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有小做办学的大智大慧

总结陈六使研讨会的陈词表示：对这些“70后”的研究成果很受感动，故事还没有完，南大历史才刚开始谱写，还要写很多很多的文章，让我们多方面了解问题复杂到什么程度。

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新一代提出新学术观点，那是可喜的进步现象，相反的，一蟹不如一蟹，尤其是经过了漫长的40年，在已经有丰富参考资料的学术环境之下做出的研究结果，却是如此经不起历史论证的主观偏见；那是一个不小的悲剧。

悲剧让人感慨，垂泪，是的，这些70后谱写的南大历史研究结果很令人感动，不幸的是，那却是一种欲哭无泪的惋惜。

‘陈六使对经费筹措考虑不周全，以为办学跟做生意一样，小有小做，大有大做，但恰恰办校需要长远规划。’是一个拾人唾余，老调重弹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有效驳斥的论述。

1960年2月10日，杨玉麟对南大问题的政策讲话：‘……应该立即警告南大，指出由一般对高等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从所能产生的危险。……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幸。’

‘……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间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用来管理一间大学。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需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

1960年3月10日，李明仕《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办大学，当然非专家不可。但专家也有各种各样……。想要把南大这间民办华文大学交到一些不想或不会办华文大学的“专家”手里，不免教人有点心寒。……几年来，南大已吃过林语堂一刀，中过白里斯葛一箭，创痕犹新，对于专家是不能不谈虎色变。’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预”和“操从”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和“操从”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这一点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不错，许许多多的错误，缺点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一股宏伟的华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壮大起来了。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历史不是有了定论吗？南洋大学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发展史一致的。不是吗？如果单靠“专家”，南大办得起吗？办起了，办得下去吗？’

‘在这问题上，是有必要明确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小事小非”的。不管这些人多么“不懂办高等教育”，但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南洋大学这一间高等教育机关。假如现在因为大学办理上有缺点，就要这些人负全部责任，要把一切罪过加在他们身上，那将来还有谁敢替社会做事？’

‘要求南大办得好，非靠教育专家不可（办华文大学的专家）。要求南大不会倒（不会变质），则非靠这些“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办得好，又不会倒，这两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李明仕的分析很到位。诚然，华文教育体系是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抽离了这些英国人歧视在地人的历史背景，就全然颠倒了历史功过，进而把为民族文化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贤们，恶意的贬责为危害社稷安危的洪水猛兽。显然的，把必然的政策结果归咎于政策受害者，那只是一个无知者的愚蠢观点，不能当真。

杨玉麟以为，任由一般对高等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从大学会有危险，如果此话当真，那么，从政前替李光前搞保险，对高等教育问题也毫无经验的杨玉麟，自己又是凭什么资历来操从教育部？可见，这纯粹是一种无所根据的政治偏见。

借用研讨会使用的时空错位概念，来回顾历史，可以清楚的知道杨玉麟的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以办学，大学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场所，的这一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种观点缺乏远见。

殊不知，当年被认为是最不专业的办学方法，在21世纪的当下，却是教育业界最为追捧的办学模式。

新加坡政府积极鼓励包括金钱补助，外来私营教育机构开办学院大学，这是把教育看成是牟利的生意。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就有这一类的挂牌上市公司。2008年谈马锡也因为大手笔投资 ABC Learning 而蒙受巨大亏损。这说明了什么？大学是商人办学，用来做生意的场所。

今时今日，以研究南洋大学历史为职业者，却一点也不知晓这些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经济现象，反而还要去讥笑陈六使把办学看成跟做生意一样；这岂不是毫无保留的，暴露了自己学识认知的尴尬层面？

新加坡华教历史上，还有另一宗没有多少人愿意提起，1963年5月开课的义安学院。这也是一件商人办学的个案，不过，这是在李光耀和吴庆瑞的协助下，由连瀛洲领导开办的学院。义安没有学术水准和文凭不受承认的困扰。为什么？

另外，杨玉麟的讲话中还有：‘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然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这个观点的现代版是：‘陈六使一目不识丁之商人，一手操作大学教育，任用一中学程度之潘国渠（潘受）为秘书长，结党营私，把持校政，致令捐款中断，校誉低落。’

在此，杨玉麟质疑了南洋大学秘书长的能力，那么，其本人对政府行政又有什么特别的高见和才能？

从坊间俯拾即是，垂手可得的资料，比如 《李光耀等待时机对付陈六使》一文可以略知一二。

‘李光耀承认，从他于1959年出任新加坡总理以来，就等待时机对付陈六使。不过，由于必须照顾受华文教育者的感受，以及继续取得华人社会的支持，李光耀一直无法对陈六使和南大采取行动。

在执政初期，他的教育部长杨玉麟向内阁提呈了一份报告，目的是要授权政府，以管理新加坡大学的同样权力来管理南大，使陈六使无法干预南大的行政。

这个过于简单，近乎天真的报告书在内阁引起大笑，因为杨玉麟不是政治斗争中出身的人物，并不晓得华文教育是棘手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份报告书也不被接纳。’

另外，才干也可以从杨玉麟担任的交通部长政绩中，一见高下。

Seah Chee Meow（1975）的一篇有关新加坡公共交通的学术研究文献中提及，当年的交通部提出了好些解决公交问题的建议，比如：在车站排队等候巴士，印制和展示巴士穿行时间表和路线，为外国游客提供高档的豪华德士等等。

这些纸上谈兵的建议，应该不会有什么实际效益，因为公交问题的根本是供不应求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破旧不堪的公交供应系统，无法应付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还有，当年，Park and Ride 的计划下，建设了一些没有多少人使用的大型停车场，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失败的交通政策。

虽然如此，杨玉麟竟然置身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议会里，而且还是重要的内阁成员之一。

这些历史事迹，展示了李光耀政权，是以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来处理南洋大学和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公正平等的核心价值何在？这种失衡的衡量尺度，既歧视了南洋大学，也是导致南洋大学问题的根本。

从今天的政经格局来看，证明了商人办学的华英双语并重的南洋大学宗旨是对的，李光耀的尊英贬华单语文政策是错的。此外，商人办学，更是时下筹办大学院校的不二法门。这是否足以说明先贤的办学，是一种大智大慧的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