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历史汇集》
卷三 狼来了

南洋大学法令的政治

1958年4月间，林有福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1958年11月5日，林有福政府在立法议会提出《南洋大学法令》。1959年3月4日，新法令获得通过。新加坡政府是在相当急促的情况下，火速制定与通过《南洋大学法令》。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于1959年5月29日宪报号外颁布，自27日起有关法令已在施行。换言之，《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在1959年5月27日生效，正式取代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成为管制南洋大学的一切活动的法律规范。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第16条文指出，秘书与财政的职位任命，必须通过宪报公布。宪报公布是政府的权力，所以秘书与财政的职位任命，顺理成章的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同。政府对不认同的职位任命，可以无限期的不在宪报公布，以挫折大学的行政决定。因此，新加坡政府通过政府行政手续，掌握了影响大学行政决策的权力。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第19条文规范理事会的组成条例。这项条文明确规定了新加坡政府的大学理事会的代表人数。政府代表直接进入大学的决策中心。政府除了要求增加政府代表人数，也试图参与其他人选的决策，从而提高对理事会的影响力。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第26条文规范大学章程的制定。大学章程必须由“依法授权之主管机构批准，方为有效”。依法授权的结果是：政府进一步影响大学章程的制定。大学章程规范大学的一切活动，控制了大学章程的制定，也就掌握了大学的发展方向。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第31条文规定，一些主要的议决案与新订立之章程，必须在宪报公布，方生效力。显然的，政府对不认同的修正，可以无限期的不在宪报公布，以挫折大学的行政决策。政府通过行政手续有效的约束了大学的发展政策。

《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第32条文明文规定，政府对一些重要事项的立法权力。这其中包括教职员工的权限与责任，聘书条件，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的组织法与权限以及程序，大学授予学位的决定，学生纪律等等。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通过大学法令，几乎全面的控制了南洋大学的运作机制。

南洋大学法令的政治目的是严格规范大学的活动与发展。政府在赋予大学法定地位的同时，先剥夺了大学文凭的合法学术地位。新加坡政府的一切所做所为，其政治目的纯是确保南洋大学文凭是一张贬值的文凭。南洋大学法令的政治结果是：取代以及结束了新加坡过百年的民办华文教育传统。

南洋大学法令的颁布，是新加坡民办华文教育走向末路的一个开始。这也证实了南洋大学的结束，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人为的政治政策的必然结果。

政治风暴中的南洋大学

在战后，英殖民政府的国民教育策略，与其他配套政策的实施，都是要彻底消灭民族母语教育，尤其是特别的针对华文教育体系。这些反华人教育的政治，在华社引起极大的振荡，是为社会走向动荡不安的一个基本因素。

1954年5月13日的“五一三”反国民登记事件，是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领导的学生反对殖民政策的运动。在维护与捍卫民族文化与语言的基础上，华校学生运动成为一股社会里反殖民政治的主要分量。这是因为在文盲普遍的年代，青年学生是社会改革的领导者。

于是乎，华文，华语，华校，华校生，华校学生运动等等，所有有华文内涵的人物与事件，都是殖民政府强力打击的对象。政府教育部官僚就是在这种大环境里，传承了反华人反华文的政治思维。因此，任何学者要认知南洋大学的演化历史，都得先认识这一个塑造反华人政治思维的外在大环境。

1955年林德修宪的结果是：华人政治以华人选票为后盾，崛起成为再也不可以被忽略的政治势力。李光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名不谙华语与方言的候选人，能够进入立法议会，就是靠着华校学生与华人工会的两股政治势力。当年的丹绒巴葛是码头工人作业与贫苦华人密集之处，要用英语来争取选票是天方夜谭。

在反殖民运动的冲击下，英国撤退只是时间问题，不同党派都力图接手殖民政府手上的政权。从此，政治斗争从反殖民运动转为新加坡内部斗争，有党与党斗争与党内派系斗争两大类型。李光耀在党内斗倒同流的王永元后，转向斗林清祥的华教派系。

1963年李光耀把政治斗争升温。事缘李光耀在1961年4月的芳林补选失败之后，又要面对尾随而来的7月安顺补选。李光耀的政治困境，引起英殖民政治与马来政治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两股势力极不愿意看到华人政治抬头。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文化，向来在分而治之的策略下，用以华治华的手段。李光耀是英国人乐意扶持的接班人选，所以害怕人民行动党内英语派系失败。因而构思了马来西亚这一个大政治蓝图，其中就有两个基本目的：首先，扶持英化的李光耀派系控制华教派系。其次，以马来政治统治华人政治，也就是用巫统牵制人民行动党。

巫统接受合并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版图，并非全无条件。李光耀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一亱之间逮捕107名左翼与异议人士，其中包括南洋大学毕业生，就是一个先决条件。

另外，巫统允许新加坡保留教育与劳工政策的自主权，并非有如正史里所言，是新加坡争取到的政治特权。实质上，这也可以看成是巫统给李光耀的两道政治作业：彻底解决华文教育与华人职工运动。

李光耀为了争取马来政治与马来亚社会对合并的认同，提出了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民族政治论，告诫马来与非华人社会，一旦华文教育者执政，新加坡将会是马来亚门口的古巴。李光耀以种族主义观点论政，从而把华人政治升温。

从1961年5月起，由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引发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断。1963年2月2日的大逮捕，把政治斗争推上最高峰。冷藏行动在一亱之间，把人民行动党的最主要竞争者一网打尽。加以过后的跟进逮捕，更是把大大小小的可能对手彻底歼灭。冷藏行动从此巩固了李光耀对新加坡政治的掌握权力。

在社会动荡的日子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随着，南洋大学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1963年9月22日大选过后，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法去解决华人教育与华人职工运动。南洋大学，作为华文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堡垒首当其冲。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24小时之内，于9月23日褫夺陈六使公民权。3日后，1963年9月25日，陈六使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

政府为了报复学生协助反对党竞选，于9月26日派遣镇暴警察进入大学校园逮捕5名学生。同时，政府吊销南大学生会机关报《大学论坛》等六种刊物的出版准证。此外，在大逮捕行动之中有七名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担任南大理事会代表的毕业生。

镇暴警察是在凌晨二时左右到学生宿舍进行逮捕，行动至四时过后方才结束。近千名在睡梦中惊醒的学生聚集校园，表示对政府的暴力行为不满，在自发的情况下，动议在当天上午开始罢课抗议。过后，在庄竹林校长劝解下，学生于中午回返讲堂上课。

此外，学生会于9月29日与9月30，分别致函大学理事会与新加坡总理，要求双方在新的一轮谈判中确保南洋大学不会变质。

1963年10月1日，南大首届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委派五名代表，刘玉水、高德根、黄奕欢、陈锡九、陈期岳处理大学与人民行动党政府之间的问题。

1963年10月2日，南大理事会代表到总理署，恢复与政府代表进行洽商有关南洋大学问题。政府代表重申对南大政策，给予与新大同等的待遇，但“南大必须健全”，并一再保证政府无意改变南洋大学的教学媒介，因为南大是华文教育最高学府。

1963年10月3日，学生会发表声明，要求人民行动党政府无条件资助南洋大学，并承认南洋大学学位。与此同时，也号召全体学生进行罢课三天，以捍卫南洋大学的创校宗旨。学生会也表示，期待大学新领导不会向政府妥协，牺牲南洋大学的利益。

嗣后，南大理事会代表与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继续举行多日会谈。1963年10月5日，双方达致初步协议，政府代表对理事会中代表人数，不再坚持占有12席，愿接受6席，而6个席位中，政府将维持3位当时理事人数，增加的另外3个席位，准备让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政府代表担任。这是因为时过境迁，在大逮捕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己经掌握了新加坡政局。

1963年10月7日，南洋大学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加坡政府大厦前，向代总理杜进才呈递请愿书，提出六点要求，包括放弃褫夺陈六使先生的公民权；释放逮捕南大理事会理事及同学；承认南大学位等等。学生的要求如石沉大海，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予回应。

1963年10月10日，大学代表与人民行动党政府进行第四轮谈判。会后，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表示，双方对议题己达至共识。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双方正式签约的约8个月时间内，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不少的事故。基本上是一些亲政府学生进行对反政府学生的攻击，以进一步削弱校园内的维护华文教育的信念与决心。

事件经过了数个月的酝酿后。1964年5月24日，李光耀在义安学院的演讲中宣布南洋大学问题己经解决。5月30日，人民行动党政府通知大学理事会将在6月5日举行最后一轮的会议，并预先告知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大学改组的条件。

1964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政府与理事会终于正式签订协议，并发表声明：“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俾使南洋大学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

人民行动党政府也承诺：“正式承认南大学位，并将进一步说服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也予承认。”人民行动党政府并保证，南洋大学继续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协议下的新理事会，将由28名理事组成，其中马新12州赞助人代表各1名，教授会代表包括副校长3名，毕业生同学会代表2名，社会贤达5名，政府代表6名。

理事会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妥协引起学生会的抗议，因为这无疑是决定了南洋大学最终走向变质的命运。陈六使也表示反对所达致的协议。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抗议行为采取了强硬的回应手法。

1964年6月21日，李光耀在南洋大学的演讲里，重申政府要改革大学的决心，并再次表明要彻底铲除大学里的反政府份子。无疑的，李光耀预告了政府将以铁腕政策来制伏南洋大学。回顾历史，李光耀确实预告了所有反对势力都得最终面对屈辱的下场。

1964年6月27日，人民行动党政府解散南大学生会。同一晚上10时过后，政府再度派千多名镇暴警察团团围住校园，逮捕51名学生，其中多数是学生领袖。人民行动党政府事后在报上发表有关南大问题声明，并刻意渲染大学师生与学生会的政治色彩。

1964年6月29日与7月20日，南洋大学学生先后以绝食抗议与和平游行请愿，来反对政府使用暴力对付学生的可耻行为。对学生的要求，人民行动党政府不予回应。至此，学生的反抗力量终告瓦解。从此以后，新加坡再也没有任何声音，可以反对人民行动党对南洋大学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

1964年7月1日，南大校长庄竹林博士终于请辞。此后，南洋大学校长人选悉由政府认定。回顾历史，民办的南洋大学只有两名自己的校长：潘国渠和庄竹林。

1964年7月4日，南洋大学各地委员会代表，举行特别会议，通过接纳[遂于]政府与理事会所签订协订。

1964年7月8日，第一届常务理事会临时会议，接受庄竹林辞呈，另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商学院代院长刘孔贵教授为主席，并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同日，南大理事会代主席兼槟城南大委员会主席刘玉水先生辞职。

1964年7月10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移交仪式，接受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庄竹林旋即离开南洋大学。

1964年7月20日，南洋大学第二届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接受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及理事李俊承二先生辞职；并推选高德根担任理事会主席，陈期岳为副。

从此，南洋大学管理权正式易手。[遂于]政府直接插手决策和管理，从而在彻底控制了南洋大学。

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

南洋大学创校办学势在必行之后，英殖民政府于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对大学理事会的各种实权，从而试图抢夺对南洋大学发展的发言权。要了解这个权力斗争过程，还得先认知南洋大学的组织结构，与其理事权力的分配情况。

南洋大学是由马来亚联合邦各州和新加坡殖民地，共同齐心合力动员民间资源筹办而成。所以其基本组织是南洋大学会员；这是民间各种社团组织，会员目的是通过各别组织筹集办校资金。各地区会员大会则选出各地区南洋大学委员会，个别集中地方势力于地区代表身上。各地区大学委员会，则进一步推举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大学执行委员会是南洋大学决策的最高权力中心。

大学执行委员会作为权力第一线，统领三个二线组织：建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直接负责大学校务行政，统筹文、理、商三院，大学秘书处，大学敎务处和多个大学周边组织如总务、图书馆、学生生活辅导、纪律等等。

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的大学组织建议，过后再由魏雅聆报告书的捡讨，并通过修正南洋大学法令给予法律上的强制性更改。同时，1959南洋大学法令也让政府针对南洋大学的组织与权力进行干预。

1959南洋大学法令对整个南洋大学的各种组织，与运作作业程序都有明文规定。如财务处理，会员种类与权力，组织职位，职员权力，等等都给予规范。南洋大学的所有一切作业活动都必须按法规行事，否则即是违反法纪的非法活动。

法令对理事会与理事会理事之任命、任期、管理等等皆有明文规定。显明的，法令是着眼于大学理事会的组织和权力分配与运作机制。此外，法令的附件《南洋大学章程》，也明文规定举年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校务委员会的法定程序与作业机制。

理事会是由校长按法令委任之27名理事组成之。法令对理事会人选规定是：政府委派3人；大学会员推举20人，其中星马各州皆有一名地区性代表；校务委员会派2人；以及毕业生同学会派2人。

理事会是权力中心，谁控制理事会谁就控制了南洋大学的资源与运作机制。这是一个战策重地，是兵家必争之处；而政府试图从由陈六使领导的大学理事会夺取权力，就是南洋大学问题政治化的最基本原由。

由谁来领导理事会的这一个政治矛盾，最终是以政府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来做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李光耀在《语言与政治》的专题演讲里说：“在语言的范围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用到武力。第二，发展是和平的。”其言外之意也就是告诫理事会，有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余山农编辑意见：李光耀？）

1959南洋大学法令在1959年5月27日实施；而在2个月之后的7月23日，新上任政府指示成立魏雅聆委员会，重新检讨所有有关南洋大学的问题。1960年2月9日《魏雅聆报告书》出炉。报告书与其附录对1959南洋大学法令提出修正建议。换言之，有关组识南洋大学理事会的原有法令规定出现变化。当时的情况是：人民行动党有计划加速控制南洋大学的一切运作。于是乎，人民行动党把政府与南洋大学理事会之间的矛盾急速扩大。这也是南洋大学问题政治白热化的正式开始。

1960年2月10日政府宣布接受《魏雅聆报告书》及其对法令的修正建议。两周后，于2月23日，教育部长与陈六使带领的27名执委面谈南洋大学问题。过后，在1960年5月4日，大学执委同意与政府联合成立“特别联络委员会”，以商议有关大学的问题。

1960年7月8日，特别联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过后，10月18日再次举行第二次会议。1个月后，于1960年11月19日，联络委员会的政府代表，通过发表致大学执委陈六使主席的书函，单方面对外公布联络委员会的交涉过程与内容。

政府与大学执委会的基本矛盾，在于1959南洋大学法令下的有关理事会组织的条文己经变更，因为《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二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教育部与代理副校长共同设立临时理事会。这是一个新的非常关键性组织，目的就是要处理理事会人数成员，议席分配与人选的决定。

《魏雅聆报告书》的改组程序建议第一项是：南大执行委员会与教育部磋商后，任命一名代理副校长。又按1959南洋大学法令，大学的重要职位任命，必须先要在宪报公布之后，职位方为合法委任。由此可见，政府正力图通过立法权力，强力加速夺取民办大学的经营管理权力。

1960年10月18日，在总理署会议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有3项议程，主题是在其中第1与第2项的有关大学改组与成立临时理事会；第3项是财务问题属配角议程，动机也无非是政府试图以津贴换取权力。

会议的第一个共识是：大学改革将会由大学临时理事会，根据《魏雅聆报告书》第9章的改组程序进行。这一共识明显表示，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己经对政府的要求做出极大的让步。首先，接受成立大学临时理事会的建议。这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新建议，不在原法令条文之内。其次，接受按报告书建议的改组程序。这一作业的结果将会是削减大学执委的权力，同时却相对的加快增加官方代表的权力。

就临时理事会的组织，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是：马来西亚联合邦11州各有1名代表，新加坡也有1名代表，所以总共有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政府代表基于这原本就是南洋大学创校的概念，表示能够同意并接受建议。

人民行动党政府代表也同样要求12席的临时理事会议席。理由是《魏雅聆报告书》原本只建议南洋大学执委4议席，如今增加到12议席，所以政府代表也必须增加到同样的议席。

政府的意图是当大学执委代表与政府代表同等权力后，那么，能够左右决策的权力中心就偏移到另外12名代表的身上。因此，谁有权委任这12名代表，谁就有效的掌握了临时理事会的决策权力。

这12名代表来自教授会，毕业同学会，社会贤达及教育界领袖。首先，教授与政府行政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外来教授的居留权是掌握在政府手上。其二，要成为社会名人，必须是受政府认同的人士，而同样的，也必然是认同政府之人士。明显的，权力中心的转移势必有利于政府。

政府代表以《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为准绳是显然的，因为这份报告书纯粹就是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利益而量体裁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大学赞助人代表是从报告书建议的4名增加到12名的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也具严重误导性。

根据1959南洋大学法令的理事会组织规定：政府派3名代表，大学赞助人派20名代表，校务委员会与毕业生同学会各派2名代表。因此，理事会总共有27名代表。

非常明显的，新建议使到政府代表从原来的3名，额外增加9名到12名代表，增加幅度高达300个百分点，是原人数的4倍。相反的，大学赞助人代表由原来的20名减少8名到12名代表，代表权势力实实在在的削减了40个百分点。

无可争议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建议的授意者，所以也当然是得益者，而南洋大学执委是新建议的受害者。这个道理是最浅显不过的，因为当权者必然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打算。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确实状况。
（余山农编辑意见：授意者，所以也当然——可以补上这几个字吗？）

联络委员会南洋大学代表就政府代表的原建议：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12；教授会代表：4；毕业同学会代表：4；以及社会贤达4。反建议为：大学代表12；政府代表6；教授会代表：3；毕业同学会代表：3；以及社会贤达3。

南洋大学代表的反建议也是对政府要求的一个大让步。因为政府代表从原法令下的3人代表，增加了一倍到6人代表。大学本身的代表则是从原法令下的20人代表，减少40个百分点到12人代表。

政府代表坚持维持提出的建议，所以不接受大学代表做出的让步。这其中的原由，可以从政府代表致陈六使主席的书信中看出：“南大的控制权还是照旧操在现在的南大执行委员会的手上……。”由此可见，政府是一定要操纵南洋大学的控制权，任何低于这个基本条件的建议，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第三次会议因时局紧张无法召开。南洋大学代表在别无选择，也无可选择的无奈情况下，自行推行大学的即定发展方案。1962年7月14日，大学当局依照1959南洋大学法令，宣布依法组织并成立南洋大学首届理事会，由陈六使出任理事会主席。

1963年9月国会大选过后，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9月22日，政府宣布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3天后，9月25日陈六使公告社会，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回顾历史。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因为大学理事会的权力之争，至此正式结束。

人民行动党把南洋大学课题政治化，也以政治手段解决与理事会的争执。从此之后，政府在南洋大学的所有课题上，己经完全掌握了发言与决策权力。实质上，从这一日开始，南洋大学的贬值文凭历史轨迹，都是由人民行动党一手编制的。

杜进才告诫南洋大学

1960年7月1日杜进才在南洋大学大学周开幕的致词，在实质上反映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南洋大学的看法，以及从这一种观点衍生出来的告诫。

此时的南洋大学正值多事之秋。1959年《白里斯葛会报告书》与1960年《魏雅聆报告书》，先后对大学学术提出负面的批评，在在都在困扰着南洋大学的师生。学生会于是举办大学周，通过多样的文艺活动以及展示学术研究作业，从而向社会大众展示大学的学术活动。

这是一篇相当精简的演讲稿只有六段，而其中对南洋大学的告诫是在第五段。

杜进才是人民行动党的首任主席，从1954年至到1981年为止。从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时代开始直到1968年是新加坡副总理。李光耀在1960年代中未期为了巩固自己的绝对政治权力，开始以自我更新的口号逐步淘达创党建国的政治元老，从而导至了杜进才的政治滑坡。杜进才在1968年到1981年间分别出任科学工艺以及卫生部长；与此同时，在1968年到1975年其间出任新加坡大学校长。无官职之后成为后座认员至到1988年，过后在时不我与的情况下，无奈退出新加政坛。

回溯历史，杜进才在当时应该是以新加坡副总理的身份告诫南洋大学的理事会、师生以及关心南洋大学与华文教育的华人社会。在那历史时段里，后殖民时代的政治权力斗争使到华文教育成为一个被逼害的族群文化。

这时候的新加坡刚以自治邦的政体出现，实际上还是一个半殖民的社会。在殖民历史里，华社母语教育与文化在长时期的面对政治淘汰的威胁下，唯有力保母语在社会里的生存空间。这仅仅是一个苟且偷生只求自保的格局，在根本上不存有所谓华文沙文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母语华社是一个弱势的社会团体，既没有金钱财富的势力，更没有政治权力的支持，可以把自认为优越的华人文化与言语强加于他族。回顾新加坡的教育历史，新加坡只有官方的英文沙文主义，因为政府政策认定英文教育优越于母语敎育。实际上，在新加坡从来就没有过民间的华文沙文主义，对华文教育者的华文沙文主义的指责，纯粹只是一个反华人政治的栽赃手段。这一个政治指责与新加坡历史实情全然不符。

杜进才的种子寓言，无非是再次提醒南洋大学理事会、师生以及关心华文教育的社会人士，必须了解与接受当前新加坡及马来亚的政治气候。杜进才直接了当的指出华文敎育的种子是不可能在有异于原来的自然环境中长成。这也就是说南洋大学必须自我改变以适应政府既定的语文教育政策，不然的话，要它茂盛地完全成长起来是不可能的。杜进才的最形象的言辞是：我们是不可能在东南亚的政治土壤上栽培中国的果树的。

后陈六使的大学理事会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14州中的一州。数天后，于9月22日，新加坡政府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赢得最多国会席位而继续担任政府。次日，即9月23日，人民行动党禠夺陈六使公民权。3日后，9月25日，陈六使辞去南洋大学理事主席。人民行动党通过政治途径，成功的结束了陈六使和南洋大学的10年关系。从此之后，南洋大学理事会步入后陈六使时期。

新加坡在大选后，临时过渡政府除了立即对付陈六使之外，更急不可待的封禁南洋大学的学生组织与逮捕学生领袖。人民行动党以强捍的手段，分别清算了南洋大学的领导层以及学生组织，极力制造了一个风声鹤唳的紧强气氛。这无非就是要威逼南洋大学就范。南洋大学理事会面对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必须急速解决大学的危机。于是，在1963年10月1日，南大首届理事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委派五名代表，刘玉水、高德根、黄奕欢、陈锡九、陈期岳处理大学与人民行动党之间的矛盾问题。

新的南详大学理事会面对局势急转的不利情况，在政治上是处于异常脆弱的地位。所以理事会是在一个强弱悬殊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和政府在1963年的10月2、3、4、10日举行了四轮的谈判。过后，双方表示已经达致了改组理事会的共识。事情发展至此，人民行动党全面的掌握了处理南洋大学的主动契机。人民行动党在解除了大学领导层的政治威胁后，改为动员职业学生在校园内对付[反动]学生。约八个月后，1964年4月5日，大学理事会应邀前往总理公署签协议书，并发表六点联合声明书。

• 1、大学理事会同意按《魏雅聆报告书》和南洋大学修正法令进行改组南洋大学。
  2、政府答应给予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同等的待遇。
  3、南洋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不能参与政党政治和颠覆政治。
  4、政府再三保证继续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在马来西亚宪法下……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
  5、新加坡政府承认南洋大学学位……并将说服中央政府承认学位……政府机关己聘用600名南洋大学毕业生。
  6、大学理事会的组织结构……6名政府代表中，3名来自马来亚。

1964年6月5日签定的协议书，在根本上已经把南洋大学的管理权力交到人民行动党手上。协议书的政治结果是：首先，大学理事会答应按马来亚大学的蓝本改革南洋大学。政府要把南洋大学变质的政治目的己经顺利完成。这也就是说南洋大学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

其次，人民行动党答应南洋大学将获得和马来亚大学等同待遇，纯是一项空洞的政治承诺。因为并设有任何具体落实计划与时间表，可以用来衡量所谓的平等待遇。

其三，协议条文的真实意义，是要让南洋大学默认参与政党政治和从事反动的颠覆活动。按字面解读，不反动的政治，比如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政治活动，还是可行的。

其四，第4点协议也可以解读为：新加坡政府对华文教学媒介语的保证，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宪法认可。换言之，新加坡政府开的政治支票，必须由马来西亚中央政府过帐。另外，所谓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就是说假如没有马来文大学，或者印度文大学，也就不应该有华文大学。简单的说，在平等对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原则下，不应该有华文大学，因为华文大学的出现会使到其他种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其五，承认学位不表示平等就业机会，因为征聘是由公务委员会决定，所以还是出现南洋大学毕业生有文凭但没有工作的现象。南洋大学从1959年第1届开始到1964年第6届，共有毕业生2409名，其中600人受聘政府机关，是为总人数的25个百分点。换言之，每4名毕业生只有1名获得聘用。不知马大毕业生是否也是这般同等情况？

其六，由于人民行动党己经掌握了南洋大学的命脉，大学理事会的组织结构，已无关痛痒。所以答应按大学理事会的原建议组织新理事会。另外，把政府6名代表中的3名分给马来西亚，只是政治风险的分摊。新加坡政府可以把反华人政治的代价减少。

南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1959年，当白里斯葛评议会在南洋大学进行调查大学学术水准的时候，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已经完成了四年学制的前两年课程。白里斯葛等人在没有和这些学生进行学术交流，也没有审查学生的作业的情况下，却非常草率的质疑了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

南洋大学的学生来源是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华文中学。华文中学生的文艺创作程度，以及数理的高水准是不容置疑的。华校生是马新华文报业，制造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人力资源。华人经济的成功，就是华校生学术水准与知识素质的具体表现。

1956年2月16日及17日，大学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三地举行入学考试。考生共有662人。3月3日公布考试结果，录取新生共330人。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一项严格的筛选过程。

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之中也包括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先修班的目的是调整与提高学生的基础以便和大学课程接轨。先修班的课程由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分别代办。大学先修班在1955年6月15日开课，于12月12日结业，学生共329人。

1956年3月15日下午2时，陈六使主持南洋大学开学升旗典礼。3月24日新生注册完毕，南洋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共584人，计文学院239人，理学院256人，以及商学院89人。

1960年4月2日，南洋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共437人。毕业生人数为新生人数的75个百分点，也就是共有147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

这一事实强有力的反驳了鄙薄南洋大学的调侃：“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几乎可以说，凡是参加考试的学生，都可以拿毕业文凭一张……考试……马马虎虎”。显然，这是莫须有的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

1960年2月8日，人民行动党政府宣布承认与聘用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1961年3月30日，人民行动党政府肯定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在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

从李业霖主编的有关南洋大学的文献中，可以看到部分大学第一届毕业的社会成就。在报业传媒服务的有张清江，侥柏华，梁明广，陈其溥，许统泽，林通光，王如明（余山农编辑意见：后来从商，是银行董事），陈蒙志，梁丁尧，叶松英，陈玉婵，邱永球，杨贵谊，戴渊，吴诸庆，叶迎章，陈醉在，黄祥勇，王发祥，颜民权，陈国相。

黄祥勇后来取得法学博士，为法学院副院长。郑奋兴教授是南大数学系教授，研究院院长，周金麟是数学系主任，李秉彝是数学研究所所长，陈圣齐是电脑系主任，许乐斯是电脑中心主任，周昌淇教授是物理系主任，高立人是化学系教授。翁世华是亚洲研究所助理所长，黎经富是地理系主任（余山农编辑意见：曾出任驻日本大使），梁国新是注册主任，卢绍昌是语言中心主任，黄建邦是校外进修系主任（余山农编辑意见：哪一家大学？国大？）。

其他大学教职员有张秋林，陈国相，杨月容，陈国潘，潘明智，庄永鸿，欧明德，蔡瑞敏，苏荣年，崔贵强，李瑞容，龙程麟，蔡启明，潘先钦，黄赛卿，洪马洲，杨贵谊（余山农编辑意见：也编写了多种马华辞典）。

人民行动党的国会议员有蔡崇语、何振春、庄日昆、侥柏华、高立人。社阵的政治人物有林焕文、梁关飞、林健生、王发祥（余山农编辑意见：后从商，是成功商人）、蓝织理。南洋大学的写作人有丘柳曼，尹镜培，卢绍昌，叶昆灿，叶畹芳，朱炎辉，刘森发，林通光，周文全，曾渊澄，罗昭尧（余山农编辑意见：也是历史学者），崔贵强，戴渊（余山农编辑意见：以英文写作劳工课题），叶迎章，张灿泉，张清江，潘明智，王如明，陈醉在，杨贵谊，赵镇国，叶锦有（余山农编辑意见：以英文发表数学论文），郑奋兴（余山农编辑意见：以英文发表数学论文）。（余山农编辑意见：这一段太笼统，宜删，或改写为：从事教育的人有……郑奋兴已见上，“以英文发表数学论文”不必提，因为数理教授所发表论文都是英文的）

南洋大学文凭的政治

白里斯葛委员会的明文调查范围，并没有包括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文凭的一项任务。据报告书的第1.10条文明确表白，委员会成员是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从有关人士方面得到不断的提示，必须就是否承认南洋大学文凭此一事项提出意见。

报告书对这一不明文要求提出疑问，承认的定义是什么？由谁或者凭什么权力来判定承认？承认是指对大学的承认，或者是指由大学颁发的文凭的承认？

第1.11条文指出，英国大学是由国会立法或者由皇室御准成立，所以不存在承认大学文凭的问题。一间新大学是依据已成立的大学为板样，由有经验的教职员指导成立。

第1.12条文指出，美国并没有裁判大学文凭是否受承认的机制，也没有就大学水准进行评估的措施。在美国，专业考试是由国家机构主持。专业资格如法律、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是由国家鉴定。

第1.13条文指出，南洋大学是根据美国大学，以及美国版本的中国大学的模式进行组织。南洋大学法令却是按照马来亚大学的英国式规格来规范。（余山农编辑意见：两种不同制度无从比较。）

按《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解说，南洋大学在由国会立法提升为大学法人地位之后，南洋大学就没有是否受承认的问题，因为按英国的惯例，南洋大学文凭是理所当然的受承认大学文凭。

按美国大学制度的自由主义思想来看，政府没有必要干预大学的文凭是否“要”或者“受”承认。大学文凭的价值，应该让劳力市场自由决定。政府认为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不符合政府雇用员工的资历条件要求，大可以不雇用这些学生。换言之，美国大学制度，严厉拒绝政府政策对学术活动进行干预。

实际上，从新加坡政府的惯例来看，华文教育体系的学生都不是政府征聘的对象，所以南洋大学文凭的价值，也没有必要受到政府的特别关照。

回溯历史，英国殖民政府向来漠视民族语言文化的教育，而民办的华文教育，是在自生自灭的劣境中生存。因此，新加坡政府干预南洋大学文凭的事件，显然是黄鼠狼别有用心的不良意图。

从新加坡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政治历史过程来看，南洋大学文凭的承认课题，无可否认的，是一项去华意识下的政治议题，而从来就不是学术水准议题。要否定南洋大学文凭的价值，也就得全盘否定有过百年历史的民办教育对社会的贡献。很显然的，南洋大学文凭的风风雨雨，完全是政治思想意识下的人为政策的斗争牺牲品。

《白里斯葛报告书》严重违反国际上办大学的惯例，提出了不承认南洋大学文凭的建议。这事件在世界高等教育历史里，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新加坡所收集的世界第一荣衔里，是应该记上这一项政治办学的国际先例。

杨玉麟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说

杨玉麟在1960年2月10日以新加坡敎育部长的身份就南洋大学问题向立法议院发表演讲。这个政策演说主要是针对《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改组南洋大学。这篇演说词収录在《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的第248到254页。

在“南洋大学的问题”一节里共有5点，即分别为讲稿的第6，7，8，9以及10段。

第6段是有关所谓的问题核心，那就是南洋大学的架构体系是沿用华校的管理制度：校董全权处理学校教育政策。其问题是……缺乏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涉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阻碍了学校的进展……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

第7段是指经费不足……各方人士答应捐助2千万元给南大……实收的只有1千3百万元。

第8段是指南大缺少专业管理……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精明的商人……办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一件很奇怪的事……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第9段是有关大学的质和量的问题……由于考虑到财政的稳定，就变成重量不重质……对教授的资格和才能，也似乎没有一种适当的评定……课程似乎缺少一种系统性……

第10段是聘请南大毕业生的问题……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话，那么新加坡政府为着照顾公众的利益，就要重新考虑这种情形。

总结而言，杨玉麟首先反对华校沿用的校董管理制度。缺乏教育知识的董事阻碍大学发展，因为商业经验不能解决高级教育课题。杨玉麟也质疑以华校募捐的作业方式筹集运作经费。杨玉麟认为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适合用来管理学府，更质疑大学秘书长的能力。杨玉麟主观认定大学重量不重质，从而质疑大学的教育素质。最后，杨玉麟以公众利益的大棒子告诫“下一次考试不可以马马虎虎”。

这一篇讲稿是由杨玉麟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在1960年2月宣读。虽然事隔己经有47年之久，但重新读后的感觉是无论在其遣词用字或者是其思路，分析手法以至于风格方面却似乎很熟悉，一点也不觉陌生。个中原因极可能就是因为批改新加坡政策的朱笔确是五十年不换。

讲稿内容并设有提出实质上的所谓南洋大学的问题，所提出来的批评都是主观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其措辞对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指责，不仅仅是蔑视，也近乎人身攻击。

讲词的中心论调是在商只能言商，通俗一点的说法是不熟不做。这个说法正面看来确是致理明言，言之有理。但是一旦把这理论拿来实践却又似乎全然不成体统。

诚然，杨玉麟从政之前只是李光前旗帜下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那在不熟不做的原则下又如何先后经营交通部与教育部？新加坡的将军都没有在真实战争里放过一枪。同样的，新加坡总理在从政之前也确实没有担当过总理的工作经验。

华校的校董管理制度与筹款方式有其历史上的客观因素，缺乏这一层基本的常识认知而无的放矢，本身就是一个无知行为。华校在缺乏资源的困境下，自力更生，其成就是不容质疑的。华人经济的成功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商业经验不能管理学校是一个谬论。校董一如企业董事局，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企业一般运作由经理层执行，学校一般运作由校长及教师执行。现今大学力求企业化，就是要把大学视为商业机构来运作。由此可见，南洋大学没有问题，而是政府政策上有后知后觉的问题。

而在讲稿内至少有两次提及但却不愿指名的所谓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是指潘国渠。潘国渠在1955年4月挑大梁把南洋大学扶上轨道，之后于1960年2月离职。其间于1958年被政府取消公民权。1983年潘国渠以潘受书法家的身份重获新加坡公民权。为此，潘受自嘲为从强盗变国宝。

潘国渠是否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没有资格担当秘书长？从国家图书馆的潘受履历，以及陈声桂在《潘受三帖》里的潘受生平中可以一睹其真面目：出生于清末一户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12岁时的诗作己经得到前辈的赞赏。17岁时其论文在全国比赛中荣获首席，5名评审团中包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伍连德医生等。18岁出任广州西敏士学校的导师。19岁到新加坡加入叻报任编务。20岁知遇李光前，深受器重，随后结识陈嘉庚与陈六使。先后在华侨中学，道南学校，以及麻坡中华中学服务。中日抗战爆发后，侨民组识筹赈难民总机构由陈嘉庚出任主席，潘国渠为主任秘书。1940年南洋各地区推派代表组织中国慰劳团，由29岁的潘国渠任团长，而团员中有多人为年长者。1940年代潘国渠辗转在重庆，上海，四川，香港等地，从事金融工商事业。1949年，38岁时回返新加坡从商。1955年，44岁出任南洋大学秘书长。这一些经历是很丰富的处世应变的实证。潘国渠的领导才能是有目共睹的。

潘国渠在新加坡与陈嘉庚，李光前以及陈六使等等华社群雄交往密切。抗战时在中国也与众多的文化界名士交往，其中有徐悲鸿，郁达夫，刘成禺，章土钊，苏雪林，刘海粟等等。这些实际状况也印证了潘国渠的才学，能力与为人品德是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同。

诚然，要有慧眼才能识英雄，要有眼晴才能认识泰山。由此可见，杨玉麟对南洋大学的校董，秘书长与学生的种种质疑纯属政治偏见。

毕业生抗议南大政策演说

南大毕业生同学会筹委会在1960年3月14日通过发表一封公开信，抗议南大毕业生数月来不止一次遭受不公平的评论，并就不符事实的指责提出澄清。

杨玉麟在1960年2月10的立法议院就南大问题发表政策演说时，在讲稿第5节指出：‘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一间大学允许这么大的百分率（超过92巴仙）的学生通过毕业考试及格。’

公开信首先澄清南洋大学的考试制度。南洋大学并没有毕业考试制度。而所谓的毕业考试是指马来亚大学所采用的学期制所衍生的考试制度。在学期制内学生是在学期终结时举行毕业考试，以审核学生的学术水平，从而分出及格或者不及格学生，并按学生在全班成绩的高低排例，分出及格等级。这是仿英国大学的考试体制。

南洋大学是采用美国大学体系的学分制。学分制是在学习终结时进行考试，以决定是否获得该学科所给予的学分。一般情况里3学分学科是半学年学习过程，6学分学科是全学年学习过程。学分制考试是通过一个累积的过程，在旧制南洋大学，需时4学年的时间。在学分制度下，当学生获得学位所必须取得的全额学分时，学生就取得毕业的资格。因此，南洋大学并不需要，也没有所谓的毕业考试。

教育部长杨玉麟认为南洋大学校董缺乏教育知识不宜办学。而杨玉麟本身竟然张冠李戴，分辨不出学分制和学期制，理论上也应该不宜办学。

在讲稿第10节指出：“如果下一次的毕业考试还是这样马马虎虎的活……这种语气充满蔑视南洋大学师生的心态，是典型的新加坡政府的官僚气息，充分反映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普遍现象。

1956年南洋大学的第一学年原有学生共584人。1960年4月2日，南详大学举行第1届毕业典礼时，毕业生共437人。毕业生人数为当年新生人数的75巴仙，也就是共有147人没有毕业。除了自动休学转学的一部分，在四年中，便己有许多学生被淘汰了。由此可见，南洋大学的考试制度极其严格，绝不马马虎虎。杨玉麟的超过92巴仙学生毕业的数据与事实不符。这个严重错失要不是教育部行政马马虎虎，那就是言论有不良意图，又或者两者皆是。

毕业生筹委会语重心长的坦言：“对于我们自己的品学，固然不自我摧崇，并且将力求进步，但也决不允有对我们妄加评判而随意贬斥的论调。总之，我们企求的是一种公平的机会，而让事实来证明我们的‘好坏’，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我们绝不要求‘高人一等’，但也反对随意把我们看作‘低人一等’。”

这种不平则鸣，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言行，就是典型的南洋大学毕业生的处世精神。人民行动党己经把南洋大学逼入历史，南洋大学的人文精神面貌也早己化做一缕清烟，随风而逝。一个没有了不平则鸣，不屈不挠，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社会，是一个缺乏正义节气的社会。诚然，南大人文精神的消失是新加坡共和国的最大人文损失。

大学改革问题的政治升温

《行动报》英文版，也就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机关报，针对南洋大学学生会的《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进行全力的打击，以《沙文主义与自杀》这样一个鲜血淋淋的显眼标题撰文给予最强烈的谴责。

《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没有收录《行动报》的原文，仅收集了发表于1960年4月25日，由笔名理直者撰写的一篇回应《谈谈“沙文主义与自杀”》。

理直的文章是分析两个有关的课题。第一个问题是华文大学是沙文主义。作者先点出文章题目的触目惊心，之后，精简的总结了学生会的声明：“学生会……要解决的是目前的现实问题。归纳起来说，学生会承认英文在大学教学上的重要性，但却不同意把南大英化。”

作者认为南洋大学是否要英化是一个客观问题，应该以理智的冷静态度来讨论。但是“学生会的意见，却被斥责为‘沙文主义者要求各族分离’，以及‘沙文主义者求自杀’等等。这未免使人大大地感到意外和吃惊。”

《行动报》把声明里的一句话：“……但南大以华文做主要教学媒介，南大作为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根本性质却必须永远保持，绝不能有所损害”。简单的转述为：‘南大学生会要求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并因之得出了学生会是‘沙文主义要求自杀’的结论。

作者就“永远”一词分析。学生会是基于政府永远维持四语文平等地位情况下，永远保持大学的民族言语教育，所以一旦政府取消平等政策，这永远是华文大学就不再是一个现实状况。《行动报》把永远看成是绝对性的，超越任何时间和条件的性质。换言之，《行动报》把学生会的声明看成是无论任何情况下，南洋大学都是一所华文大学。

学生会不同意南大英化纯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因为“事实上，南大虽是一间华文大学，但它同时兼用英文，并且大力地鼓励学习国语（马来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肯学习国语’、‘沙文主义’等等的谴责、实在是离题太远了。”

《行动报》对声明里的另一句话：“……除非我们要压制民族教育的健全发展，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在南大使用民族语文的权利。”也给以严厉的斥责。实际上，这一句话是用来表态支持教育部长保证“南大教学媒介保持原状”的政策演说的。

因此，作者认为“南大应当永远是一间华文大学”的事情既然并不存在，行动党报的沙文主义论点也就没有事实根据了。

理直接着分析第二个课题：民族教育能否存在，以及华文教育媒介是否就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

作者认为“根据宪法，法令，政策……民族教育是可以存在和发展，并且是有权要求存在和健全发展的。”因此，学生会提出“以华语作主要媒介，永远保持华文教育系统最高一环”的要求是完全合理，完全合法的。

《行动报》是从本身的主观政治意识提出，建立以马来语文作为主要教导媒介的“单一的国家教育系统”来实行对各民族人民的“同化和统一”以及“塑造单一民族”的新创概念，来指责学生会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

作者认为发展单一民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进行期间要以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的条件下，减少歧异性与增强共同性来完成。因此，学生会在民族统一的过渡期间，要求平等对待民族语言与教育并不是“沙文主义者要求种族分离”。

作者从而得出分析的结论。

• 1、《行动报》没有客观全面地看问题。
  2、把学生会就目前现状的看法，扭曲为反对由《行动报》主观塑造的“单一的国家教育系统”概念。
  3、《行动报》是基于学生会观点不符本身的政党利益而斥责学生会。

作者置疑《行动报》的手法：“把对方的意见全部置之不理，而却抓住其中被认为对于自己有利的片言只语，便加以主观的解释和强调，然后就向对方作出最严厉的攻击斥责……”

作者问道：“在多民族的马来亚，要对人做这样严重的谴责，是否要应当慎重小心一些呢？”同时也指出采用这种手法的不良后果：“大家一点好处也得不到，问题也根本没有解决，相反，它却可能使到我国本来己经够复杂了的各民族问题以及不同文化集团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

《行动报》英文版对学生会的重拳出击，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也同时反映了人民行动党对华文教育的敏感性。另外，也突显了人民行动党对华人政治的观点和应对手法。

《魏雅聆报告书》是在1960年2月9日发表的。次日，2月10日，教育部长杨玉麟在立法议会肯定报告书，也同时发表对南洋大学改革的政策演说。李光耀在1960年3月30日在南洋大学就语言与政治专题发表演说。而在之前的早两天，3月28日，《行动报》先发表有关南洋大学课题的社论与专题论文《沙文主义与自杀》。由此可见，人民行动党是动员了不少的资源来进行连环攻势。这也显示了对华文教育体系最高学府的浓厚敌意。

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要在英文版党报发表有关华文教育的课题？界外人不能解答，但可以推测：读者的对象是外国传媒；在冷战的大环境下，攻击南洋大学的民族意识与形象，可以获取西方政客对李光耀的反共反华政治的支持。在新加坡本土政治斗争上，对华人政治进行政治抹黑，也是要争取非华人政客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把民族教育课题政治化，也表示了政府并无意从教育的角度来解决南洋大学的问题。这也证实了南洋大学是政治问题，始终不是学术言语与水准的问题。

日报看南洋大学问题

1983年之前新加坡有两份华文早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当年李光耀先把华文教育体系全面报销，导致华文报读者少了，然后通过政策把两家民办华文报纸变质，转为由公家主导的《联合早报》。（余山农编辑意见：考虑补上：这以后，板报的不再是报人，而是替李光耀宣传的走卒。报纸不再代表社会良知，监督政府。政府胡作非为，报纸仍然歌功颂德。）

因此，回看《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书中所收录的报章社论是指民办的报社评论，具有反映社会民情的独立性，有很高的公信价值。

《星洲日报》在1960年6月2日发表社论：《南洋大学绝不并入马大》。社论指出，《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与教育部长在立法议会的南洋大学问题政策演讲等等的言论与行动，并没有让华社对华文教育的前途有更明确的认知，反而增加了不少的混乱，并因此更为焦虑。

人民行动党的《行动周刊》也在其社论：《悬而未决的南大问题》，告诫不可再事拖延，必须刻不容缓的马上予以解决。

社论认为既然政府与校方的立场都十分清楚明白，意见上的出入并不甚多，所以分歧是在讨论过程中的若干误会。

• 第一个是：南大必须并入马大的误会。这是因为《魏雅聆报告书》是以马大为蓝本来改组南洋大学，根本忽略了南洋大学创校的历史背景与宗旨。同时，社会上有人公开主张南洋大学最好的出路是与马大合并。此外，马大分家之后，有人认为新加坡政府将会有困难同时维持马大新加坡分校与南洋大学的经费。针对这些疑问，李光耀公开指出：南大绝不并入马大。因此，此误会己不复存在。

  第二个是：南大教学用语问题的误会。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因为马大不能收容华校生，所以大学的本质是容纳华校生的华文媒介大学。《魏雅聆报告书》的中心要点是：在把南洋大学改变成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大学。敎育部长原则上接受报告书，也就是表示肯定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最近政府表态，让南洋大学在现阶段采用其现有的教学用语。因此，此误会己不复存在。

  第三个是：联合邦学生入学限额的误会。教育部长的政策演说指出，南洋大学只能以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招收联合邦学生。这一说法在过后被解释为，政府无意限制大学收生，只是声明政府的财政负责顶限不会超过这个学生数额比例。因此，此误会己不复存在。

社论指出这些都是真实的误会，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除此之外，社会大众也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社论再次引述《行动周刊》说：“1960年转瞬去了五个月……再过六个月，南大第二届的毕业生又要跨出校门……改革是刻不容缓的。”

社论同意南洋大学的改革问题无法再缓。同时，也指出大学在行政上所面对的真实困难：“有许多教授在本邦的居留护照听说要每个月申请延长……教授大部份是外来的……教授一出缺，即使不自动关门，岂不也要部份停课？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必须马上解决。”

《星洲日报》社论通过对三个误会的澄清，明显的点出了南洋大学在改革上面对的外来困扰：政府试图改变大学创办的宗旨，政府试图改变大学的教学媒介。政府试图规范大学的运作。再有，政府也在行政上制造不必要的困难，如教职员的居留权。

所谓的政府的政策解释，也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设法子先过河后拆桥，比如：在现阶段维持现有言语教学媒介的解释，也是可以解读为：在下阶段将改变教学媒介。

从社论引述的《行动周刊》言论里，可以看到政府己经是很不耐烦的在告诫校董尽快答应改革的条件，并以第二届毕业生的前途为政治谈判筹码。

学生会看南洋大学改革

南洋大学学生会在1960年3月5日发表了《对于南大改革问题的声明》，就《魏雅聆报告书》所建议大学改革的事件提出学生们的看法。

声明共有六点。

• 第1点：学生会支持改革。改革必须在平等对待四种语文的基础上。同时，也不应该把大学的缺点归罪于校董。

  第2点：南洋大学的改革不可以违背创校宗旨；那就是创办南洋大学为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让华校中学毕业生可以继续在本地升学；以及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因此，南洋大学是华文大学的本质不能更动。不反对“专家办学”，但专家必须具有民族思想。反对政府资助南洋大学就要控制大学的看法与作法。

  第3点：赞成大学马来亚化。但大学马来亚化不是一个机械过程，可以用吸收各民族子民入学的外表形式来完成。真正的马来亚人民的大学，是在精神实质上归属于国家民族的大学。南洋大学的宗旨也包括为国家培植人才，是一所为马来亚建国服务的大学。反对形式上的马来亚化，支持南洋大学吸收各民族学生。

  第4点：反对限制联合邦学生名额的建议。星马人民是一家人。南洋大学是星马人民共建共有的大学。大学改革不可以改变南洋大学的泛马性大学的品质。星马在政治，经济上要加强合作，所以在教育上也要合作。学生会支持促使联合邦政府改变对南洋大学的态度的做法。

  第5点：支持南洋大学和马大加强学术合作，坚绝反对合并。两所大学的合作必须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星马社会需要两间大学以应付大量涌现的中学生，所以没有理由把人民千辛万苦创办起来的南洋大学并入马大。

  第6点：学生会有信心一间马来亚人民的大学南洋大学，今后要健全的发展起来。

学生会对《魏雅聆报告书》对南洋大学的负面评价，给予合情合理的回应，态度是正面的，精神上是积级的。在南洋大学的短处上，诚恳的接受指教，在不合情理的地方，给予必要的反驳。

学生会同意和马大合作，但坚持合作必须遵守平等原则。学生会同意改革，但坚持南洋大学是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的这一基本原则却是寸步不能移的。

学生会体现了分析时局与领导的才能，也展示了能屈能伸的君子典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行动党靠华校生的团结力量起家，对南洋大学学生会的能耐必然有所警惕。学生会对创校宗旨的全力保卫心态，并不是当权者所愿意看到的局势。

在往后的日子里，南洋大学学生会要面对新加坡政府的极力压制，甚至于关闭，就是因为学生会誓死保卫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体系的最高学府的这一个决心。

1963年南大学生会告同学书

1963年是一个在新加坡政治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年头，2月2日，冷藏行动逮捕并囚禁了一百多位反对当权者的政党，职工会和学生组织的领袖；李光耀从此开始巩固政权。9月16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9月21日，李光耀政权赢得新加坡州政府选举，9月22日，政府褫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9月25日，陈六使辞去理事会主席；李光耀亦从此开始掌控南洋大学的发展方向。

在处理南洋大学的问题上，政府除了充分利用行政手段，例如，拒绝发出版准证，取消助学金等来分别对付学生组织和个别学生之外，也实行消息封锁。于是乎，社会只听到对南洋大学不利的种种消息，无从得悉大学师生对这些林林总总之负面言论的反应和驳斥。

就是在这一种时代环境下，1963年8月6日，南大学生会发布了一篇三页的《告同学书》，报告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南洋大学所面对的艰难处境，并借此呼吁同学们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共同捍卫民族教育。

这一篇《告同学书》记录了当年李光耀处理南洋大学的政策和手段，是研究华文教育灭亡和南洋大学历史的重要纪实文件之一，有助纠正主流论述和媒体对南洋大学的许多不实报道。

这里摘录告同学书的一些内容，可以回忆当年真实历史的一些片段：

这篇1963年南大学生会告同学书，记录了当年发生在云南园之内的一些历史事迹；综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一历史文献呈现了一些客观现实。

从2月2日，冷藏行动的逮捕与囚禁学生组织领袖来看，李光耀是基于维护自身政治权力的立场，来考量与处理和华文教育相关的社会问题。换言之，在李光耀的心目中，华文教育并非学习和保留民族文化的议题，而是事关人民行动党政治势力消长的政治议题，因此，政府必须使用强硬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个原本只是一项文化传承的华文教育议题。

执政党有了这一种政治生存上的必要性之后，李光耀部署通过改组华文中学架构和打击南洋大学来逐步的，慢慢侵蚀整个华文教育体系的动机就不言而喻了。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事实也可以合理的解释了李光耀的最终目的为何是要关闭南洋大学：从源头，一劳永逸，彻底消灭来自华文教育知识分子的挑战和威胁。

告同学书也可以证实，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华裔学生维护民族语言文化的运动，是一场抗议和反对不平等教育政策的学生活动。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权利活动，是合法与合理的政治行为。

回顾历史，显然的，被主流历史妖魔化的华校学生运动和南洋大学的学生活动，都是脱离历史现实的不正确历史论述。

这一客观现实应该也反映了在民族教育的立场上，李光耀和华人社群维护民族教育的观点全然相反；李光耀秉承了英国殖民主对华人教育处处为难的歧视政策，并将之发扬光大，变本加厉，进而演化成为华人去中国化的语言和教育政策。这就是为何当下新加坡华裔学生，华文水准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背景和原由。

（录自 2018年8月18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