会与华人政治的态度，和其政策的累积结果，以及华人在自立更生精神下演生的社会制度。这其中包括华人兴办民族教育的传统。

其次，要了解二战后，在国际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下，华校生在反殖民运动，与争取新加坡独立斗争中的角色，也要了解华校生，在人民行动党的党内与党外斗争的角色等等的政治变数。这是因为这一连串的内内外外的历史事件，塑造了当代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南洋大学的风风雨雨，就是在这一种大时代的背景下产生。

南洋大学的结局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为的政策结果。南洋大学的瓦解与结束，和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层层关系，所以要完完全全解读南洋大学的历史，还得先解读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

把南洋大学作为一个个案研究，有很大的实质意义。这也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论文命题。这是因为南洋大学的历史，在实质上，反映了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的演化过程。通过对这一个政治过程的认知，也具体与全面的体现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

南洋大学的历史，是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与新加坡政府政策下的必然结果。而通过认知新加坡政府如何规划政治策略来解决棘手的民族语文，以及政治课题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相当具体的窥探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思维。

盖棺论定，南洋大学虽然早已盖棺二十五年，但其论定的过程还是在热烈的进行之中。新加坡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塑造了对自己有利的南洋大学历史，而非主流思想的言论，也有各自独立的南洋大学历史观。

虽然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研究各方如果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就必然会有不一样的结论，所以论证的双方，是永远不会达成一个认知上的共识。因此，更实际的作法是，就个别的历史事件重新认识，以探索事件的发生与演化的过程。

探索历史事件如何发生，从其发展的过程中，重新解读个别政策的政治目的。比如说，重新认识各个有关南洋大学的报告书，其政治目的，以及有关报告书对南洋大学发展与存亡的影响。

从历史演化的过程，来重新解读南洋大学历史，或许可以更客观的认识到，华校知识分子以及南洋大学，在新加坡建国发展上所扮演过的政治与文化角色。

补习南洋大学历史

有鉴于南洋大学历史被居心不良之辈恶意扭曲，所以有必要再翻阅史料，回头看看，当年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历程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易行（1982）的《廿五年风雨话南大》相当仔细的记录和解析了备受政治暴力折腾的南洋大学史实，因此，从中适当性的摘录一些文字，用来解答与澄清一些污蔑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不正确评论，以正视听。

摘录：

史实：

• 1、创办华人大学的议题，经过两年的酝酿之后，在1953年提出，随即受到英殖民政府和不谙华文之土生华人的反对，力图通过行政手段，比如，拖延准证，政府不承认等等的伎俩，来阻扰和挫折华人大学的兴办。相反的，巫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却明确表示，马来人对设立华文大学的建议未持异议。

• 2、南洋大学还处在建立商议之际，已经受到学位得不到政府承认的政治威胁，事实上，就在南洋大学开课的仅仅60天之后，殖民政府就宣布南大学位不受承认。

• 3、白里斯葛委员会是通过一个秘密听证会，由反对创办南洋大学的匿名人士提供意见；《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凭借这些负面供证，得出不承认南洋大学学位的结论。在完成报告书之后，所有有关证据和供证人名单全部销毁。这是一个见不得光的政治黑箱作业。

可见，反对南洋大学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尤有甚者，身为华人却为消灭华人民族母语文化教育的不当行径摇旗呐喊，那是比当汉奸更令人发指的丧尽天良勾当。

重新认识南洋大学历史

Paths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2008) 是一本有关新加坡近代史的论文集，从回顾多个社会运动参与者的政治活动来重新认识新加坡建国前后的历史过程。根据编者的序言：其宗旨为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历史观，为了后代的回忆，追述新加坡在殖民后期至1960年代这一动荡时期在文化与政治上的多元竞争历史。

在这一个研究大方向下，Yao Souchou 撰写的 All Quiet on Jurong Road: Nanyang University and Radical Vision in Singapore (2008) 是收录在社会活跃分子与群众活动栏目。“这个栏目是记述有关艺术家，作家，学生与职工运动；这其中的个人或团体虽然不是政治组织，但他们的活动属于社会公民活动的范畴，是塑造当年新加坡政体的重要社会运动。”

Yao Souchou “讲述了南洋大学从兴办到结束的历史故事。南大是新加坡华文教育者在移民愿景驱动下的产物。他们要建立一所东南亚的华人大学。这件事对许许多多为建设南大而捐款的新加坡华人群体而言，是华社的一个重大的跨前一步。可以借用英国作家韩素音的一句话：“共产主义并不是模仿的样板，那仅是一种参考框架”，来反映学生活动分子的政治思维。Yao 认为这种观点基本上亦适用于整体的华文教育者社群。

序言内的这三点可以反映出学者们持有的一些客观的历史观察：首先，有必要从一个崭新的历史观来回顾1960年代，其中包括南洋大学的历史。何以如此？这是因为现有的主流历史观并没有全面反映新加坡的真实历史，特别是有关华人政治的那一块更是严重扭曲了。

其二，学生与职工运动，其中当然也包括华校学生运动和南大生从政等等的活动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基本国民权利，是属于合法的社会公民活动范畴。这个观点挑战李光耀政权把华人政治视为非法的社会颠覆活动的历史观。学生与职工运动如同政党政治一样是多元政治架构内的当然成员，所以理所当然有其政治参与权。

其三，编者与作者的共识是：共产主义并不是华人政治的终极目的；南大生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当前社会贫困的可行方案。这个观点和李光耀政权把华人政治等同共产党活动的历史观是不一样的。显然的，李光耀政权的立论无非只是为了维护对华人政治进行清算的合法性。

其四，这本论文集是从多元政治竞争的层面重新认识新加坡近代史，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文化，民族意识，社会困境等等变数都是影响新加坡政治发展过程的重要元素。这和官方历史观的华人民族意识不符国家利益的论说是全然不同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光耀政权是从执政党本身的政经利益立场来界定价值判断准绳，这种单方利益考量违反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换言之，新加坡历史并不等同李光耀回忆录或者人民行动党历史。

Yao Souchou 的论文有5个小节。南大：一个社群的实业；从二战后的社会背景追述南大的时代意义及其创办历史过程。南大精神：其文化源头；探讨中华文化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包括五四运动对南洋地区文化的影响。“极端主义的温泉”：分析南大生的社会意识，政治与经济观；其结论否定了南大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后两节，制伏极端怪兽和南大的倒塌，则是分别讲述了南大倒闭的历史事迹。

作者从南大历史事件演化的轨迹中提出理论性的解读，让读者从大时代背景中了解与事件有关的各种前因后果。作者在这一叙述过程中亦表达了对事件的评论与判断。

从一些原文的大意节录，可以一睹论文的部分内涵：“南大故事是罕见的社会原动力所展现出的一个崭新观念；南大是一个社会与政治动荡年代的社会愿景。在战后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各个集团都在争取自已的社会利益，华社的筹划南大就是其中之一的社会活动。”

“南大故事还展现出另一个层面的内涵：南大是一群移民的憧憬。华社的雄心壮志是建设一所东南亚的华人大学，这个文化意识虽然可以追溯自晚清时代的改革维新运动，但主要还是满足本地华社在社会，文化与经济上的需要。”

“批评南大者认为这种期待不合时宜，但对兴办南大者而言，他们的最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已的民族母语与文化，以及为被边缘化的华校提供大学教育。华社诚恳认为这个计划具时代意义也有其必要性。南大饱受政治问题的困扰，但南大计划在本质上是为了文化与教育目的。”

“华社单纯的认为办校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权利。然而，在建国过程中，华社的维护本身民族母语文化的权利被看成是自我利益的保障有违国家利益。这种指责以及南大生是共产党颠覆分子的标签是南大最终被关闭的理由。”

“华文教育自1920年代开始受到政策上的约束，1948年后，政府建议以国民学校统一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在这种环境下，华校面对如何平衡学校教育自主，学校受政府承认，以及学校接受政府财经支援之间的矛盾。”

“1948年的紧急法令后华校生再也不能到中国上大学，由于马大不招收华校生，所以华校生面对继续教育的问题。华社于是决议兴办一所华人大学。南洋大学就是在社团，商人与市民的捐献集资下成功兴办。”

“兴办南大的意义在于展现华人在文化上的认同感，亦体现华人可以团结一致成为独立自主国家里的一股政治势力。群策群力筹备南大的社会活动一反华社原有的帮社分门别类，各自为政的恶性常态。换言之，文化的认同团结了帮派林立的华社。这一种群体活动的本身就足以否定了官方的南大是共产党颠覆活动温床的标签。这是因为这一说法等同把小贩与舞女们牺牲自已的劳力所得看成是政治行为，相反的，市民的热忱是在于兴办一所华人大学，他们都是为了族群文化而贡献。”

“南大是时代的产物，是基于教育与文化上的考量，并在其特定社会现状与政治环境下诞生。此外，当代兴起的中国国家主义以及中国人在二战后的经历也都对华人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这一些历史对南洋大学起着一定的影响。”

“战后英国人在马来亚的民主试验是以社会经济政策来包装政治意图。社会空间相应扩大，官方放宽对社团，工会与新闻的管制措施。所以战后的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政治意识。华社在日军入侵中国的年代也培育了相当的政治醒悟，国共对抗等等亦教育了本土华社在政治上的结社，动员以及国家意识。”

“当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在鸦片战争的尘土中萌发，经历了日军入侵中国……五四运动加速了政治改革，新思想取代封建传统和顺民心态……这类新思维传到了南洋一带，展现在当地的社会课题上，具有本土意识，知识分子反思在殖民主义下的环境，他们探索与追求一个有新愿景的马来亚……他们置疑当前的社会状况，这只是一种醒悟阶段，而非追求与落实社会主义。这种精神对南大生的社会观起着一些影响。”

“中国的新思维对华校的文化与教育有其影响……他们期待一个可以让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1950与1960年代的职工与学生运动反映了这种意识形态……如果这些活动有共产党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不是来自直接听命干马共或者受到北京与莫斯科的财务支援，这些影响只是来自思想意识的认同和对群众动员的作业方式。”

“南大注定是华文教育者与他们的反对者极欲夺取的政治工具……南大生展现了令英国人敬佩的纪律与团结精神，为了建筑学生楼……这建筑是在一个人工建造的山顶上……学生象军队一样包括瘦弱的女生，他们扛起搬运和自已一般重的泥土去填补山邱……这就是改革精神的具体展现……这种精神震撼了英国人……。”

“南大生也反对所谓的黄色文化……认为道德沦亡者是社会寄生虫，不利新加坡的建国发展；这类文化是殖民主义的愚民政策……这种天真的爱国思想也展现了建设平等公正社会的意愿……南大生在烈日下搬运泥土和反对黄色文化反映了两种文化思想的极端对立……。”

“南大生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当前社会贫困的可行方案。他们从中国与苏联的社会改革中吸取经验与获得激励……他们并非共产主义教条的信徒，他们追求的只是共产主义乌托邦里的平等与富裕社会……关键不在于共产党或非共产党，而是如何更快速有效的改革当前社会的贫困与不平等现象……。”

“1964年6月的大逮捕行动过后，政府发表共产党阴谋白皮书……指南大学生领导层是由马共控制，以华文教育制造社会课题……有政治目的，要通过马共公开阵线夺取政权……1965年12月，《王赓武报告书》出炉……指导南大发展……对南大未来有长远的影响……报告书充分展现了人民行动党消灭敌对势力的能耐，以及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压抑任何异议观点……南大是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关闭，并非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马共森林游击战失败或者是因为无能的华商不懂得如何经营一所大学。”

“《白里斯葛报告书》与《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在南洋理工大学全面实现……对南大生而言，南洋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的耻辱，没有任何的手法可以让真正的南洋大学精神重生重现。南洋大学的消逝是一个极大的无可补偿损失，也是华商，小贩与舞女们，当年出钱出力的人民的文化愿景的破灭……华社期待中的文化公民，族群认同，以及跨时代跨地区的历史传承的消失，其中亦包括对一个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的憧憬。”

Yao Souchou 在多元政治框架下，从更广阔的角度解读了新加坡文化政治，让读者重新认识了南洋大学历史。作者在澳大利亚亚德雷德大学先取得经济学学士，后取得人类学博士，曾经在新加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目前在悉尼大学任职，专长于文化政治以及东南亚华社的研究课题。

备注：大意节录要斟酌增减难免断章取义，所以会和原文内容有所出入，原文清参阅 Yao Souchou ：All Quiet on Jurong Road: Nanyang University and Radical Vision in Singapore, 收录在 Paths Not Taken: Political Pluralism in Post-War Singapore (2008)。

简介南大春秋

《南大春秋》雷澥编著，由风下工作室于2008年9月出版。

李业霖的序文说：“自2000年初以来，马来西亚华社涌现出一股历史反思的浪潮，对华人历史上诸大问题的思考……南洋大学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创办初期和往后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碰上这么多困难和挫折？为什么在建校25年后竟遽尔被关闭了？在海外华人历史上尤其在新马华人历史上，留下一个难愈的创伤。雷澥先生撰写的《南大春秋》，就是试图解答南洋大学历史上一连串问题的一本著作。”

这段简述基本上点出了《南大春秋》的写作目的，以及书内所涉及的内容范畴。另外，“作者处理史料和理论的原则，不是‘以论代史’出发，而是‘论从史出’为前提，形成了他自己对南大发展线索的系统观点，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结论。”

这也点出了作者治史的方法和作序者肯定了这本书对研究南大历史的价值。

李万千的序文说：“本书篇幅虽小，却立足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借助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充实，言简意赅。在较完整的南大史出版之前，它不失为一本凭个人力量完成的南大简史。”

作序者也肯定了《南大春秋》对研究南大历史的价值。

作者的声明致谢篇提及：“本书乃参考多种史料及文献著成，全篇南大历史的基本史料与内容架构（1953-1980），主要依据《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年）、易行编《南洋大学廿五年史实》（见于《南洋大学史料汇编》，1990年）、李业霖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南大从创校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2002年）……本书在此基础上而述作……。”

另外，作者的后记篇也提及：“本书所做的工作，只是将这些零散在不同书简的历史片断，以及深崁在南大师生内心的记忆，湊组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兴亡历程。这个故事并非无凭无据，但也不是一本流水帐簿。它铺垫以历史时代之脉络，而贯串起民族文化之主轴……但本书肯定不是南大故事的全部，而仅是过去历史的张本而已……本书旨在引玉，而志在匡正……本书初稿完成于四年前（2004年）……四年前初稿的论点与内容基本未变，近年也有不少南大史的学术论著问世，使本书得以补充釆用。学界的研究加强了本书当初的判断，新出现的资料则证实了许多早期南大师生以及华社对于南大最终下场的预言与担忧，并非虚构胡猜。”

作者对《南大春秋》的宗旨与来龙去脉给予必要的解释。

《南大春秋》是南大历史研究到了2008年的一个小总结。不仅更详细的厘清了南大历史发展脉络，也在一些关键性的论点上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如第40页的注6和第109页的注9。在注6作者否定了“南洋大学的关闭似可视为新加坡华侨民族主义意识消失的指标”这种说法。在注9作者反驳了主流观点认为南大不幸是客观环境所使然的说法；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在为历史人物的行责提供最好的脱罪理由。

《南大春秋》的另一个重要参考价值在于收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图表。这些资料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境外的学者提供了重要内容和线索，方便研究工作的进行。作者的参考文献清单也提供了南大中英文史料的来源。但英文史料略为清瘦；如没有收录的 Social Engineering in Singapor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Social Change 1819-1972，H.W. William (1978) 一书内就有相当丰富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资料，有助解读南大历史。

全书篇幅318页，共有六章，其中第一与二章分别简略记述导致创办南大的历史背景。第三章和第四章为主要内容，记录与分析了南大的风风雨雨过程。第五与六章则简略记述南大的文化成果和南大的历史伤口。

南大历史并不是偶发的个别事件而是新加坡殖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南大问题由始至终都是政治问题，追根溯源是来自新加坡政府对华人文化的歧视和对华人政治势力的压制。

东印度公司只维护白人利益，无视新加坡移民福利。在歧视华人文化的政治环境下，早期新加坡出现了官办英校和民办华校的教育分化现象。

新加坡华校是在自生自滅的大环境下自力更生。这也就是南大诞生与成长的背景。政府华文中学：立化，华义，德新和德明在1956年学潮以后出现；无非就是进一步分化华社和运用以华治华的策略。领导这些政府华文中学的校长都是亲国民党的右派华人。这一历史也解读了为何南大学生会和南大商学会之间会有如此纠缠不清的纷争。

1877年，清朝廷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处理华社问题。同年，殖民地政府设立殖民地华民司以分庭抗礼。从此，政府与华社对立局势日趋制度化，是政府压制华人政治的开始。

1920年后的教育政策就是在蚕食民办华文教育体系；这也就是《王庚武报告书》的前世今生。李光耀承袭了英国人的教育政策精神，关世强和户曜则分别在南大校外和校内执行了李光耀的南大政策。这些事迹都有其历史来源。

从这一论点来看，《南大春秋》的第三与第四章固然是南大历史的最重要部分，但第一与第二章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新加坡开埠是为西方资本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服务。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南大历史也是一个可行的学术研究方向。事实上，关闭南大无非是合法的把云南园国有化，以方便创办南洋理工学院，配合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工业化政策。南大复名运动也无非是重建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文化桥梁，方便新加坡投资中国市场。

南洋大学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南大春秋》是一个新起点，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

（录自 2018年7月7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