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陈六使

提起上世纪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我最直觉的联想是三轮车夫。

上世纪五〇年代初，我在马来半岛上小学，有一天发现路上的人力三轮车都挂着一个贴了“南洋大学”的小白箱，听大人说是三轮车夫为筹建华人的大学募款义踏，将一天所得捐入那个小白箱里。

当时年幼，只觉得很有趣。后来才知道那是多么感人的场面。一个可能目不识丁的三轮车夫，在赤道的烈日 下洒一天的汗水，把区区六、七元的血汗钱献出来，这是最贴切的“有力出力”的见证。

南洋大学就是在一股席卷华人社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热潮中诞生的。

在二战后的英国的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包括新加坡)，三百多万的华族居民已经在各地开设了数百间华文小学和中学，只苦于没有一所自己的华文大学。殖民地政府独尊英语，不承认华校的学历，官办的马来亚大学完全把华校子弟摒于门外，华人民办大学的呼声早已酝酿多年。

一九五三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倡议，由会馆捐赠五百英亩土地兴办南洋大学，他自己先后认捐一百七十万元(约合当年六十万美元)。

陈六使出身草莽，没受过正式的教育，从厦门南下新加坡闯天下，白手起家，成为南洋数一数二的橡胶商。他的行动很快就得到华人富商的响应，纷纷认捐支持。

各地的会馆、学校、工会等也迅速发起募捐，举办义演、义卖、义展、义剪(理发)、义电(烫头发)等等，筹集了许多市井小贩奉献的苦力钱。除了星、马两地，也有泰国，印尼和缅甸的一些华人参与。

南大执行委员会对校长的人选期望甚高，邀请在美国的胡适和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婉拒后，终于请动了享誉国际的华人学者林语堂。

一九五四年十月，陈六使带领执委会亲临新加坡机场欢迎林语堂的团队，他们同是闽南老乡，想必沟通一定更亲切，谁都没料到这竟是一场悲剧的序幕。

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南大执委会和校长之间意见相左，林语堂强调要办一间一流的大学，要求尽快催收尚未到位的捐款，成立基金会，由校长调度，他按美国一流大学标准订立的薪俸津贴和经费预算，远远超乎习惯勤俭持家的南洋华人的预料，校长带来的建筑师要求改变已经在施工中的校舍，双方在招生的条件上也各持己见。

南洋华人从十九世纪以来，办校都由学校董事会决策，看不惯校长如此“跋扈”，执委会里开始有人公开表示下满。加上左派势力的煽风点火，裂缝迅速扩大。

在当时左派的眼里，林语堂是“卖国卖民”的反动学者(指林氏著作《吾国与吾民》，又译《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林语堂从美国带来的十一人团队，包括了女儿林太乙(校长秘书)、女婿黎明(副校长)和侄儿林国荣(会计长)被讥为“一流大学的裙带风”；林氏认为华文报章受有心人控制，对他不公，有时只对英文海峡时报发布答辩，被批为华文大学校长告洋状。

其实美式作风的林语堂还真有告状的打算，他曾商请印度裔名律师马绍尔为顾问，不过马氏碍于陈六使的财势，没有接受。

经过六个月的折腾，双方达成了协议，校方支付校长团队三十多万元(合十万美元)遗散费。讲究生活艺术的幽默大师，带着原班人马无奈的离开了尚未开学的南洋大学。陈六使在翌日的执委会上，一本他草莽英雄的作风，递上一张三十多万元的私人支票，没让基层华人捐献的血汗钱浪费在这场两败俱伤的争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