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还是再清算先贤陈六使》
读后感言

中秋节前，远在异乡的郑老师跟我们几位同学通电话时，嘱咐我们写一篇文章，纪念六使先生。郑老师对六使先生的深情令我们感动，也令我们有些感伤。我们考虑了当前的环境，纪念文章的事，决定延后。

没多久，听说有些维护权贵的人，在筹办“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研讨会”，说是为了纪念六使先生。

初听此事时，马上想到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故事。不知道这些人心里怀什么鬼胎，只是下意识觉得不会是好事。

研讨会举办那天，有位校友满怀期待地出席了，回来后，愤愤不平，说再也不看《早报》了。

其实，《早报》与此事的关系不大，只是借出地方而已。

有道是：事在人为。只需得看看台前幕后的是些什么人，就清楚他们想干些什么事了。

既然名为“陈六使与南洋大学研讨会”，那就应该按照研讨会的常规来安排。
一般的研讨会都回广邀各有见解的人来参加，见解不同，才好“研讨”。

就之前的新闻看来，主持其事的人是李元瑾。在台上的有四个人。负责总结的是王赓武，主讲的三个人中，两个是李元瑾的学生，一个是王赓武的学生。王赓武是李元瑾的师父。

这就很清楚了。这是哪门子“研讨会”？台上只有一种声音，分明是一家人在说自家的话，跟谁“研讨”？何需“研讨”？

这分明是王赓武三代同堂，本着《王赓武报告书》的精神，换个名堂，继续清算南大与陈六使的事业。

人之无良，何至于此？
人之无良，竟至于此！

王赓武是何人？就是六十年代，秉承李光耀的意旨，撰写《王赓武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人。

李元瑾又是何人？她是“目不识丁”的陈六使创办的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要不是这个“目不识丁”的陈六使创办了南洋大学，她连大学的门都摸不着。

人之冷血，何至于此？
人之冷血，竟至于此！

几天后，读了新加坡文献馆的文章《纪念还是再清算先贤陈六使》，感触良多。

文章开头说：

虽然是明明白白的历史，却有人千方百计曲加解说，完全不尊重历史。

陈六使先生是历史人物，任何人都可以评骘，不必歌功颂德，然必须以史实为依归。不据史实，妄加评论，不仅是不尊重历史，更是对逝者不敬。

刘知几论治史者须有三长：史才、史识、史学。

史才指驾驭史料的能力，史识指对历史的识见，史学指对历史的了解。
三者之中，“史识”最为重要。治史者“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懼。”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懼。”也就是文天祥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章学诚又补充一项：史德。

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
他所说的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治史者的正直品德。治史者不可心术不正，不可有政治偏见，更不可维护强权以欺天下。诚如东坡居士所言：“岂有别生义理，曲加粉饰而能欺天下哉！”

梁启超排列史家四长的顺序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治史初阶，首重史德。治史而缺德者，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品格低劣，二是没有良师。治史而缺德，其为害甚于财狼。

这次研讨会的主讲人利亮时认为，“陈六使不是教育家。”原因有两个（以下引文均据《纪念还是再清算先贤陈六使》一文）：

一个是：“忽略了未来发展的很多细节，比如他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南大，日后也没有认真解决这一问题。”

一个是：“陈六使对经费筹措考虑不周全，以为办学跟做生意一样，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但恰恰办校需要长远规划。他举例说，林语堂建议的2000万元办学费，直到开学时也只有1400万元，实际到账还不到1000万元，而陈六使在不断呼吁筹款外并没有别的方式，所以在开学后就感受到不小的压力。”

关于第一个原因。

南大当初以有限公司的方式注册，有何不妥？在当时的困境中，这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利亮时既然研究南大的历史，为何不看早期的史料？不了解史实而说三道四，这是很不认真的态度。

要不是陈六使先生当初想出这个办法，就不会有云南园，利亮时也就不会有机会在云南园中得到他手中的博士学位，更不会有机会在台上信口开河了。

关于第二个原因。

这是什么逻辑？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都有困难。
岂可因为爸爸缺钱，日夜兼职，劳累奔波，就说爸爸不是爸爸？岂可因为妈妈缺少奶水，就说妈妈不是妈妈？

大学也一样。有哪一家大学没有困难？办大学而遇到困难就不是教育家吗？

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创办厦门大学，跟陈六使先生创办南洋大学，如出一辙。厦门大学也曾面对财政困难，几乎关闭，幸得校长林文庆先生奔波筹款，才度过难关。陈嘉庚先生算不算教育家呢？

要是陈嘉庚和陈六使两位先生都不算是教育家，那么，谁人才算得上是教育家呢？

世界上有哪一家大学不是“小有小做，大有大做”的？
南大在1953年筹划的时候，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南洋地区的中文教育正面对师资短缺的严峻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当时的华侨领袖，不顾一切困难，创办南大，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经费短缺，在所难免。南大所用的一分一毫都是热心人的血汗钱，不是像今天的大学那样，拿老百姓的钱来挥霍。这段历史，足以感天地，泣鬼神，只有缺德无良的人，才会无动于衷，横加责难。

逻辑混乱，因为思维不清楚。故意扭曲史实，胡乱解释，则是因为心术不正，欠缺史德。

利亮时显然没有接受过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

周兆呈对南大有三点非议：

第一点非议是：他“指出，以张天泽为首的行政委员会没有实权，使得他最后也跟陈六使矛盾爆发。张天泽离开南大时，曾向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玉麟告状，指‘陈六使一目不识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学教育，任用一中学程度之潘国渠（潘受）为秘书长，结党营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

第二点非议是：“他认为，林语堂主张以优渥条件从国外聘请学者在今天是可行的，但却时空错位，林语堂跟陈六使在当年其实是专业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

第三点非议是：“马绍尔政府被视为跟南大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南大却没利用这一点意识去争取学位承认。”

关于第一点非议。

周兆呈引用张天泽的话而没有评说，这显示他赞成张天泽的说法。既然采用张天泽的说法，就必须解释为何采用这个说法，举出证据。

写学术论文，不可引用片面而无据之词，任意诽谤他人，必须广泛参考相关的资料，仔细思考，然后战战兢兢下笔。这是写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

周兆呈显然也没有接受过基本研究方法的训练。

周兆呈的第一点非议中，包含两个指控：
第一个是：“陈六使一目不识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学教育。”
第二个是：“中学程度之潘国渠（潘受）为秘书长，结党营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以致“以张天泽为首的行政委员会没有实权。”

第一个指控，是对史实无知，而且心怀恶意。

南大虽然是陈六使先生带头创办的，他须肩负全体南洋华人的期待与华文教育的重担，他又是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不能不过问南大的事务。岂能因此而指责他“一手操作大学教育”？

周兆呈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指控，纯为无中生有，心怀恶意。用这样的态度来写历史论文，心术不正，欠缺史德。

有的人“目不识丁”，而有过人的智慧，超凡的毅力，可以创大事业。
有的人有博士学位，可是智慧低下，心术不正，只能做他人的走卒。

马哈迪先生盛赞林梧桐先生不懂英文，却能从事国际贸易。这才是独具慧眼。

第二个指控，则是故意扭曲史实。

周兆呈对潘受先生的指控，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手法和红卫兵整人相同，十分恶劣。

以有没有文凭学位来评定一个人的能力，这是典型的今日新加坡思维。
能力与学问修养都得靠努力，不是靠学位文凭，更不是靠巴结权贵，曲意逢迎。

潘受先生的文史修养与书法造诣，不是心术不正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就是台上的同堂三代加起来，也难可比拟。以“中学程度”来贬抑潘受先生，是有眼不识泰山。

郑奋兴老师经历过那个年代，目睹南大当时的变化。他回忆说：

当时的南大，好比是风浪中的船，全靠潘受先生的坚毅掌舵，才得以平安度过。周兆呈对南大的这段历史，不仅无知，而且心怀恶意，全无史德。

张天泽因为对潘受先生不满，向当时的审核委员会打小报告，成为《白里斯葛报告书》贬抑南大的依据。这份报告书给南大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郑奋兴老师回忆说：

张天泽是林语堂之后的另一个祸害。周兆呈完全不愿多看史料，故意用张天泽的话来攻击陈六使先生和潘受先生。他心里想些什么呢？

如果张天泽当年确实因为愧对南洋父老而辞职，那可见他还有良知。那些为维护强权而攻击南大与陈六使先生的人，还有良知吗？

卢梭晚年作《忏悔录》，忏悔以前所做过的事。逼害南大的元凶与帮凶都已年逾古稀，他们在有生之年会知道忏悔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话不仅适用于为政，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故意引用片面之词，以为当权者关闭南大的口实，则是心术不正，欠缺史德。

关于第二点非议。

说“林语堂跟陈六使在当年其实是专业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矛盾。”真令人啼笑皆非。

潘受先生生前见告，林语堂和南大的冲突，主要在于利益。林语堂要在大学建筑中谋私利。他当时还带了一批从事建筑的人来。

刘英瞬老师也曾对我们同学说：“林语堂当初以南大图书馆不实用，要拆掉重建，要南大出钱。林语堂是校长，他有本事就应该自己筹钱来另外建一间。”

这跟潘受先生所说的相吻合。

南大图书馆是林连登先生所捐建的，是南大的第一座建筑，是南大的象征，岂可随意拆建以谋私利？

把这样的林语堂说成“专业主义”，这是不懂什么是专业主义。强不知以为知，则是浅陋。

关于第三点非议。

说“马绍尔政府被视为跟南大关系不错的蜜月期，但南大却没利用这一点意识去争取学位承认。”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南大错过了要求马绍尔承认学位，所以李光耀不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吗？南大学位是个十分严肃的是非问题，不是谈婚论嫁。

这样的说法，是对史实的无知。

马绍尔担任首席部长时，并没有完全自治权，大权都在殖民地政府手中。承认南大学位的事，不是马绍尔政府所能决定的。殖民地政府一开始就反对设立南大，岂会承认南大的学位？

马绍尔在1955年4月6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
一年后，1956年5月2日，南大学生刚刚开始上课四个星期，教育部长周瑞麒就正式宣布，政府将不承认南大的学位。这显然是奉殖民地政府之命来宣布的。

1956年6月8日，马绍尔辞职，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他完全按照殖民地政府的旨意办事。

1959年，南大即将有第一届毕业生时，承认学位的事，摆在林有福的办公桌上。他委任白里斯葛撰写报告书，贬损南大。

在《白里斯葛报告书》发表之前，林有福就宣布不承认南大的学位了。这显然也是殖民地政府的旨意。

李光耀上台时，有完全自治权，他可以决定承认不承认南大的学位。他却趁机利用林有福安排的《白里斯葛报告书》，决定不承认。他心中已另有打算。维护他的人知道他心中想些什么吗？

《纪念还是再清算先贤陈六使》文中，还说到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所言甚是。

研究生上的第一门课，就是研究方法。研究生博士学位都得到了，却还不懂基本的研究方法，这是导师的责任。要是导师也不懂研究方法，那就要问问导师的导师了。

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何以如此滥发？

治史者，故意扭曲历史，这是缺史德；不了解历史，这是缺史学；胡乱解释历史，这是缺史识；不掌握史料，这是缺史才。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者均缺的人，还可以治史吗？还可以写南大的历史吗？

陆放翁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蔡中郎的年代渺远，是非任由后人信口胡诌。

王赓武说：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清算陈六使先生的运动，现在才刚刚开始吗？真是意味深长。

可是，帮助南大的人，就读南大的人，关闭南大的元凶，都尚未灰飞烟灭，人与物俱在，记忆犹新。

历史的是是非非，历史自有公断，由不得三五个维护强权的走卒来胡说乱道，别生义理，曲加粉饰而欺天下！

陈六使先生智慧过人，眼光独到，而尤其可贵的是：大无畏的精神。就像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就本着这样的精神，创立南洋大学。这，也就是南大精神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