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 右的头脑，左的“心”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曾经是马来西亚左翼青年，对经济学的学习让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的信仰，当左右纷争不再是时代主题，他提出了快乐经济学。当今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老顽童？

　　“就是这样。”

　　嗖地，黄有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高举起双手，转身背过去，弯下腰，臀部开始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嘴里发出“嘘嘘”的喝倒彩声。

　　“我们排成一排，一起把屁股朝向李光耀。”他在模仿50年前和同学徒步二十多公里赶去“哄场子”的场景。那时，黄有光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空荡荡的餐厅回响着他极具爆发力的大笑。眼前这位眼眸里闪烁着顽皮的“老顽童”，正是著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首位华裔社会科学院院士、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成员黄有光。2007年，他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称号。

　　按学术界的硬标准，黄有光是在世界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最多、且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华裔经济学家。

　　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称赞他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是当代极少数对西方经济学主流理论做出贡献、并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承认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是研究经济政策分析基础理论的许多学者当中，最具原创性想法的学者之一。”

　　他的学术成就包括：提出“第三优理论”，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开辟新路；在上世纪70年代从另一角度证明阿罗提出的“不可能定理”；综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独创“综观经济学”。

　　此外，他协助杨小凯，合作发展了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只是他诸多兴趣之一。晚饭后，他写武侠小说，涉猎各类学科，在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行为与脑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百多篇审稿论文。

　　上世纪80年代，他出版了《千古奇情记》——一个有关DNA克隆的侠女十姐妹、人格分裂、梦游杀人的混合武侠、科幻、悬疑、破案题材的离奇故事。

　　左派的青春之歌

　　若不是为“革资本主义的命”而去学经济学，黄有光原本会在社会运动中挥霍青春与热血。

　　黄有光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汕。父亲自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经营建筑材料生意。

　　在黄有光记忆中，父亲是左倾分子。上世纪50年代，他把黄有光的哥哥姐姐们陆续送回大陆读书。每天晚饭后，家门口摆上一排椅子，邻居聚到他家闲聊。黄有光的父亲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就中国时局、国际局势发表各种激进的左派言论。

　　耳濡目染下，黄有光自小就是赤色分子。一次，USIS 美国新闻社到他就读的华校分发宣传品。“我一看就知道是这是宣传反共思想的，非常愤怒，立刻号召同学撕掉宣传册子。班上有同学一边心疼地叫：别撕啊，我不读，我只是想拿它来包书。”

　　初二时，他秘密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学生地下组织。到高二时，已是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在两千多名学生中发展了一百多名秘密成员。

　　整个中学时代，黄有光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各种秘密和公开的左翼学生运动中。他们在学校里发展秘密成员，学习各种左倾书籍和左倾思想。碰到有进步学生被开除或被逮捕，或者政府颁布“反动”法令，他们就组织罢课、游行抗议。

　　那个时代，多数青年学生的思想都是左倾的，至少是同情左倾的，“在他们眼里，我们被认为是‘有正义感的、对的’。”

　　一次，黄有光参与几所学校的联合游行，在学校礼堂集会时，被政府派来的警察包围了，“我们把大门锁起来，警察就通过玻璃窗扔进来催泪弹，烟刚开始冒出来，觉得很刺激很好玩，等到处都是烟，满眼都是眼泪，再也受不了，大家就冲出来又集合，开往另一所中学。”

　　还有一次，黄有光骑着单车把一批左倾书籍和宣传资料运送到各个“点”。忽然，他的左边闪出一辆单车，车上的人手指着那包书，命令他立刻停车。

　　“我明白自己是被密探盯上了。于是，一个急刹车，调转车头就跑，把他甩掉了。”

　　这些左倾书籍大多通过“地下渠道”从红色中国运送进来，有《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实践论》、《平凡的真理》，还有中国解放后的大量革命小说以及被翻成中文的苏联小说。

　　他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和美国记者斯诺写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里面中共的形象很高大，一读就更加支持共产党了。后来，觉得斯诺实在是太天真了。”

　　回想起这段“为崇高的人类理想而奋斗”的时光，如今倡导快乐经济学的黄有光笑着说：“虽然想法很幼稚，那时的快乐水平确是很高的。”

　　中学毕业后，黄有光放弃了个人最感兴趣的数学和物理，报考了南洋大学经济系。“纯粹是为了革命服务——我想置身于革命，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主义，这样学经济学会有用。谁想到等学完了，就不再支持共产主义了。”

　　大一时，黄有光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迷惑不解于一个问题：马克思用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这和他关于工人绝对贫困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矛盾——“如果剥削率不变，则工人的实际工资必然提高，不会绝对贫困化。不然，既然资本家的利润率也下降了，那么，较高生产力的成果到哪里去了呢？”

　　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班上另一位左倾的同学交流。“他怎么都听不进去，翻来覆去只有3个字‘不可能，不可能’。”

　　50年代初期，有关中苏不合的消息开始流传。一度，黄有光认为这是西方的“别有用心”。有人告诉他父亲：这是真的。“我立刻反驳他，中苏在看法上也许有分歧，不见得就是分裂，要考虑到苏联是联合国成员，不能像中国那样公开反美反得这么厉害。总之，主观上怎么都不接受他们分裂的现实。”

　　最终，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成为公开的事实。在迷惑不解中，黄有光认真读了《人民日报》刊发的《九评苏共》，“觉得很有道理，决定支持中共。”

　　渐渐地，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但是，“还是认为大方向是对的，只是个别地方出了问题。”他继续活跃于各种公开的左倾学生运动。新马分治后，在马共的指示下，他和同学为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做竞选宣传，和李光耀领导的右翼“人民行动党”大打舆论战。

　　通过报纸和北京的电波，黄有光关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一度，钢铁产量的数据令他激动万分，然而，不断刷新的数字越来越像一个笑话。“国内的亲戚写信向我们讨粮食。起初，我接受自然灾害的说法，后来渐渐发现不是这么简单。”

　　随着对经济学深入研修，他发现资本主义很不错，“我渐渐认为：要使人们幸福，未必一定得是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做得比较好，也能使多数人幸福。”

　　等经济系博士毕业，黄有光已从一名激进的左派分子，彻底转向了“中偏右”的立场。

　　1973年，他携妻子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此时已是“文革”末期，最糟糕的日子已过去。所到之处，一片凋敝，人们穿的都是灰的、蓝的，偶尔有黑色的，“当时对社会主义非常失望。”

　　在回忆的光影倒放中，黄有光背诵起孔子的《礼运·大同篇》，他和记者描绘了一幅少年时追求的理想社会画面。

　　“我非常欣赏一句话——一个人二十来岁时，如果不是左倾的或者左倾的同情者，something wrong with his heart（他的心有问题）。如果他在三四十岁还是左的，then something wrong with his head（他的头脑有问题）。”

　　最终的目的是福利

　　轰轰烈烈的“革命岁月”告终，黄有光转向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大学三年级时，黄有光写了一篇关于人们为何买彩票的论文，随后邮寄给了经济学领域里世界最顶尖的期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

　　在回复他的用稿通知函上，编辑部恭恭敬敬地写道：“尊敬的黄有光教授……”

　　毕业时，他轻轻松松地拿到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悉尼大学的 offer。1971年，他从悉尼大学博士毕业，3年后在莫纳什大学获得教授一职，1985年升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0年，年仅38岁的黄有光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学术友人、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不无羡慕地说：黄有光属于天生对经济学有“sense”的人，“我不是批评国内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建立个模型、做些实证研究就算经济学家了。真正的经济学家是需要 sense 的。”

　　早年的“大同”理想，使得黄有光自然地走向具有终极意义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四十多年来，福利经济学和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始终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他也被公认为是该领域世界排名前三四位的学者。

　　在普遍“重视效率甚于公平”的经济学家中，黄有光的坐标显得有点“中偏左”——他在意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对富人、对奢侈品征重税，给穷人经济补助。他自豪地将之归结为“我的左派出身”。

　　另一方面，他的一些基于数理逻辑得出的经济学观点又带着明显的右的“气息”。譬如，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穷人和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不同。黄有光把自己的“第三优”理论应用到分配领域，提出“一元就是一元”的观点：“在个别具体政策或者措施上，不论富人或穷人，一元就当一元看待，以效率挂帅”。

　　从1975年起，这篇“极右”的文章《一元就是一元》先后被5家期刊退稿，直到7年后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

　　黄有光自嘲说，自己是“右的头脑，一颗左的心”。

　　“我想，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一个根本目的：什么是好的社会？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大快乐的社会就是好社会。”

　　早期的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道德哲学中分离出来，经济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独立科学，开始探讨生产、消费、分配等领域。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们开始研究“偏好”和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最终目的一样。最终的目的是福利，或者福祉。”黄有光由此提出一个“更全面的”福利经济学——把“偏好”改进到福祉或快乐层面，重新确立一个制定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基础。

　　边沁的功利主义渗透在他每一个大脑皮层的细胞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黄有光对快乐经济学的研究引起瞩目，他主张把快乐作为经济增长、公共政策等等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用以取代经济学沿袭多年的“效用”。

　　他甚至提出一种“极端”的伦理观点：“所有的道德原则都是以快乐来衡量。”

　　那么，快乐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黄有光看来，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快乐就是为了快乐。对自己来说，我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

　　他不时地会发表一些引发争议的观点：譬如，他主张运用科技的办法来刺激人的快乐中枢，以此增加人类的快乐总量；他把“福祉”的对象推广到动物界，提出所谓的“福祉生物学”；他用数学和逻辑来推导宇宙的起源，提出宇宙是进化而来的，“即使宇宙是创世者创造的，上帝也是进化而来的。”

　　“经济学就是有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所有的推理都是非常纯正的经济学推理，他的所有观点也都是从经济学来看的。”韦森说，“人们会觉得他的一些观点很好玩，甚至有点荒唐。但在他逻辑一贯的经济学推理看来，是很自然的。”

　　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了黄有光的著作《宇宙是怎样来的？》。身为基督徒的韦森写了一篇长长的序。“我说，上帝的存在，是无法用数学和逻辑来证明的。”

　　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是黄有光父祖辈的家园、青少年时代的精神“标杆”与朝圣地，也是他始终报以热情关注的故土。

　　1978年，封锁30年的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让黄有光非常兴奋，他开始在香港的华文报纸上写经济学评论，呼吁开放和经济市场化。

　　1993年，黄有光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给中美福特班的学生上了长达3个月的课。

　　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从1985年到1995年，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共10期培训班。这是当时中国国内最为系统地讲授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培训项目。如今，学员们许多成为经济学界和业界的中坚力量，包括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洪永淼。

　　回忆起二十年前的上课场景，已是德勤（中国）合伙人的赵益民笑出了声：“他的课给人印象非常深。我们总是笑声不断，非常快乐。”课程结束后，每个学员都收到黄有光的一封信——他热情邀请学生到莫纳什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一年后，赵益民去了墨尔本，跟黄有光和杨小凯读博士。

　　“我不知道前前后后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学者被他帮助过，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经济上的帮助。”赵益民说，“他总是尽可能让我们多见识一些西方的学术思想，并尽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他认为，这对中国、对我们个人前途都很有好处。”

　　在被黄有光帮助过的一长串名字中，最著名的是杨小凯。

　　在莫纳什大学，这位命运多舛的中国道路思考者度过了人生最宁静和成果辉煌的最后16年。从最初被安排教职开始，杨小凯从讲师、高级讲师、教授再到讲座教授，一路都有黄有光不遗余力的提携和帮助。

　　为了帮助他升任讲座教授，黄有光曾两次请求和他相熟的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与詹姆斯·布坎南为小凯写推荐信。1993年，在黄有光和 Alan Powell 的联合提名下，杨小凯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90年代初，两人合作发展了以现代数理方法分析古典的分工、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每每提及这一学术贡献，黄有光总要强调一句：“主要贡献是杨小凯的，我只是协助他完成。”

　　在同事、熟人眼中，他们犹如两个极端：一个深沉忧郁，一个是快乐的老天真；一个是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一个业余爱好广泛到令人眼花缭乱；一个历经坎坷与命运打击，一个是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

　　他们曾是思想极左的青年，后来，一个对政府始终保持极大怀疑；一个坚信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改善社会福利中的作用。

　　这使得黄有光对杨小凯不无批评：“他倾向于市场是万能的。对于外部性的存在，他不大接受。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支持政府的行为，对于需要政府去补救的地方，他看不到或者不能接受。”

　　他将之归结为是被情感左右了立场：“杨小凯在文革中坐了十年监牢，可能对他造成的伤害太大了，使得他转向了极右。”

　　“有光是纯正的经济学思维。小凯虽然在纯经济学也做出很大成就，但他其实最关心的是中国宪政和民主问题。”韦森评价说，“谈到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判断上，我更倾向小凯的观点，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从大陆出去，都亲历过那段历史。有光的一些看法，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天真。”

　　韦森曾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后转向自由主义。在澳洲留学期间，他在黄有光和杨小凯的联合推荐下，取得了悉尼大学的博士奖学金。

　　中国经济发展和出现的种种问题，牵动着黄有光的心。自90年代起，他常常撰文或者受邀给中国的经济学界谈经济问题。对于开放、储蓄和消费、人口、汽车政策、汇率、外贸逆差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都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提出过许多思考和建议。

　　如今，他到大陆越来越多地宣讲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以及快乐的终极意义。

　　他认为，中国要调整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完全放弃对GDP的重视，但应该把方向调转到真正提高人民幸福感的方向，这需要兼顾公平，不纯粹看效率。”

　　“我相信，这是解决中国当前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