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历史汇集》
卷二 创校艰辛

南洋大学的大时代背景

南洋大学是一个大时代里，一个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在异乡的恶劣环境里萌发，苟延残喘到最终灭亡的一个历史悲剧。新加坡学派认为南洋大学的结局，是时代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其言外之意是南洋大学的关闭与政府政策无关。

非新加坡学派却认为南洋大学的结束，固然有其外在的环境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政府政策的人为结果，并非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这两个各不同的历史观点，各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

如果新加坡学派的历史观是对的，那么南洋大学的历史已经可以盖棺论定。南洋大学既然是自然死亡，就没有人必须为这一件民族文化事件承担历史责任。如果南洋大学的结束是人为因素的结果，历史就有必要重新解读南洋大学事件。

东南亚的早期历史里，华人在政治上一直都处在贱民阶级。新加坡华人自开埠以来，就是处在自生自灭的社会环境，过着自立更生的生活，民办教育传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二战后，林德修宪使到华人政治开始抬头，之后反殖民运动也使到华校生领导的社会运动开始萌发。

华校学生运动的政治路线，是反殖民与反英国的立场，所以和劳工运动，以及华文派系的人民行动党有政治上的共识。华校生在文盲普及的社会，扮演了动员民间力量的重要角色，所以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华校学生运动与反殖民但亲英国的，务实英文派系的人民行动党在政治立场上是相对立的。这也是人民行动党在上台后，逐渐肃清华文教育，与最终关闭南洋大学的政治远因。

人民行动党的唯我独尊政治思维，使到人民行动党在惯例上彻底歼灭任何威胁到党政治利益的个人或者团体。华校生可以动员民间力量的政治威胁，是华校必须消失的一个政治动机。南洋大学学生为了维护华文教育，进而对抗人民行动党的社会政策，也是大学必须被关闭的基本原因。

新加坡政府关闭南洋大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别利用先后四份报告书，逐步的把南洋大学逼上绝路。别有用心者把白里斯葛报告书，对草创南洋大学的设备评估，转移为对南洋大学学术的评价。魏雅聆报告书安插政府代表入主南洋大学，监管大学的一切活动。王赓武报告书规划了南洋大学的学术方向，有效的约束了大学的有利发展空间，剥夺了大学走向理工科技等等专业学系发展的契机，是导致大学失去学术自主权力，从而不能有机扩展院校的罪魁祸首。丹顿报告书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永远关闭南洋大学。

民办教育的历史背景

英东印度公司于1819年，在重商主义的牟利心态下开辟新加坡为贸易港口。英国人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管制前来新加坡的非白人外来人口，也无视社会的福利。外来人口以各自的族群规划区为社会范围，过着自立更生的生活。

开始时，英殖民政府施行欧洲殖民主惯用的甲必丹制度来管制移民群。1826年后，英殖民主改以委任社区领袖的制度来约束移民社群的社会活动。于是焉，华人社会领袖人物应运而生。华人领袖都是一些成功的商界人士。

与此同时，在近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华人移民按本身的宗乡背景成立宗乡组织，以便照顾南来的宗乡亲人。新加坡华人社会制度就是由这些不同的宗乡组织，宗乡习俗交织而成。华人移民的福利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获得照顾，举凡教育，医药，保安，调解，婚嫁，丧葬等等社会活动，都是通过华人的宗乡组织进行。

1906年，中华总商会成立。这是新加坡社会里的最高华人社会代表。总商会是殖民政府与华社的重要中介，替政府传达政策讯息，也向政府回响反映华社民情。总商会做为华人教育的最主要财政来源。也是民办华人学校的最高领导，负责了从小学到中学的华人教育体系。

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华人中学毕业生，在传统上是到中国大学完成大专教育。1949年中国政治变天后，殖民政府禁止人民前往中国，也就终止了中学毕业生到中国完成大专教育的机会。因此，华社出现了必须设法满足社会，对大专教育需求的文化与经济问题。

二战后，在殖民时代即将结束的前夕，殖民政府急切实行英化社会的过程。殖民教育政策，积极推行以成立英文为唯一教育语言的政策。马来亚政府也无可厚非的，在维护本身民族语言文化的大前提下，立法保障马来民族的语言文化。

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排华政策的施行，使到华社对自身民族语言文化的存亡感到焦虑。这是民族语言文化存亡的切身问题，事关民族忘本与文化断根的基本社会问题。

总商会作为新加坡的最高华人社会代表，仗义执言要求殖民政府平等对待所有族群，为移民群体争取公民与投票权力。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1950年初开始，积极领导马来亚华人大学的创立。马来亚华人公会，作为马来亚华社的最高代表也积极响应大学的创办。显然的，创办马来亚华人大学的共同目的，是力图挽救边缘化的民族语言，消除民族文化灭顶之灾的危机。

在新加坡社会的传统政治架构里，华人是政治贱民没有议政的权力。创办马来亚华人大学是一项文化自保，文化救亡的运动，绝不是力图把华人文化强加于他人的政治运动。华人与华人文化是社会里的弱势分子，没有任何一种的资源，可以用来进行华文沙文主义的政治性运动。华社是一个被动的弱势社群，没有主动干预的强权势力。

回溯新加坡的语言文化教育制度的变迁，只有殖民政府强制实行以英文为唯一教育语言的政策，没有民办语文教育强加于他族的政策。英文教育在新加坡历史里一直是强式的唯我独尊，而民族语言是边缘化的文化。很显然的，在新加坡只有官方的英文沙文主义，从来就没有过民办的华文沙文主义。

创办南洋大学的背景

英国殖民政府对民族语文的漠不关心，是马来亚与新加坡民办教育传统的形成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殖民政府发出终止人民前往中国的禁令，使到华文中学毕业的学生，失去了到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殖民政府在1905年开设医学院，在1928年成立箂弗士书院，1949年这两所学院加入新成立的马来亚大学。大学的学生人数约为850名。这是殖民英文教育体系的完成，由小学至中学到大学的完整学习过程。

马来亚大学学额有限，所以优先录取英文教育毕业的中学生。因此，在南洋大学创立之前，很少很少的华文中学毕业生，能够有机会在本地完成大学教育。据官方的消息，在1964年进入新加坡大学的华校生仅仅是37名。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在内的400,000华校学生，面对失去大学教育的危机。马华公会主席陈帧禄认为，马来亚大学既然没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另外创办一所新大学是合乎逻辑的。马来亚华商表态支持创设一所马来亚华人大学。

马来亚华人大学的构想并不是和马来亚大学竞争，而是开办马来亚大学不承办的学科，从而为新加坡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完整的大学体系。马来亚大学不愿意看到新大学开办工程与法律课程，或者是开设医学院。

华商创立大学的成功先例是陈嘉庚所办的厦门大学。马来亚华人大学的先天条件更为充足，所以新大学的成功机率应该是更为优厚。由此可见，假如没有了政治因素的干扰，马来亚华人大学的健康成长与最终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

美国政治与南洋大学

美国国务院支持创办南洋大学一事的历史，在南洋大学历史里只是稍为有人提起，历史学者对美国政治与南洋大学的关系这一课题缺乏既详细又深入的研究。

杨进发博士在《创建南大二三事》一篇短文中记载了一些新发掘的有关南洋大学草创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其中一份英国殖民部编号 CO 1022/346 档案，反映了英美官方对创办南洋大学的观点。这些资料是重要的研究窗口。

根据档案文件，美国是在1954年4月知会英殖民部：美国国务院关注与支持创办南洋大学。

美国在二战后的政策是：本着自由主义的思想精神鼓励西方国家放弃殖民地，让殖民地独立并改以施行民主政治体制。美国本身就是基于这一原则让菲律宾独立自主。

二战后，英国为着本身政治经济的利益，不愿意立即放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为了经济利益，因为英国极需美元外汇来援救战后奄奄一息的英国本土经济。马来亚橡胶经济却是英国的美元外汇的最重要来源。

美国与新加坡有长久的贸易关系。历史上，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以来美国人就前来进行土产贸易。但是由于莱弗士厌恶美国人是带枪的流氓，所以不准美国商船队进入港口。因此，在开埠的早期，美国人是在新加坡外海进行贸易。

二战后，美国对新加坡的最主要考量也是经济利益。美国作为世界的汽车工厂是天然胶的最大客户。因此，美国要依赖新加坡橡胶拍卖市场取得制造汽车轮胎的橡胶原料来源。实际上，世界橡胶贸易在战前主要是依赖伦敦橡胶市场，后来交易所毁于战火。在美国等大客户支持下，英国人逼于无奈才答应让新马胶商成立新加坡橡胶交易所。

美国人就是通过橡胶贸易认识新加坡胶业商会的成员，而这些成员就是陈六使，李光前等等的南洋大学创办人。美国人与新马胶商有长期的贸易来往，应该是相当熟悉与了解这群商人的本质。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南洋大学的这一群创办人都是实实在在的资本家。

美国情报局在新加坡向来有所活动。因此，美国国务院在表达支持创办南详大学的意向之前，必定先要征询当地使馆官员意见与参阅情报机关报告之后，才能得出支持与否的结论。

美国国务院支持创办南详大学的意向所传达的最重要政治意义是：首先，美国人认同与肯定民族学习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其次，美国人认同与肯定华校学生在反殖民运动中争取国家独立的政治角色。此外，美国人肯定南洋大学的一群创办人是资本家，并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同情份子或者是华文沙文主义者。

据文献记载：美国的决策考虑因素有四点。1：发展南洋大学扮演反共的角色潜能。2：美英有能力合作阻止不受欢迎分子颠覆南洋大学。3：在南洋大学灌输西方的民主原则与思想。4：南洋大学可以聘请美国的教职员。

美国国务院对南洋大学的期待也是从本身的政治利益出发，希望南洋大学扮演反共的政治角色。美国情报局对新加坡的学生运动有所了解，也表示了有信心能阻止颠覆活动。事实上，亲美的国民党与国民党支持者在当时也是有相当的一股势力。美国人相信一旦亲美份子掌控南洋大学则可以向学生潅输西方民主思想。同时美国学者也可以到南洋大学任敎。

杨进发博士认为美国政府对南大的成立与发展及其影响力，至今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一观察是绝对的正确。事实上，在研究新马政治经济历史的领域里，在传统上多是从英国所扮演的角色着手，基本上忽略了美国所份演的角色。其客观原因是一向以来学者的背景与资料来源都是以英国为主。因此，新一代的研究学者应该到在美国的档案库寻访新资料以增加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深度与广度。

《创建南大二三事》刊登在南大资讯第十七期。全文收录在：http://www.nandazhan.com

从英国档案看南洋大学政治

南洋大学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学术问题的解读理论，可以从英殖民部的一份档案证实。就是这一份档案决定了南洋大学的政治环境，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南洋大学文凭要受到长期质疑与受到要不要被政府承认的长期困扰。

杨进发博士在《创建南大二三事》一篇短文中记载了一些新发掘的有关南洋大学草创时期的重要历史资料。其中一份英国殖民部编号 CO 1022/346 档案反映了英美官方对南洋大学成立的态度与立场。

文件里的英官方是包括英国殖民部、马来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殖民政府三方。而新加坡殖民政府是指由英国人全权治理新加坡的政府，虽然战后的首两次选举出现了本地立法议员。林德修宪报告书是在1954年2月发表，之后才出现由本地人领导的半殖民政府。

1955年4月，在修宪法制下进行的大选后，马绍尔出任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在1956年6月7日辞职，由林有福接任。另外，从1948年到1955年新马是处在紧急法令状态之下，所以英国享有绝对的政治与法律权力。

在政治层面上看，英殖民部，马来亚联邦政府，与新加坡殖民政府都是采取反华人政治的态度。马绍尔是反殖民运动的参与者，也具有反英国人的政治思想与行为，所以马绍尔同情与支持南洋大学的创立。在南洋大学的历史里，马绍尔是南洋大学的一位朋友。林有福是英殖民政府的积极支持着，全心全意打击反殖民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反华人政治者。这些政治心态就是塑造反对南洋大学的外在环境的最核心因素。

英殖民部大臣于1953年2月16日，就南洋大学创校一事发言：在现阶段的马来亚政治发展，创办一间华文大学与殖民地培养马来亚共识的政策背道而驰。

马来亚联邦政府认同这个观点，但也表示不反对建立独立的英语学院为中介让华校生进修，以便作为日后进入马来亚大学的途径。马政府未必是要支持让华校生进入大学的决策，而是着眼于本身的利害关系。因为这个决策也同时会影响到马来人的教育前途，所以在拒绝支持创立南洋大学的同时，却又要留下一个缺口作为马来教育未来发展的后路。

有鉴于英殖民部与马政府皆反对南洋大学的成立。于是新加坡总督，英国的东南亚最高专员兼马大校长与马大副校长三人商议谋求对策。会议后决定四个应对策略。

• 1、新加坡政府肯定殖民部反对南洋大校创办的立场。同时要更进一步的认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新加坡创办一家华文大学是不合时宜的事。这一项决策规范了发展南洋大学所将面对的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又塑造了约束南洋大学的法制环境。1959年南洋大学法令的政治目的就是来自这一个源头。

  2、在处理南洋大学的政策技巧上，要从学术水准这一节骨眼来制造课题。筒言之，政策是要以学术水准来刁难南洋大学。学术水准如何度量没有一个标准原则，既是一个不能轻易客观解答，更是见仁见智的主观性问题。要度量学术水准就得先解决塑造水准的制度体系的素质，那么美国与英国的大学制度体系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白里斯葛评议会就坦然承认面对这一个困难。回顾历史，新加坡政府是从英文沙文主义的角度来度量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新加坡政府以学术水准等同英文言语能力水准的观点来看待这一课题。从而衍生了荒唐无知非礼的量度标准：掌握英文言语能力的优劣等同学术水准的优劣。新加坡的毕校生就是溺毙在这一条英文沙文主义尺度下。

  3、由马来亚大学校长会见南洋大学创办人设法说服放弃或延迟创校；建议让马来亚大学建立中文系，或者由政府建立工艺学院以收容华校生。提出这些缓兵之计，无非是让政府有更长的时间另谋良策以挫折创办华文大学。这也表白了政府反对创办南洋大学的决心。

  4、政府将不给于南洋大学的创校计划任何协助。这一项决策证实了英殖民政府自1819年以来的对待民族语文教育的即定政策：让民族教育自生自灭。

从这一份档案记录可以证实，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的政治鉴识结论有其确实的人证与物证的支持。

《创建南大二三事》刊登在《南大资讯》第十七期。全文收录在：http://www.nandazhan.com

林语堂事件

在南洋大学风风雨雨中的众多不幸事件之中，林语堂事件是其中一项不小的挫折。

南洋大学创办人之一的李光前心目中有两个大学校长的人选。一位是在美国定居的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如果梅贻琦到南洋大学，他可以吸引许多散居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与教授到大学授课。另一名人选是前厦门第二任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林可胜是英女王奖学金得主，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中日战争时出任军医中将。战后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工作。

林语堂是从后门进入南洋大学。据有关文献，林语堂是通过与校董连瀛洲有亲戚关系的一名女士，要求连瀛洲向大学执委会索取聘书。事成之前则先向外界宣称将前往南洋大学，同时有意聘请林可胜为副校长，从而把梅贻琦与林可胜堵在校长室门外。

林语堂在前往新加坡之前向美国报界表示，南洋大学将会成为反共堡垒。到了新加坡之后也与美国情报局来往。林语堂把大学教育政治化无非是要取得政治力量为后盾。显然，林语堂是筹集与南洋帮对抗的政治本銭。从取得聘书到反共形象的事件可以体会到林语堂的善于心计。

林语堂的聘书条件中包括车夫仆役各一名，住宅一座，须有冷气与避声设备，客厅须容数百人。此外，林语堂委任女婿任行政秘书也即是副校长，女儿任校长室秘书，侄儿任会计长。林家通过一肉四吃的作业把南洋大学家庭化，开创公共事业家庭化的先例。

林语堂的大学预算案是以开办“第一流大学”为设想，所以要支付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教职员薪金，比美英还要高。潘受说：林语堂的所谓“第一流大学”，应该是叫做“第一流高薪大学”才算名副其实。

林语堂自认建筑校舍是行政范围，校董不能干涉，要拆掉那些早己经建好的校舍，另行重建。此外，林语堂提出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要执委把二千万元建校基金交出来，由林家班全权支配，执委不得过问。

林语堂与南洋大学之间的矛盾加剧，林语堂通过律师寻求解决。其代表律师马绍尔本着同情南大，不忍看到南大有何不幸事件发生，故安排林语堂与陈六使面谈。林语堂在律师与诸校董面前，指责陈六使背约弃信。

指责陈六使背约弃信即是恶语中伤，更是天真无知。陈六使是东南亚橡胶经济的巨孹，而橡胶交易是通过口头契约，即使是一名小小的橡胶经纪商也要有一言九鼎的信用。这一言九鼎是橡胶业的基本行规。陈六使不会背约弃信，则林语堂有贼喊捉贼之嫌。

南洋大学董事果断的壮士断腕。执委会同意付出305,223元的庞大遗散费。陈六使以同样的数额回捐南洋大学，“俾免浪费公款”。在林语堂眼里，这笔费用仅仅是半粒花生米而己，但在义踏赞助南洋大学的三轮车夫眼里，这数目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林语堂是在1945年10月来新加坡，于1955年4月离开新加坡，前后约半年时间。当时南洋大学正是筹建之季，还末正式上课。南洋大学是在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课的。林语堂仅是受聘于南洋大学，却还没有实际的执行过大学校长的职责，不是南洋大学的校长，理应从南洋大学的校长历史册里除名。

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应该是自认为“罪魁竟扮沐猴冠”的潘受。实事上，是潘受在南洋大学面临最艰难的时刻，排除万难，实实在在的把大学扶上运作的轨道。

林语堂事件己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陈年往事，但林语堂的那一号嘴脸模式，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当今的新加坡上层社会里，似乎是又变得更为流行的一号型款。

潘国渠与南洋大学

潘国渠，又名潘受，字虚之，号虚舟。1930年，19岁时南来新加坡，先在《叻报》担任编务。20岁知遇李光前，深受器重，随后结识陈嘉庚与陈六使。先后在华侨中学，道南学校与麻坡中华中学服务。中日抗战时，协助陈嘉庚处理筹赈难民的行政工作。战争时间辗转在重庆，四川，上海，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商业。1949年，38岁时回返新加坡从商。

潘国渠自南来以后与新加坡的商业，文化与教育事业皆有密切来往。作为华社的一名知识份子，也自然关心华社的动向，况且与华社领袖如李光前与陈六使等往来密切，所以对筹备华文大学一事也是一名积极参与者。潘国渠作为陈六使的文胆，对大学的来去脉龙非常熟悉。实际上，大学的许多重要文献都是出自潘国渠之手。

1955年4月3日，林语堂一家四人以及其所带来的人马在领了庞大的遗散费后作猢狲散。当时南详大学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开学的行政工作，不可一分松懈。1955年5月，潘国渠于是在临危授命之下受委秘书长，接手大学的工作进行洽聘院长，教授，讲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确保大学发展工作如期完工。

南洋大学校址远在郊外，所以学生都是寄宿在校园内。因此，除了各院校建筑以及相关的教学设备，图书馆建设与设备以及藏书之外，还有学生宿舍建筑群与各种生活设备。此外，还有设立运作机制，以及招生与入学考试等等工作。由此可见，筹办开学事宜是件既庞大也烦琐的工作。潘国渠在时间与资源极度有限的困难环境下，顺利的让南洋大学如期开课。潘国渠的领导与办事能力是有目共睹，不容质疑的。

1955年12月31日南洋大学发布了第一批聘请的文、理、商三校院长，各学系的教授与讲师等等的名单。1956年1月间各院系的教职员陆续抵达新加坡到大学报到。这时段内校舍建筑工程己达尾声，并陆续完工，紧随而来的是各种进口设备与实验室设备器材，亦陆续到位，静候安装。1956年3月15日下午2时，南洋大学宣告正式开学。陈六使主持升旗典礼，代表新加坡三大种族的三光环校旗腾空而起。

南洋大学校旗升起的那一时刻开始，殖民政府打击南洋大学的机器也同时开动。1956年5月1日，教育部长发表文告指南洋大学无权颁发学位。这一时段的南洋大学的对策与相关文献多是由潘国渠经手，力图南洋大学能够按部就班，照原定计划进行，不为外来势力所干扰。1957年11月，南洋大学决定聘请国际著名学者组成大学评议会，以审查大学的学术水准。这是确保南洋大学文凭能够得到外界认可。

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举行落成典礼，标识着大学再往前迈进一巨步。与此同时，殖民政府打击南洋大学的手段也更为直接与明显。

首先，政府以打击华社知识份子的一贯政治手法，在1958年褫夺潘国渠的公民权。1959年10月刚上任的李光耀全盘接受了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建议，即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学位。显然的，新上台的人民行动党己经是秉承了殖民政府的反对南洋大学的意识与手法。多年之后，即便南洋大学已经步入历史，李光耀依然改变不了意欲羞辱南洋大学的劣根性。晚年的李光耀还在污蔑诽谤南洋大学降低入学和及格标准，以及人民协会汇报南大生在求职时，不敢出示大学文凭。这种说法明显是在破坏南洋大学的形象。

政府在1959年先以《白里斯葛报告书》打击南洋大学的士气。随着而来的是在1960年试图通过《魏雅聆报告书》安排政府代表参与与影响大学运作与方向。另外，在策略上政府以承认大学文凭为政治筹码来换取对大学的控制权。在这一层动机上，政府于1960年2月8日宣布承认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文凭。1960年2月10日，教育部长在立法议会宣读一篇讲稿，再次批评南洋大学与质疑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能力，同时警告考试不可以马马虎虎，意图恐吓不再承认下届大学文凭。这讲稿力图再次打击南洋大学的学术形象。

南洋大学手无寸铁，对外在环境无能为力，只能处于挨打的下方。至此，潘国渠以四年的辛勤劳作也己经把南洋大学扶上轨道。潘国渠于1959年12月31日向陈六使主席辞去秘书长一职。1960年2月，潘国渠完成了他在南洋大学的历史史命。

潘国渠除了在建设大学建筑群与制度设立的贡献之外，也对南洋大学的校风有极大的影响。南洋大学是以迎新周来热诚的迎接新生，而不是以耍弄的心态来凌辱新生。这是南洋大学25年历史里的一个高贵典雅的传统美德，也是南洋大学平等与友谊精神的具体表现。

回溯历史，明显的是从1959年10月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己经决定了南洋大学是一张贬值文凭的命运。这是反华人政治策略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的就是确保新加坡再也没有华文知识份子。从这一个政治层面来看，南洋大学的结束，早在1959年10月，当李光耀发表对南洋大学的观点时，停跑的倒数计时己经启动。

庄竹林的新新计划

庄竹林博士在1960年2月出任南洋大学校长，之后于1964年7月8日离职。庄竹林在1964年4月1日的一篇短文《日日新，又日新》是庄竹林针对南洋大学的未来办校而提出的五点发展意见。

庄竹林认同双语教育，力求提高英文与华文二者的水平。英文有社会客观环境上的现实需要，而且是学习科技的国际言语，况且在学术交流以及到海外大学深造都必须掌握英文。但是英文是外来言语，新加坡虽然己经有过百年的历史，还是没有本土的英文文艺。因此，华人必须掌握自己民族的言语文化，从而发展本土的文艺。庄竹林期待南洋大使负起沟通社会与发扬本土文艺的双重使命。

南洋大学必须加强对马来语文的学习，以配合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特性。庄竹林建议等同对待母语与马来语。南洋大学虽然早己重枧马来言语的学习，但还是有计划在现语系中加设马来语组。同时大学将按修习人数来相应提升教学设备与师资。

有鉴于东南亚的言语多样化，南洋大学将成立语言实验中心，以先进的科学方法教导与学习语文。中心将从事研究，希望在人文教学技术上，成为东南亚的一个语言中心，即为本国学者之用，也供他国学者之用。

南洋大学将在文理商三院之外另设工学院。这是因为一来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需要工艺人才。二来是大学位于工业区之边沿有近邻的便利。三来是为华文源流学生提供一个以华文华语学习工艺科技的空间。在筹设工学院之际，先在化学系中增设化工组。将来会另设土木工程系等等。

中文书籍中有丰富的东南亚资料，但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工作。这一客观条件是发展南洋大学的极佳渠道与方向。因此，南洋大学将在文学院增设东南亚研究学系，其所开设之课程将综合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生物，现语及中文等各学系之有关科目。其计划是大学原有之南洋研究室扩充为东南亚研究所，先由研究所为学系提供资料，继由学系为研究所造就专门人才，使系与所相互配合，进而发展为东南亚研究之学术中心。

庄竹林在发表了这些办校观点之后，旋即辞职，离职事件是有些突然，但也反应了大学校长在内部矛盾与外部压力下所面对的重重困难。个中原因主要是在1964年6月5日，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正式签订协议，同意按政府意愿改组大学。因此，7月1日，庄竹林辞去校长职务。7月8日，大学成立一个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从此，南洋大学的未来与生死，是完完全全的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手上。

这五项建议对发展南洋大学有很大的实质意义，能够把大学发展为一所符合社会需要的民办华文大学。这些可行的计划一旦成功落实，南洋大学将可以和马来亚大学分庭抗礼。这是秉承了殖民敎育政策与思想的新加坡新政府与旧官僚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南洋大学能够成功落实双语政策是必然的事情。实事上，一些华文中学，尤其是教会办的学校，就有双语政策的历史传统。民办的华文中学在分文理班高中制后，就有文班重华文，理班重英文的惯例。由此可见，双语制在华校体系里己经既有历史也有基础。实际上，1980年代最早到中国经济开荒的新加坡双语人才，就基本上是这些华文中学的毕业生。

南洋大学办语言中心以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对学生与社会都有很大的好处。大学也鼓励学习马来语，既完成国民义务，也加强社会沟通。南洋大学以实际行动开发外语学习，充分表现了文化言语开放的华校历史传统。这是华文文化纳百川而成大海的宽容文化传统，完全符合新加坡与马来亚的政治气候。

南洋大学办工程院，既配合国家工业化的人力资源需要，也为华校生提供专业训练，增加华社的创业与就业机会，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工程院即可提升南洋大学的学术地位，也满足国家与社会对人力资源的需要。

在庄竹林的五点建议中，兴办工程院是最具远见与最重要的一点。南洋大学理学院有很充裕的人力资源去配合工程院的发展，量效益可以得到事半工倍的好处。此外，把理论与应用工艺相配合，更可以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拉长补短，相互配合。这是一个理想的大学教育模式。更重要的是，工程院学生可以为新加坡与马来亚的中小企业提供科技知识与人才，促进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

东南亚研究院如果全面落实，则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资料中心与研究所的地位必定是稳如泰山。这不仅仅加强了南洋大学在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学术地位，更把南洋大学摆植在一个区域研究大学的地位。这是因为收集与整理中文书籍里的资料是南洋大学的强势所在，是本地区内其他大学望尘莫及的。

南详大学在1964年策划的发展方案是合理与可行的，但事与愿违。一所成功的南洋大学并不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模式，所以《王赓武报告书》就是为了修剪南洋大学的羽翼，因为南洋大学是不可以，也不允许腾空高飞的。人民行动党于1960年在对南洋大学的告诫里己经坦言：“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里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诚然，要解读南详大学历史就必须从这一个政治层面去了解。实质上，要了解所有有关南详大学的任何课题都只能从反华人政治的视角去观察，因为南详大学始终都没有学术的问题。

（录自 2018年8月11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