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上篇

政客的言行跟其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其言行是其心态的反映。其心态又和早期的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本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李光耀的言行，便能一清二楚了。

李光耀在七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英语不会被取代》（译文刊于六月二十八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内容并无新鲜之处。一个九十几岁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这样的文章来老调重弹呢？这样的文章要是发表在新加坡倒是有作用的，因为可以一再重申他的语言政策是先知卓见，可是，这样的话题对美国人并无意义，因为美国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考虑英语会不会被取代。

这篇文章，对于了解李光耀的心态很有帮助，因为反映出他内心的两点忧虑：

其一，他的内心深处有个英语情结；
其二，他担心有一天，英语被取代了，华文教育又再回来。

在了解李光耀的言行、思维、政策之前，先了解他此前的生活背景和心态。

在李光耀以往的岁月中，经历了四个语言时期：

	年龄	时间	语言
一期	1-18	1923-1941	峇峇马来语 峇峇英语
二期	18-22	1941-1945	日语
三期	22-40	1945-1963	英国英语
四期	40-91	1963-2014	美国英语

李光耀出生在一个峇峇人的家庭，他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也就是峇峇话。这是一种马来话和闽南话混合的语言，而以马来话为主，所以是马来话的一种方言。

早期从中国南来的移民中，以闽南人为多。这些移民学马来话时，难免参杂自己的家乡话。这就是峇峇话的来源。

虽然峇峇话是闽南人起始的，其他非闽南人如：广府、潮州、客家、海南，也都接受，成为大家与马来人及印度人沟通的语言。

峇峇人把子弟送进英文学校就读。这第二代峇峇人学说英语。他们所说的英语也是带峇峇腔调的，就是峇峇英语。这些会说英语的峇峇人成为学校里的英文老师后，峇峇英语便得以在社会上传播。这就是现在常常听说的“新加坡英语”。

虽然峇峇英语并不高明，但是，这样的英语却是峇峇子弟在学校的“第一语言”，并成为他们日后的“工作语言”，让他们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打交道，成为买办集团，发家致富。

靠英语发达起来的峇峇“富二代”，看不起马来人、印度人、中国人，自恃英语而养成傲慢自大的心态。

中国人对这些傲慢自大的峇峇人，也嗤之以鼻，互相看不起。中国人之中，有些经商务农而致富，超过了峇峇人，更造成中国人与峇峇人之间的敌视与仇恨。

因为峇峇人的富二代是以英语起家的，而峇峇话却是马来话，所以往往不以此为荣。他们更常说英语，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正因此，李光耀在往后的岁月里，绝口不提他的母语，只在自传中一笔带过。

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话，但峇峇话并不是他上学后的“第一语言”。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也就是他口口声声说的“工作语言”。李光耀常常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峇峇英语。

由于李光耀的母语是峇峇话，他所说的英语很自然的带峇峇腔。虽然他在剑桥读书那几年，多少学了些剑桥地方的腔调，却始终无法掩饰他的峇峇腔。他写英文时，当然可以学英国人，但他并不是一个语言天分极强的人。他写英文的能力虽然比一般受华文教育的人强，但并无突出的个人风格，也欠缺文采。他毕竟不是泰戈尔，也不是丘吉尔。纳吉说的英语就比他强，无论发音、节奏、语调，都胜过他。只是纳吉是马来人，是他所看不起的。

尽管李光耀说英语带峇峇腔，他在面对非受英文教育的人时，始终自恃其英文而自高自大。他继承了峇峇人对非我族类的怨恨心理，加上他先天嚣张而又自私自利的本性（见《李光耀飘洋过海伦敦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以致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在掌权之后，很自然的独尊英语，消灭了所有马来文、印度文、中文学校，只准办英文学校。

李光耀早年的生活背景，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个难解的英语情结。这对他日后从政造成巨大影响。

一个人的母语，乃是生命的一部分，在一生之中，至为重要，就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样。李光耀的母语本是峇峇马来话，但是，为了实利，他弃之如草芥，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即使为了选票而把孩子送进华校，仍然一家全说英语。这是他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造成的。

就因为他的这段经历，在他牢握政权之后，强迫所有华人改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进而用为“工作语言”，最后成为“家庭语言”。华文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体系就这样被销毁。

他不仅销毁华文学校，也销毁了马来文和印度文的学校。他要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的习惯生活。他要所有的人都重功利，轻情义。他所塑造的新加坡社会便正是如此。

在他的第二个时期中，重功利，轻情义的本性，有更可怕的表露。

1941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后约三年零六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在李光耀的一生中却十分重要，奠定他对权力的观念，施政的手段。通过李光耀的回忆片段，可以清楚看出他的本性（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莱佛士书院是李光耀的母校。他的母校被日军轰炸了，他并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愤怒，只是听到爆炸声感到害怕而已。他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情义。这在他后来掌权之后，更加明显。

1972年，李光耀把莱佛士书院搬走，随后拆掉，让出地方来建旅店和购物商场。他显然对自己的母校毫无感情，就像她当初抛弃自己的母语一样。

莱佛士书院在1823年创立，是新加坡第一间书院，校舍属于欧洲新古典主义建筑，最不应该拆掉。虽然其地皮值钱，亦应保留。旅馆和商场可以建在别的地方。跟莱佛士书院紧邻的圣尼格拉女校、莱佛士酒店、圣约瑟书院、公教中学、道南小学等古雅建筑都得到保留，为何单单拆掉莱佛士书院？更何况莱佛士书院是他的母校。真不可理喻！是不是他当初就读莱佛士书院时有不好的记忆，非得拆掉不可呢？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他的本性。就是这种本性导致他日后强迫别人改变母语，封闭别人的母校而不当一回事。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政权转换了。这给李光耀带来机会。在他的母校被日本皇军轰炸的时候，他不禁“脱口而出说：英帝国的末日到了！”他当时心里必定在盘算着如何在新政权的管制下，升官发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用功学日文。他回忆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五章）：

峇峇人原本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皇家华人”，就读英文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英王，唱《天佑吾王》的赞歌。英军溃败后，李光耀赶紧看风使舵，投靠日本人。他把英文抛开一边，正如他前此抛开自己的母语一样，下定决心学日文，为日本皇军服务，以日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效忠“我的主人”日本天皇，唱《君之代》的赞歌。

他用了三个月苦学日文，考试及格。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这样认真学过华文。他学华文学了五十多年，至今还是不及格。这反映出他重视日文远超过华文的心态。即使是在七十年后回想陈年往事，他仍然不忘诋毁华文：

日文是世上最难学的语文。单是字母就有五十个，而且分两套。“片假名”和“平假名”并不仅仅是“楷书”和“草书”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用途。片假名用来标外来语音，平假名用来标日语音。所用汉字每一个都有几个读音。按照日语音来读，叫“训读”，按照汉字原本读音来读，叫“音读”。这音读的音又随当初传入日本的时间而异。大约六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吴音”，唐朝时候传入日本的读音叫“汉音”，宋朝以后传入日本的读音叫“唐音”。

日文有两套字母，又有汉字，每一个汉字又有几个读音，是最难学的语文，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日文容易学，而李光耀偏偏说“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他并不是一个有语言天分的人。他要是真的觉得日文较华文容易学，那是因为他是有目的而学日文，肯下苦功，所以考试及格。他从来都不曾认真学习过华文，只是想学“讲华语”，所以学了大半辈子都学不好。他从不忘记故意诋毁华文，为自己的语言政策辩解。

他认为华文难学的原因是因为华文有“四声”。他大概不知道，离开新加坡不远的邻国，泰国、越南、缅甸的语言都是有声调的。这几个国家的语文也难学吗？他对语文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却常常以专家自居，说孤陋寡闻的话。这一点，他百年不变，虽风烛残年而仍不忘随时随地诋毁华文。

李光耀学了日文后，先在日本人的公司工作，日文更进步了，便为新主人，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见《风雨独立路》第四章）：

这时候，日文是他的“第一语文”，也是“工作语文”。在李光耀的观念中，工作语文远比母语重要。因此，日文在他的一生中，远比华文重要，华文从来都不是他的“第一语文”，更不是“工作语文”，只是“选票语文”，偶尔讲几句来拉选票。

他给日本皇军收集情报，让皇军利用来杀害数以万计的人，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抗日游击队人员（见《李光耀事不关己不劳心》，刊新加坡文献馆）。

由于他的本性重功利，轻情义，他并不认为替日本皇军收集情报是可耻的事。他完全无视汉奸的罪名，只求一时功利。他掌权之后，就以这样的观念来教导新加坡的下一代，导致新加坡人成为世界上最冷漠的人。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战后他从不说一句谴责日本侵略的话，为什么他担心日本的人口老化而向日本献计献策，为什么在钓鱼岛问题上他偏袒日本。日本在他心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给日本人服务，对他还有更重要的影响（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他学习日本皇军的残暴手段，了解权力的重要，日后当政时，就用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反对他的人送入监牢，残酷虐待，借此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威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逼迫服从，以达到统治的目的。日本皇军是他的老师。他称赞皇军说（见《风雨独立路》第七章）：

1965年以后，他要所有新加坡学生和军人，天天念“信约”，宣誓效忠，就是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他的教育政策只有一个目的：“要人们服从”，接受他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他绝没想到，今天最反对他的人，就是天天念他的“信约”，信誓旦旦的年轻一代。

1945年，正当李光耀投靠日本人，为皇军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战败投降了。李光耀又急急忙忙看风使舵，投入英国人的怀抱。在得到另一个叫陈崇秋的汉奸的帮助，到英国读书（见《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刊新加坡文献馆）。

这是李光耀的第三个语言时期。他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又变成了英语，用回第一个时期的语言。这在他无需多大改变，只是效忠的对象由“日本天皇”改为英国国王，所唱赞歌由《君之代》再改为《天佑吾王》。

这个时期的语言改变，在他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在这方面已经验丰富。

第一期的时候，他还是个学生，还来不及跻身买办集团，英国人就被日本人打垮了。现在英国人回来了，他便趁机倒入英国人的怀抱，为日后掌权铺路。

英国一九六十年代外交部长乔治布朗（George Brown, 1914-1985）曾经对李光耀说：

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改变是，得到英国人的扶植，登上政坛，实行他在日治时期学到的利用权力的手段。这在他个人是福，在新加坡老百姓是祸。他一上台就展现权力，迫害反对的人，就如皇军以杀人为乐一样。他对权力极度迷恋，即使九十高龄的今天，已经没有精力出席国会，却仍然当国会议员，死抓住权力不放，生怕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遗弃，甚至于被清算。

权力，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英语，是他追求权力的工具。他在这个时期获得的政治权力，让他变为更加疯狂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

好景不长，二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太阳渐渐日落西山，无法维持海外的军事基地。

1963年，在撤回老家之前，把几块殖民地组成马来西亚。这是英国人恶毒的计划。

李光耀按照英国人的意指，依据英国人制定的“内部治安法令”，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无期监禁，残酷虐待。这是他从日本皇军那里学来的暴虐管治手段。

就因为他的手段毒辣，赢得英国的纳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一九七十年代的领袖 John Tyndall（1934–2005)的赞赏。他曾经说过，他最崇拜三个人：希特勒、皮诺切特、李光耀。这三个人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马来西亚组成后，李光耀又面对语言问题。

马来西亚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马来语。李光耀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话，但只能用在市井交谈，在官方的场合不管用。他坚持新加坡的“第一语言”和“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他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他要当马来西亚的总理（首相）。这导致他和马来人之间的冲突（见《李光耀的摆平政治思维》，刊新加坡文献馆）。

《李光耀心中的英语情结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