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自说自话双语之路

2012年4月28日，新加坡双语和翻译现况面面谈座谈会中，一位学者指出：“这反映了大家对新加坡翻译水平逐年降低的现象感到关注，有一股强烈的‘集体焦虑’感。”“大家关心的不只是翻译和传译的问题，这已延伸到了语言和双语的问题。”

新加坡翻译水平出现了什么值得令人警惕的状况呢？按媒体报道：“新加坡华文翻译水平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用词不当，欧化、蹩脚的翻译比比皆是，甚至不时闹出出错的笑话，或不知所云，这引起了翻译业界、媒体人、学界以及不少公众的关注。”

何以如此？一位报馆总编辑解释说，“目前在公共空间看到的华文，相当多已不是原生的华文，而是‘先有英、再有华’的翻译产物。因此，英译中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新加坡华文的面貌。翻译水平呈下降趋势，直接拉低华文水平。”

他认为，新加坡“正渐渐形成一种很独特的，和中港台等地不太一样的‘新加坡风格’华文。这种华文不流畅、不简练、不美，受英文干扰，翻译痕迹明显，缺点包括结构欧化、生硬、彆扭、阅读困难等。”

学者的见解与总编辑引述的现实，和李光耀双语之路是新加坡成功基石的结论，正好是两个极端。在这两种全然对立的判断中，只能够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除非座谈会的讲话出错，要不然，李光耀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说，李光耀观点是不正确的说法属实，那么，李光耀双语之路是一种缺乏现实基础的说法。

诚然，李光耀双语之路的论述，主要是自说自话的历史观，和史册上纪实的档案资料有相当的差距，也就是说，那只是李光耀个人主观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版本，不能等同新加坡历史。

明显的，主流媒介主办的座谈会从社会现实：翻译水平逐年降低；用词不当，欧化、蹩脚；华文不流畅、不简练、不美，受英文干扰，翻译痕迹明显等等，铿锵有力的粉碎了李光耀双语之路是成功政策之说。

这些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具体反映了新加坡当下的语言和双语问题，而这些严重错失的罪魁祸首，可以从史册上追溯到李光耀实施的双语政策。坊间论述，根据历史档案资料，在在质疑和挑战了李光耀论述的正当和正确性。

除此之外，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是不是自说自话，也可以从书的索引去探个究竟，看看李光耀在论述中舍弃，忽略和低调处理了些什么重要的史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是讨论双语政策，尤其是传统华文教育体系的不可或缺历史事项，非常有必要详细的解释其中的政治过程和因果关系，所以冷处理和避而不谈的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缺陷，而这类瑕疵的多少关系论述可信程度的大小，比如，倒本为因之说就必然不足为信。

为此，可以通过一些缺席的事项去了解，这些省略为何，与如何会影响李光耀的双语论述的虚实。

其一，华校改三三制为四二制：索引内没有这一栏目，只在一些论述中简略提起华校改制。这一事件有何重要历史意义？李光耀又为何避而不谈？

根据南洋大学学生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常年报告书：“在改制中，我们只有听到改革华文中学之制……是否由殖民政府扶持起来的英文教育系统是完美无瑕，不需要改制……而这种改制又是以英校为蓝本，使华校完全符合英文教育源流，这岂不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华文教育源流归并于英文教育源流，这样，对于华文教育的发展不是起着很大的阻塞作用，使具有民族性的华文教学体系逐渐转变为英校体系。

“更为重要者，中四改制的结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华文教育最高学府——南大的发展，这无形中就限制华文教育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中学四年制的学生是不能投考南大的，即使是倡议中的大学先修班，不但有意要严格的限制人数，而且也似乎不是专为同一源流的南大而设的。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先修班将为马大而设立者。这样，一方面先修班人数受限制，另方面又有马大在竞争，则南大的发展可虑。中学改制的结果。使原有的华文教育体系由中学到大学的衔接中断。基本上是对南大的发展是不利的……违反政府所申称欲平等对待各民族教育之政策。”

华校改制是从根基上动摇了原有的整个传统华文教育体系，把南洋大学的华校学生源头挖空；一个拦腰斩断，头尾不相链接的教育体系，必然会导致南洋大学和华校纷纷掉入万劫不复之境。

这是一个消灭华人教育体系的盘算，和李光耀自称没有消灭华校之论述，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为何避而不谈也就不难理解。

其二，李光耀对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聆报告书，以及王赓武报告书，这三份彻底改变南洋大学命运的重大事件，惜墨如金，匆匆一笔带过。李光耀的讲述忽略了些什么重要意义？

长话短说，南洋大学学术水准问题，是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政权，刁难大学的一个政治判决，指控脱离事实。只要知道白里斯葛报告书是来自一个神秘听证会，其所有物证，包括参与者名单都在事后被完全销毁，就会明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学术会议报告，而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政治勾当。

南洋大学是在1960年代才全面承受来自李光耀的重重打击，白里斯葛报告书主要是用来诋毁南洋大学，魏雅聆报告书是为了要英化南洋大学，为害最大的王赓武报告书则是为了彻底摧毁南洋大学的发展契机。这些刻意不公正的报告书，其动机都是要摧毁南洋大学，而大学的结局本身，就是一件在明确不过的实证。

换言之，李光耀之南洋大学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说法，完全是自说自话，主要是为了转嫁历史责任。

其三，新加坡式英语：索引内没有这一栏目，只在讲正确英语运动一事中简略提起：“三十多年来，英文是我们的主导语文……今天，我们的英文不只不够标准，而且还是低水平的新加坡式英语……学生说的华语比英语标准……说的一口好英语的人并不多。”

新加坡式英语是双语政策之后才出现的新社会现象，是语文教育失败的铁证，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那更是国民文化问题，最终进而成为国家认同感的更大问题。

李光耀所说的30年，应该是从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为计算起点。然而，新加坡早在1966年就已经开始实行双语政策，可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长达45年时间里，一直是在推行一个错误的语文教育政策；一个无法培育学生说的一口好英语的政策。

如果说，新加坡风格华文还要比新加坡式英语更强，有鉴于新加坡风格华文的特色是“不流畅、不简练、不美，受英文干扰，翻译痕迹明显等等”，那么，新加坡式英语，岂不是更不堪入耳？也就是说，双语政策确实是，彻头彻尾，失败的一塌糊涂。

实质上，新加坡式英语和新加坡风格华文，都是双语教育的政策结果，没有任何人包括李光耀，能够否定这一个结论。试问，这一种制造不良结果的双语之路，会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吗？

其四，索引内没有卡立索社会这一栏目。新书里李光耀改用新例子：“新加坡人说新加坡土语的状况和远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在欧洲的卢森堡，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国语文教育失败的教训，使我对新加坡语文的未来，忧心仲仲。”

1972年，李光耀告诉一群教师：加勒比海的卡立索社会讲一种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听不懂的洋泾浜英语，这是一个丢失了自己文化的社会使用之不伦不类，没有文化的语言符号；……我不相信这种社会值得建立，值得保存。

当年的一位教育部长也坦然承认：自从政府坚持实行双语制度以来，学生的书写沟通能力，多年来不断的在恶化。之后，一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兼经济学教授，感叹在大学的所见：学生的英文书写能力，今不如昔。

这一段历史说明了，李光耀早在1972年，就已经知道了1966年开始的双语教育政策，出现了导致学生们丢失了英语文、和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严重负面影响。

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通过实地调查的资料。白纸黑字证实了双语教育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之后的教育略策大改革，以及提倡宗教和儒家思想教育，就是在这一个试图扭转乾坤的大环境之下产生。不过，宗教和儒家思想教育也是雷声大雨点小，竟然在匆忙的过场中就以失败收场。

近日的这一个座谈会，明确的证实了，这个丢失英文和民族母语的教育失败问题，始终挥之不去，45年以来没有获得妥善的解决。如果李光耀政权并非无能，那么，这应该是一个设定的政策结果。

遗憾的，李光耀双语之路舍弃了，好些非常重要的新加坡教育历史，尤其是有关双语教育的失败历史，以及双语政策衍生的庞大社会成本；李光耀的政策无法培育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没有凝聚力，这就是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国不为国的无国论之根本因素。

李光耀双语之路是刻意舍弃，又或者是，无意中忽略了这些史实，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一些被遗漏的历史事实，可以一窥究竟，知道双语制度的真实发展和确实结果，和李光耀双语之路的描述不尽相同。

总而言之，真实的历史必需是整体和全面的历史，所以有缺漏的历史只是片面的历史，不能等同真正的历史，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李光耀新书，只是李光耀自说自话的双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