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欲盖弥彰的尴尬

以下是《新加坡文献馆》2011年12月3日的评论文章：

李光耀自认《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确认双语教育的重要。

有说事实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无需他人解释。米兰达警告是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任何你说的，将会在法庭上用来对付你……。’亦有说真理愈辩愈明，谬误经不起认真的争辩。真理是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谬误却是主观同客观背道而驰的论述。

如今，李光耀白纸黑字的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进行了历史辩护，坚持没有消灭华文教育，以及强调关闭南洋大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事情果真如此？李光耀对好些相关事件的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有相当的落差，一个主观同客观背道而驰的观点是谬误；谬误也就是谬论的基础。

要分辨李光耀论述的真伪性，不能顺着李光耀的思维分析照单全收，因为李光耀的文字中，个人观点和历史事实交相混杂，加以选择性的资料使用，可以轻易的通过夸大或者隐蔽来改写历史过程，从而总结出一个理所当然与合情合理的预定结论，但是，事件未必就如李光耀所言。充其量，这只是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历史观。

读者必须先对相关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客观认知，才能从自己的独立思维去比对李光耀的理论，缺乏了这一个基本功，就会让李光耀牵着鼻子走，无法分辨李光耀论述中的虚实真假。

李光耀是试图通过这一本著作来巩固自己的名誉地位，然而，这是一个奠定李光耀历史定位的一块巨石？ 还是，一个埋葬李光耀历史观的一堆粹石？当然，历史判断是董狐先生的工作。

不过，或者可以先从李光耀之华校教育和南洋大学的历史观，一探个中虚实，是真理还是谬误？

首先，李光耀强调双语之路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那么，李光耀的双语是一个什么样的路？要了解情况，有必要先清楚李光耀政策前后的学校是如何教育下一代。

传统华校提倡华英双语学习，英文是必修课。英校是单语学校，华文不是必修课。此外，社会讥笑不善英文的华人，抬举不会华文的华人，所以华校生有必要认真学习英文，反之，越是英化的华人越有市场价值，华裔英校生不懂华文华语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华校是培育新加坡双语人才的重要基地。

另外，华校不仅培育双语人才，华校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具体来说，华校培育了有文化深度，有修养气质的华英双语人才。

根据一位英籍教育历史学者，殖民政府的英校是为了培育懂英文的本地人，作为政府和西方商行的行政文员。这些本地学生掌握了技术性的英文，却丢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没有吸取到西方文化，因为学校并不关注学生的文化教育。

1966年李光耀在华校实行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政策，1979年李光耀停止华文为教学媒介，全面结束传统华校。原有的华校华英双语体系被消灭，母语为第二语文的单语教育成为唯一体系。可见，李光耀消灭华校之事是有明文记载。

实质上，李光耀的双语教育名称是一个具严重误导性的标签。这是一个以殖民地英校为范本的单语文教育体系。在这一个新架构下，虽然华文成为必修课，但是，华文的第二语文地位，使到华文的重要性和学习时间双双减少。发展的结果是得不偿失，不仅英文水准没有提升，华文水准更是一落千丈，也没有了文化教育和陶冶。

李光耀的英校，延续了殖民政府英校的弊病：学生掌握了技术性的英文，却丢失了文化，不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的文化。李光耀培育了只有语文能力，却没有民族意识的新生代新加坡人。李光耀早年所说的，识字却没有教化的情况，在大势所趋之下，从此无法扭转。

显而易见，李光耀的双语之路是一个强调语文的使用功能，放弃语文的文化传承功能的政策：追求物质成就，流失精神文明。

这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安排，在不刺激，从而不影响华人选票的情况下，无声无息的慢慢蚕食华人教育。新政策不仅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也在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的社会素质。

李光耀在1980年代指出新加坡是一个卡立素社会：不中不西的无根新生代，词不达意的语言能力，没有了文化方向；卡立素社会就是双语政策的社会成本。

这是一个使到新加坡的民族文化退步，进而挫折国民向心力的不良政策，一个动摇国家根本的政策，岂能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毋庸置疑，李光耀的双语之路是新加坡成功基石之主观判断，和客观现实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评论有：南洋大学隔开其他种族子弟，刺激马来人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的中国认同感，分化社会的作用，嘲笑马来人没有能力建立一所马来文大学，学校假期都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假日，陈六使把南大捲入政治的漩涡等等。

要梳理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还得细说从头。

在南洋大学之前，华校已经经历了百多年的社会考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华校，马来学校，印度学校都是各自照顾自己族群的语言文化教育，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各个母语学校和平共处，没有什么社会问题，亦没有什么种族隔离困扰。南洋大学只是这一个原有现象的延伸。

历史上，马来人没有反对华校，巫统也没有有反对创办南洋大学，反对南洋大学的只有李光耀。位于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既无动机，更无能耐去刺激马来亚的马来种族主义，所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种族纠纷，和南洋大学完全没有关系。翻翻新马历史，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和马来人的马来亚政治意愿，针锋相对，是刺激马来人的种族主义之罪魁祸首。新马分家也是李光耀本人的极端种族主义言论所导致，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就有这一个说法；史册上有明文记载。

民族文明都有独特的地方性，因为各个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所以积累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经验。这种文化排外性是正常的文明现象。西方大学传授西方文明，日本大学传授日本文明； 这些大学都只开放给懂得大学教学媒介的外籍学生。同样的，马大也是只开放给懂英文的学生。历史上，马大原本是拒绝接受华校生，即便这名学生有良好的英文能力。相比之下，南洋大学不拒绝接受懂华文的非华人英校生，李光耀又何以要非议南洋大学？ 李光耀要求南洋大学使用英文以容纳非华人学生，是等同剥削华人学习华人语文的基本权利。另外，李光耀的华校意味中国认同感是个人主观。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不能并为一谈，认同中华文化，不等同认同中国或者台湾。史实上，华校学生的反殖民运动，证实华校生有爱国情操和国家认同感，相反的，大部分的英校生是改朝换代的旁观者。马来人可以认同马来文化，华人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除非李光耀另有政治盘算。

南洋大学分化社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新加坡从1819年开埠以来就是由于分而治之政策，形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英国人的排外主义使到殖民政府只提供英文教育，从而催生了母语学校，但是，政府还是规定母语学校不可以教导英文。历史证明，南洋大学成立的一百多年之前，新加坡早已经是一个分化社会，所以李光耀的说法不符历史事实。反过来看，如果说，李光耀之南洋大学分化社会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李光耀在关闭南洋大学之后，新加坡的分化现象就必然会消失，然而，李光耀的无国论却在在证实，今天的新加坡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明显的，李光耀提出的无国论否定了南洋大学分化社会的说法。

李光耀之南洋大学的存在是嘲笑马来人没有能力建立一所马来文大学的说法，是个人主观，没有真凭实据。历史上，新加坡的马来教育只有马来小学，没有马来中学，马来人的中学教育是在英校完成，之后，顺理成章的进入马大。这是英国人制定的教育政策。1960年代，马来人在主流教育之外，设立回教学校。这一个架构下，马来学生可以到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汶莱，或者到中东的回教国家寻找读大学的机会。显然的，马来学生远比华校生有出路，马来人没有上大学的问题。说实在的，马来人在看到南洋大学的如此凄惨遭遇，应该是会非常庆幸自己没有马来文大学的困扰。另外，1954年的教育报告里，华校清楚表态支持马来语文的学习，反映华校和马来社会之间没有矛盾。事实上，南洋大学有马来文学系。

李光耀拿学校假期都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假日来说事是偷梁换柱，因为李光耀清楚知道那是‘南大开办的首4年’。在殖民政府时代，本地民族节日都不是公共假期，所以个别种族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是正常的社会现象；马来人庆祝马来节日，华人庆祝华人节日。李光耀说‘马来人和印度人假日如开斋节和哈芝节及屠妖节却照样敲钟上课。这种偏重中国习俗的假期安排，慢慢会和兄弟民族之间，形成了一道隔离的藩篱。这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情景，如果给兄弟民族看在眼裡，记在心裡，如何不引起他们的反感和猜疑呢？’这种说法脱离历史事实。

李光耀指责陈六使把南洋大学捲入政治漩涡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殖民政府开始的行政障碍，到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王赓武报告书，以及最终的关闭南洋大学都是政治行为。历史上，华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被当权者政治化。林金山资助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经费，和陈六使资助社阵竞选是一模一样的政治行为，两者都是合法的政治活动。竞选是国民的政治权力，所以南洋大学毕业生的竞选活动是合法的政治行为。陈六使和南洋大学毕业生都是合法行使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力。可见，李光耀的非议说是不合理的。

从整体来看，李光耀对南洋大学的个人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亦是背道而驰的。

如果华文媒体的新闻报道，已经涵盖了李光耀新书的核心思维和论说，那么，李光耀对华校教育和南洋大学的历史观是缺乏说服力的。

新加坡历史性关键时刻的倒数计时已经正式开始，如今，李光耀已经结案陈词，随后，是其他当事者回应的时机，新加坡可以期待更多的回忆录和历史文献的涌现。

潮水有涨有落，当水落石出之时，沙滩上所有一切的一切都会无所遁形的显现，到时，那比太阳更光辉的正义之声，会让事实叙述自己的故事。毫无悬念的，在董狐面前，欲盖弥彰是一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