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历史汇集》
卷四 白里斯葛报告书

白里斯葛报告书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为南洋大学盖棺的第一根大钉子。别有用心者把《白里斯葛报告书》对草创南洋大学的建校设备评估，转移为对南洋大学学术的评价。报告书被广泛的利用来贬低南洋大学的学术形象，从基础上挖掘南洋大学的根基。

报告书的原来目的是要就大学的学术水准进行调查，但是除了对大学课程编排与教师资格提出一些看法之外，并没有直接针对南洋大学学生的学习与学术能力提出任何的意见。实际上，白里斯葛等人既没有与学生接触，也没有就学生作业进行审查。因此，白里斯葛是不可能针对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提出意见的。

报告书的的最关键处是第8章的调查结果，内容只有4项。

第8.1项有6小点：

• 1、发展太快，缺乏一个专业的计划。（指从建校到开课的过程）
  2、组织与行政不符合现代教育机构的模式。
  3、实验室的设计不足于应付学习的需要。
  4、师资学历不足，聘书条件不足吸引人才。
  5、缺乏学术研究。
  6、学生与教师的课程过重，而且课程的编排不理想。

首先，在评审时把在草创中的民办南洋大学，和具有长久历史的政府大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极大的认知错误。

其二，这些专家意见仅仅反映了民办大学缺乏资源的特性。在东南亚民办教育的经验里，这些困难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对南洋大学的客观现实困境提出批评，体现了白里斯葛等人对东南亚华人办学的困境一无所知，既否定了他们的评审资格，更否定了报告书的评审价值。

从华人办学的经验来看，这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也不会影响学习成果。华校生已经习惯于在缺乏资源的恶劣环境中逆流而上，并不会受到这些外在环境对学习的干扰。这一结论可以从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社会成就获得证实。

第8.2项是：
Following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we regret that we must report adversely on the academic standards of Nanyang University; we further regret that we cannot at present in good conscience recommend that the degree of Nanyang University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recognised by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s being comparable with the degrees awarded by other universities which are now so recognised.

其大意是：根据以上的意见，我们遗憾地报告对南洋大学学术水准的不利评价，更遗憾的是我们在此刻不能心安理得的向新加坡政府推荐承认南洋大学文凭，给于与其他受承认的大学文凭同等的地位。

这是一个草率与不负责任的评语。白里斯葛等人没有对学生素质与学习作业进行审定，却能够对南洋大学学术水准，提出不利的评价是匪夷所思的做法。《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司马昭之心是显然的。

在政治上以及语言文化上，反对南洋大学的一批人，就是利用103项中的仅仅一条文，来质疑与全盘否定南洋大学的学术地位。这条文在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心安理得的公正结论，是别有居心者用来打垮南洋大学的政治结论。一个能够坦然自若接受非心安理得的政治结论的社会，也就是一个缺乏良知正道的社会。

第8.3条文表明白里斯葛等人，并没有查验过学生的学术作业，但却通过与学生接触与面谈，对学生的智慧，敏锐，热忱，以及上进心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8.4条文表白赞扬南洋大学的创校办学精神。肯定的，第8.3条文有效的证实了，报告书在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对南洋大学的学术评价。

由此可见，后两项条文皆是有意反射，报告书内容是被他人操纵的无奈处境。这一伏笔也是对《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政治背景的证实。

明显的，白里斯葛等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报告书，将会成为打击南洋大学的政治工具。于是焉，希望通过这最后两项条文的表白来保护自己的声誉，试图摆脱作为五奸跪忠的小铁人而遗臭万年的历史包袱。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背景

解读《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背景，要先回溯南洋大学的创办期历史。

1951年5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将按早先公布的教育政策，逐步削减对华文学校的财政津贴，华校代表谴责政府牺牲华文教育来全面发展全国性的英文教育。

同年，L.J. Barnes 的报告书认为应利用小学教育作为建立国家意识的工具，建议以英文为主的国民学校，取代以民族语文为主的民办学校。

1953年，在马来亚与新加坡酝酿多时的，创办一所马来亚华人大学的课题获得落实。1月20日，马来亚大学校长表示该大学将开设中文学系，试图排除华文大学的必要性。1月28日，马华公会主席陈祯禄通过电台辩论，力争创办华人大学的必要性。

1953年2月20日，华人大学定名为南洋大学。4月7日发布《创立南洋大学宣言》。5月5日，大学筹委会向政府申请注册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试图绕过政府的政策性阻扰。7月26日，陈六使主持南洋大学动土典礼。

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课。反殖与反英的新加坡首席部长祝贺南洋大学的开学。5月2日，教育部宣布南洋大学必须向政府申请颁发大学文凭的权力。6月7日，马绍尔辞职，转由亲英国的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长。

1958年3月30日，南洋大学举行大学落成典礼。

4月间，林有福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以及考量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文凭。

11月5日，政府提出南洋大学法令以管制南洋大学的活动。

1959年3月4日通过法令，正式在5月27日生效。

12月3日，马来亚联合邦政府明确表态，不支持南洋大学的经费，虽然联合邦学生占大学的大部分。

回顾1950年代的英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殖民政府政策，是要建立以英文为唯一共同语言的英化新加坡社会。华文教育由小学至中学到南洋大学，都是处在逆流的困难环境之中。华文教育既没有财政支持，更要面对政策的刁难。因此，华文教育者的南洋大学精神，就是逆水行舟的顽强抗拼意志力。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过程

1958年4月间，对英国总督唯命是从的林有福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以及考量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文凭。

1959年1月，以白里斯葛为首的五人评议委员会正式成立。各委员由2月12日至17日之间陆续抵达新加坡。评议委员会的第一个会议是在2月17日举行，而最后一个会议是在3月12日完结。

评议委员会对南洋大学进行实际评估的日数，应该是少于23天，因为审查必须及时结束，以便报告书能够在3月12日之前完成。

评议委员会对南洋大学进行评估时，第一批在1956年3月开课的约584名大学生，还在休假其间，正准备进入第四年的大学课程。这也是南洋大学第一期主体建筑完成不到一年的时间，此时的大学设备还在进行装置之中。

评议委员在报告书里指出，由于大学是在休假期间，所以既没有亲眼见证大学的实际运作，也没有与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在这一种极不恰当的环境下，匆匆忙忙的对南洋大学进行学术评估的动机是大有可疑的。除了评估动机动机大有问题，评估的方法与手段更是匪夷所思。

评议委员在报告书里坦言，应该有更长的时间进行评议工作，但由于政府要立即得到报告书，所以供证是选择性的，而且供证会议的时间也很短。此外，供证也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之下进行。所有的有关供证文件与证物都在评议委员解散之前全部销毁。报告书也不列出出席供证会者的名单。

评议委员在报告书里也强调表白，在供证会之内与供证会之外的非正式场合，委员们所接触到的人不断提示，必须对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是一间大学，以及就承认南洋大学将要颁发的大学文凭提出意见。评议委员对此一现象感到迷惑，因为在外国并不存有政府是否要承认大学与大学文凭的问题。

评议委员应该也意识到对南洋大学的评论是一项具政治性而非学术性的审判，因为承认南洋大学与南洋大学文凭的重要任务，并没有在委任书的工作范围内直接明言，而是在供证进行期间得到不断的提示。

白里斯葛评议委员会的秘书是新加坡教育官员关世强，他也是评议委员会的主要本地负责人，指导评议与供证会的运作。关世强后来以政府代表身份出任南洋大学理事，在1964年升任教育部常任秘书，在1975年更出任新加坡大学的校长。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内容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一本25cm 格式的小册子，总计36页，包括两份共6页的附录，内有9章，总计103项。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明文任务是：调查南洋大学学术水平，教师资格，教学设备，与教学方法是否适当，以确保满意的学术作业，以及提出建议。在这正式的明文任务里，并不包括承认南洋大学是一所大学，以及承认南洋大学所颁发的大学文凭的议程。

《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一份相当简短的，关于建设南洋大学的意见书，大量的篇幅是针对南洋大学的建筑建设，组织管理，财务预算与办学的理念等等提出意见。当时的南洋大学还是草创时期，校舍，设备，师资，课程等等还在有待改善的发展过程之中。

第1章是介绍有4页，计13项。报告书直接言明工作性质的复杂性与困难性，而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工作是难上家难。讲述工作方法，如听证是秘密进行等等，对不能亲眼见证大学实际运作感到遗憾。

第1.9条文指出，政府不应该先行通过南洋大学法令，理应是在看过报告书的建议之后。

第1.10条文质疑承认南洋大学与南洋大学文凭的做法，对如何比较，如何承认感到迷惑。

第1.13条文表示，南洋大学的规格是按美国式的中国大学来办校，与南洋大学法令下的英国式的马来亚大学的规格格格不入。

第2章是组织，行政与监管，有4页，计12项。报告书是从已经在发展上进入正轨的大学架构来比较与批评南洋大学的组织，行政与监管，从而提出意见。

第2.11条文指出，学术决策应由学术单位负责。报告书的目的是要约束理事会的权力范围。

第3章是南洋大学法令，有3页，计5项。报告书认为南洋大学法令在一些方面有缺点。法令的法治意图不仅是混乱不清，而且不符合已知标准，或者正规的大学架构。

第4章是职工，有8页计28项。报告书列出各个学系的职工统计，并进行分析。

第4.15条文指出，教师的薪金太过偏低。

第4.18条文反对大学严禁政治活动，认为在校外的政治活动如不危害大学是理应许可的。

第5章是课程与设备，有3页，计13项。报告书就大学课程与设备提出意见。

第5.1条文指出课程的最大缺点是课程太过繁重，对必修课的学分要求过高，大大超出其他在美国，中国与非律宾的大学的学术要求。

第5.6条文强调，课程制定必须按教育理论原则设计。报告书也大篇幅的就技术性批评建筑设计，空间利用，建筑素质等等。

第5.11与5.12条文以9行文字就中文系与马来系提出意见，认为中文系应加强对现代作品的学习研究，马来系应把握原资料丰富的优势进行深入与广博的研究。

第6章是考试，有2页，计7项。报告书就大学先修班等等学制运作提出技术性的评论。

第7章是学生生活，有2页，计4项。报告书讲述学生生活与社会发展等等办学理念的观点。大学应以资源为考量，确定合理的学生人数，也有必要提供财务资助有需要的学生。

第8章是调查结果，有2页，计4项。这是《白里斯葛报告书》最重要的部分，对南洋大学的后来发展起着非常决定性的影响。（有关详情请参阅《白里斯葛报告书》一文）

第9章是建议书，有2页，计17项。报告书就南洋大学的组织，架构与教职员工等等课题给予建议。

第9.4条文建议，教职员应该加薪50个百分点，其意思是薪金过低就不能吸引更高资历的教师。

第9.5条文建议，减少收生的人数，其意思是学生人数与大学资源应该维持一个合理水平。

第9.12条文建议，把大学学制由4年制改为3年制，但并没有解释改变的原因。

第9.17条文建议，把目前个别的华文大学与英文大学，改变为两所马来亚大学，一所以英文教学，另一所以华文教学。

总结报告书的内容来看，评议委员会是按原来的明文任务，来从事调查南洋大学学术水平，教师资格，教学设备，与教学方法是否适，当以确保满意的学术作业的议程，以及提出建议。这议程并不包括是否要承认南洋大学的文凭一项。

从报告书以大量篇幅就学术之外的课题进行分析与报告来看，报告书的制定可以看成是按非明文的指导而完成。报告书作者也在字里行间表露了一些自我矛盾来质疑报告书的公正性。显然的，第8.2条文表示不能够承认南洋大学的结论是没有理性与证据的根据。（余山农编辑意见：宜引用原文）

《白里斯葛报告书》并没有就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进行审查，所以第8.2条文是一个政治指导下的结论。从政治大环境来回溯历史，这是别有用心者把《白里斯葛报告书》对草创阶段的南洋大学建校设备的评价，转移为对南洋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这是极不正当的政治手段。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政治

1956年的教育白皮书有关华文教育的重心是去华意识，也就是把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意识彻底铲除。这策略与1951年的教育政策是一致的，那就是设法子把华文教育的发展势头消灭，以便英文成为新加坡的国民唯一的教育语言。

白皮书是林有福政府针对华校未来发展的方向图，其最终目的便是建立英文为新加坡未来的唯一国民语言教育体系。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未来的新加坡没有华文中学，也就当然不会有一所华文大学。

在这一种排华的政治意识环境之下，兴办南洋大学的建议和白皮书的去华意识观念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政府通过政策来干预南洋大学的兴办与发展，并进行百般刁难原是意料中事。

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华商，在无法取得政府对创办马来亚华人大学的默许情况之下，注册南洋大学有限公司为大学取得公司法人地位。南洋大学的成立在华社已经势在必行，新加坡政府有必要对既定教育政策的挑战给予适当的回应。

新加坡政府在不可能制止南洋大学成立的情况之下，转移对南洋大学所要颁发的文凭施行制裁。因此，1956年5月2日教育部宣布，南洋大学必须向政府申请颁发大学文凭的权力。

此外，由于政府在公司法令下对私营企业组织没有太大的干预权力。于是焉，《南洋大学法令》火速在立法议会通过，政府要以新立法来干预大学的发展与行政管理权力。

新立法把大学由公司法人地位提升为大学法人地位。南洋大学将取得与马来亚大学等同的地位，也将意味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的平等地位。更重要的是，两所大学的文凭将具有同等的地位与资历。这一政策结果明显违背了林有福政府的政治理念：华文不可以，也不可能等同英文的社会地位。

1958年4月间，林有福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平。政府的意图是利用对大学文凭的承认，来牵制南洋大学的发展。一来可以把承认文凭当成政治筹码来进行政治交易，对大学理事会施加压力以严厉监控大学的管理与发展。二来，把南洋大学的文凭贬值，永远屈服于英文大学文凭之下。

《白里斯葛报告书》就是在这一种大时代政治的背景下产生。

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人民行动党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选定权力接班人，基本上也维持了英国人的去华意识。自然而然的，南洋大学的文凭也持续的在贬值。

1981年人民行动党也就是基于南洋大学文凭是一张贬值的文凭，因而在“不可避免的历史情况下”结束了南洋大学的生命。1950年代的英国人的去华意识意图，经过了约30年的酝酿，终于在李光耀手上完完全全的实现了。

质疑白里斯葛报告书

要探讨南洋大学的关闭是因为学术水准的结局，又或者纯是一个语言文化政治的结果，就有必要重新认识《白里斯葛报告书》，因为这份报告书向政府献议不承认南洋大学的大学学位。

回溯历史，英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积极推行英文的国民学校制，试图以减少财政津贴为手段来取代民族语文学校。英化政府文官在华语为共产党语言的心态下，鄙薄华文教育。南洋大学就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成立，所以大学面对政府政策压迫是理所当然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在这一种先天性的背景下诞生。

新加坡政府通过法制程序制定《南洋大学法令》，给予大学法定高等教育学府地位。在惯例上，由国家立法管制的大学，是一所合格高等教育学府，所以其所颁发的文凭不存在承认与否的问题。政府对法立南洋大学所颁发的文凭给予刁难于理不合。显然的，政府是要以承认大学文凭为政治筹码，要挟南洋大学的理事会。

白里斯葛评委会是以不正当的秘密供证方式来审核所谓的学术水准，既没有见证大学的实际运作，更没有与学生作学术上的交流或者考查学生作业。评委会仅仅从第三者的供证，来评估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是非常荒谬的做法。供证者名单与供证物在报告书完成后全数消毁，也在在突显有违公正与透明的原则。

当1956年南洋大学开学时，仅有文学院暨理学院两院。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文学、史地、经济政治及教育等五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四学系。报名商学院的新生，则暂时并入文学院经济政治学系受业。翌年，商学院正式成立，设工商管理、会计银行两学系。

新加坡华文中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在学术传统上都是属于强项，其学术水平不容置疑。南洋大学的其他专业课程如现代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教育，工商管理与会计银行都仅仅是在草创时期，课程还在修正当中，言之过早的妄加评论，显然有不正当的政治意图。

南洋大学的学生来自民办的华文中学，否定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无疑就是直接全盘否定华文教育的过百年的历史贡献。华文教育体系是华人经济的人才资源，华人经济的成功，也充分反映了华文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白里斯葛报告书》不是南洋大学的学术水准鉴定报告书。非常肯定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南洋大学的原罪政治宣判报告书。这是因为南洋大学作为东南亚的最高民族文化学府，是国际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环境下，亲西方政治势力所要打击的对象。要解读《白里斯葛报告书》必须从这一个国际政治角度去分析。

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但是英国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在新加坡文官制度里根深蒂固。英化政府文官鄙薄华文教育的思想心态，是百年冻冰，历久不衰。可以很肯定的是，南洋大学没有学术水准的问题，南洋大学有的是政治问题。从这一层分析来看，关闭南洋大学很明显的是一项政治方案。

反驳白里斯葛报告书

李亚霖主编的《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创办到被关闭重要文献选编》是南洋大学历史的重要文献。其内搜集了5篇有关《白里斯葛报告书》的评论，反映了华社对报告书的一些意见。

1、王嘉心的〈万众一心，把南大办得更好〉，1960年2月1日，发表在《行动周刊》第三期。这一篇文章表态支持《白里斯葛报告书》：

2、〈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对《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1960年2月1日发表在《南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这一篇文章反映了南洋大学全体教职员，对报告书的沉重看法：

• · 评议会超越调查范围
  · 评议会调查方法错误
  · 报告书内容缺乏事实根据
  · 报告书建议不承认南大学位极不公充
  · 报告书对南大的教师肆意侮辱

3、〈予对于《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之意见〉发表于1960年2月1日《南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作者贺光中，是当时的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贺光中分三个要点剖析报告书：

• 一，调查不足

  “夫来星目的，原为调查，乃先与欲调查之对象隔离，不赴南大就地视察，不与各方人士接谈，仅凭收到之函件，环至一室交换意见，以定去取，而收到函件，据洪煨莲君亲称，攻讦私人者，有迹近疯狂者，凭为信谳，成绩可知。”

  “前此马大亦有评议会之设，除……意见书外，并另行规定时间，一一接见…… 白里斯葛当时即为评议会委员之一，对于手续，自所深悉……乃于马大则慎重若彼，于南大则疏忽若此次……另眼相看，仰或报告底稿，早有成竹，不须多事查耶？……”

• 二，态度不合

  “……今报告书竟于南大创办以来几百措施，无一不加以诋讥，抹杀其任何优点。衡诸春秋，虽多微词，亦有褒语之态度，无乃勿合……”

• 三，事实不符

  “学校水准。决于教授之资历，今报告书谓教授大部份“不够资格”此节最为荒谬……（详略多名教授之学历与教学经验）……今竟指其过去同事大部份“不够资格”，不知三君（钱思亮，谢玉铭与洪煨莲）固将何以自处耶？退一步言，南大教授中，即便有一二资格较逊者，亦犹五人中有白里斯葛，本为山东任一普通生物学教员，向无籍籍之名，又岂可因其一人之资格寻常，而遞判定五人资格均“不够”耶 ？……

  “综上三不解，五人报告书对处理中心问题之不能令人满意甚为明显，因之，此一报告书之无甚价值，亦不难断言……”

（余山农编辑意见：考虑：贺光中是半个洋人，立论持平。）

贺光中从不平则鸣的正义立场解读了《白里斯葛报告书》。诚然，白里斯葛等人确实是对南洋大学另眼相看，因为报告书底稿早已胸有成竹，不须多事审查。以《白里斯葛报告书》为例，其他后来的三份有关大学的报告书，都是同样的对南洋大学另眼相看，因为报告书底稿早已胸有成竹。

4、〈走上新阶段的南洋大学——我对于《南洋大学评议会报告书》的批评〉发表于1960年2月1日《南洋文摘》第一卷第二期。作者严元章是南洋大学的文学院教授。

严元章的这篇《答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文章写于1959年8月27日。《白里斯葛报告书》发表于1959年7月22日。政府在这时候也已经宣布了，成立魏雅聆委员会对《白里斯葛报告书》做进一步的证实。

严元章的这篇文章就事件的真实情况，清澈的分析与强力的反驳了《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可靠性。很显然的，《白里斯葛报告书》是有政治意图的，非学术性报告书。

作者严元章于1960年到南洋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在由《王赓武报告书》引发的，长达39天学生大罢课事件，在1965年12月6日结束之后，也随着离开大学。

严元章，一名“捍卫华教的老兵”于1996年7月27日在香港“撤退了”。

（余山农编辑意见：考虑：仅以此文纪念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严老师。)

（录自 2018年8月25日《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