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六使和南洋大学

1955年，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李光耀便已怀恨在心，必除之而后快。在他的同化运动中，最后必须封闭南洋大学才算成功。到了南洋大学被封闭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的政权了。

陈六使是陈嘉庚之后的南洋华侨领袖。第二次大战之后，南洋各地中文中学缺少教师。陈六使登高一呼，万山响应，1955年创办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校友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33页，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1年版）：

这就是南洋大学创办的背景。郑奋兴是南大第一届数学系的杰出毕业生。他和李光耀及李显龙都相识，而与李显龙更加熟稔些。

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这件事，逼使李光耀学习中文。他不只是心不甘情不愿，更是怀恨在心。他一直想逼害陈六使，更想逼害南大。

1959年，南洋大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摆在李光耀眼前，南大比陈六使害处更大，必须步步进逼，将之消灭。

要消灭南大，最直接的做法是排斥，不承认其学位，而不承认其学位的最好借口是程度低。说南大学生程度低的主要理由是：英文不佳。这正是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偏执分子看不起中国人的理由，有历史渊源。

在李光耀之前，马绍尔（1908-1995）在1955年4月6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政府并没有完全自治权，大权仍在殖民地政府手中。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反对设立南大，当然不会承认南大的学位。

马绍尔上台一年后，1956年5月2日，教育部长周瑞麒（1918-1985）就正式宣布，政府将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当时，南大学生刚刚开始上课四个星期。周瑞麒显然是奉殖民地政府之命来宣布的。

1956年6月8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1914-1984）继任首席部长。他完全按照殖民地政府的旨意办事。

1959年，南大即将有第一届毕业生时，林有福面对南洋大学问题，便请来一位西澳大学的教授，名叫白里斯葛（Prescott），在1959年7月22日发表了一份《白里斯葛报告书》，把南大贬得一文不值。

林有福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发表之前，就宣布不承认南大的学位了。他显然也是奉殖民地政府之命来宣布的。

1959年6月5日，李光耀上台。他手中有完全自治权，可以决定承认不承认南大的学位。可是，他依旧效忠英国，对殖民地政府给他的帮助，投桃报李，继续不承认南大。他这个时候已经在暗中盘算如何关闭南大了。

一个半月后，7月22日，《白里斯葛报告书》正式发表。李光耀欣喜若狂，本着他憎恨中国人和中文的心态，正好利用这份报告书，以为不承认南大学位的依据。他在《李光耀回忆录》（382页；联合早报1998年版）中说：

这段话流露出李光耀的心态。他念念不忘用英文来打击受中文教育的人，显示出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常常指责受华文教育的人是沙文主义者，有罪，可是他一生奉行英文沙文主义，却无罪。

当时的南大毕业生果真程度低吗？他们真的“不懂英语”吗？

南大的腹地是整个南洋地区。从各地学校来的学生，素质非常出色，跟当时的马来亚大学学生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李光耀设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又如何呢？一般学生的素质都偏低。由于学生的语文能力普遍很弱，所以思维能力也跟着很弱，知识贫乏。跟南洋大学学生的素质相比，有天壤之别。

南大学生中，一般英文不佳，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学生也并不都来自中文学校，也有来自英文学校的，新马两地都有。这一点，李光耀非常清楚。

1954年成立的新加坡华文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李光耀是法律顾问。新加坡华文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的英文秘书陈国相就是莱佛士书院的毕业生。他在毕业后转到中正中学高中部。他回忆说（见《纪念五一三》，刊于南大站网页）：

他的三个兄弟也都是上午读华校，下午读英校的，掌握两种语文。他们后来都进入南洋大学。陈国相是南大史地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到加拿大升学就业，李光耀还偶尔和他联系。

李光耀不可能忘记这些往事，说“他们实际上不懂英语”并非他善忘，只是别有居心。

这些来自新马两地英文中学的南大学生，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感到骄傲，所以选择进入南大。他们的心态和李光耀的刚好相反。

这些学生的双语能力都很好，英文也很出色。有一些南大学生不仅中文和英文都好，马来文也好。语文能力远胜李光耀。就是英文能力，也绝不比李光耀的差。

李光耀在排斥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时，所用的借口是：不懂英文。这正是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偏执分子自恃英文高明，以此看不起中国人的心态。

南洋大学的教学语文是中文，但是学生都普遍能用中英两种语文。南大学生的英文不如中文佳，是很自然的事，不如英文学校学生的英文好，也是很自然的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是，李光耀却完全抹杀南大学生的中文，只看英文。这正是他的傲慢与偏见，也是他自高自大心态的流露。

单单以学生的英文程度来判定学术知识，那么，中国、日本、欧洲的大学都不如新加坡的英文大学了。李光耀的英文沙文主义偏执分子心态，也正反映出他的傲慢与偏见，反映出他自高自大的心态。

李光耀自己的语文能力又有多高明呢？

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就读英文学校，英文比一般南大学生好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要是他的中文比一般南大学生还好，那才是了不起的事。

他从1955年开始学中文，就是学了几十年后，直到今天，他的中文程度仍然很低，还不能算是懂中文，只是会说几句结结巴巴的话而已。学了几十年都学不好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是他自定的母语。这样的语言能力，也值得骄傲吗？

李光耀的英文又如何呢？当然比一般南大学生的英文好，但也只是实用而已，并没有特别出色的个人风格和文采。

他从小听惯了峇峇人的英语，后来到剑桥大学读书，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口音，但也并不地道，远非字正腔圆，只是发音比一般新加坡峇峇人好些。他一直都有阅读障碍，绝不是个语文能力特别出众的人。他只是继承了峇峇人中的英文沙文主义偏执分子傲慢自大的传统心态罢了。

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9页）：

李光耀就是利用这份“恶毒荒唐的报告书”来打击南大，拒绝承认南大的学位，理由就是程度低。

南大毕业生的程度果真如李光耀所说的程度低吗？郑奋兴教授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3页）：

为了证明这一事实，我想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我再次引用王慷鼎博士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单单就毕业生的学术表现说，李光耀所不承认的南洋大学，远远胜过李光耀所承认的马来亚大学，就是后来的新加坡大学。他们之中，除了考取英文大学的高级学位的之外，还有的考取英国的律师和会计师专业资格，都十分出色。尽管如此，南大仍然是李光耀的眼中钉。

2011年11月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出版了。他说：

他从“程度低”转为“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他心中的恶意与仇恨，根深蒂固。这绝不是政治家的胸襟，而是政客的傲慢与偏见。

郑奋兴回忆说（见《郑奋兴讲南大故事》第14页）：

李光耀便是制造这“一段最荒谬的历史”的人。

李光耀对陈六使的仇恨，与南大相连。他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有一段针对陈六使的话：

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华人，把一些孩子送进华文学校，把另一些送进英文学校，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陈六使的孩子也正是如此。他的孙女后来就读南大商学院。

当时的华人家庭还有一种做法是，把孩子上午送去读中文学校，下午送去读英文校，只是想让孩子学好中英两种语文，没有政治动机。

然而，李光耀又为什么他要对付陈六使呢？因为陈六使创办的南大是华文大学，而李光耀不懂华文，又因为南大学生中，有不少反对他，所以陈六使和南大都是他心中的刺，必须拔除。他在《李光耀回忆录》第383页）说：

他终于等到机会了。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时，陈六使呼吁选民支持南大毕业的候选人。李光耀认为这是在反对他，就把他的公民权给吊销了。从1955年到1963年，前后约九年。这真是十年报仇不为晚。

陈六使公民权被吊销后就不可以再说话了，不然会被驱逐出境。陈六使不说话，可是南大还在，必须按照日程表逐步消灭。

在排斥受华文教育的人方面，李光耀一直都用赶尽杀绝的手段。他很成功，但留给人间的却是仇恨。虽然平了天下，却平不了人心。在把对手赶尽杀绝之后，做事自然方便，可是在治国方面，却见不出什么过人的才能。

最堪讽刺的是，他还提倡儒家思想。儒家崇尚仁政，而他却崇尚霸道，刚好与儒家相反。

（录自《新加坡的同化运动 1959-1989》，2012初版）

《兼并南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