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终于回答报告书的关键问题

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刊登记者冼丽婷访问王赓武的报道《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新加坡文献馆转载）。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南洋大学，却是有关南大历史的重要文献。所有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

这篇访谈对南大历史的重要性，在于王赓武回答了当年他撰写《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谁授意他写这份报告书的？他的回答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王赓武是历史学者。史学的基本精神是正义。没有正义就没有史学，只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王赓武接受记者访问的目的是谈李光耀，可是他却故意避开记者的问题，而对李光耀这个历史人物不加评论。为什么？因为在王赓武的立场，李光耀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的贵人。利益比正义更加重要。

王赓武对李光耀的态度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来。报道中说：“来新加坡19年的港大前校长，接受广东话问好，但访问坚持要说英语或是国语。”

这话很有意思。王赓武在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时，都说广东话，为什么在新加坡却不可以？显然是因为李光耀禁止新加坡人说方言，王赓武唯命是从，至死不渝。

王赓武当年撰写的报告书，导致南大被关闭。他当时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不在新加坡。是谁授意他写的呢？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一直想让天下人觉得，他是以学者的身份，客观写报告书，与政治无涉。他甚至于假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奴才的奴才著书宣示自己“学者情怀坦荡荡”，真是恬不知耻！

关心南大历史的人都看得出来，授意王赓武写报告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光耀，只是没这方面的史料。于是，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他认不认识李光耀呢？他要是不认识李光耀，就可能不是李光耀授意的。当然，也可能是李光耀通过第三者间接授意他写的。要是他和李光耀本就是要好的朋友，那就不必多问了，授意的不会是别人。

1986年8月14日，王赓武刚上任香港大学校长时，接受港大学生访问。他为自己辩解说（见《王赓武访谈与言论集》，46页。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0年版。）：

他这番话的意思是：他写报告书纯粹是为了南大办得更好，不是要害南大。至于南大后来被关闭了，那是因为李光耀不听他的话，与他无关。他显然是想推卸自己助纣为虐的责任。

王赓武还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

这完全是搪塞之词，想给自己脱罪。

《王赓武报告书》和马来西亚无关。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仍然保留教育和劳工两项权利。李光耀要怎样改变南大，属于教育的事，由新加坡决定，马来西亚政府不得干预。王赓武组织过政党，参与政治，不可能不知道。

至于说两个月没有完全按照报告书执行，那也是两个月的权利。李光耀只需要按照自己所要的去做就足够了。《王赓武报告书》给李光耀定下步骤，提供方便。王赓武既然对此不满，为什么甚至于在李光耀死后都不提出异议？

要了解王赓武、报告书、李光耀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是关键，即：《王赓武报告书》是不是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来写的？

王赓武始终没有透露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1992年，李光耀到香港大学演讲，由李嘉诚赞助。王赓武当时是港大校长，演讲时由彭定康担任主席。李光耀在开场白中说：“我的朋友王赓武邀请我来演讲……”透露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李光耀说“我的朋友王赓武”也许只是客套话。是不是很熟的朋友呢？两个人都没说。

一直到这篇访谈发表了，这个关键问题才有了答案。王赓武终于透露了一些他和李光耀的关系：

王赓武说他年轻时就认识李光耀，「我年纪差不了他多少，今年年底85岁。我1930年生，他1923年生。当时候我们都认识，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至于甚麽圈子、甚麽形式，他没细说。「很多，各种圈子各种社群都有。」

这就很清楚了。他们不只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是很熟的朋友，只是“他没细说”因为他不愿意细说。他和李光耀见面不计其数，其中必定有至少两次或许在李光耀的办公室讨论改变南大的事，然后才写报告书。否则，他怎么知道报告书的目标？他该写些什么？这是他所不愿意细说的。

记者约他访谈，本是要他评论李光耀，可是，记者一再追问，他都不愿意评论。他还为李光耀设身处地开脱。他不认为李光耀是“独裁者”，处处为李光耀辩护：

真难想象这是“历史学者”说的话。他在新加坡19年都不觉得不自由，那是当然的，因为他是李光耀的座上宾。他要是觉得不自由，别人还能活命吗？

记者要他评论李光耀的做法对不对，他不肯。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不对，这是个是非问题。历史学者必须面对是非问题，绝不可以避开。王赓武显然没有是非观念。这一点，他和李光耀真是难兄难弟。

他不同意把李光耀说成“独裁者”，因为“说他独裁者，这变成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都是有相当教育背景，都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这样的理由都说得出口，真是太荒谬了！一批人结党营私就不会独裁吗？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就不会独裁吗？“历史学者”说这么幼稚的话，真不可思议！

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和李光耀的确交情匪浅。

李光耀关闭南大的步骤，都写在《王赓武报告书》里。王赓武对李光耀有功。1996年，王赓武离开香港大学后，并没有回澳洲去。他是澳洲人，却到新加坡来，并定居不走。李光耀当初为了当总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设立东亚哲学研究所，提倡儒家思想。后来，他不当总统了，可是这个研究所还在那里。王赓武来了，李光耀就拿这个研究所来回报王赓武，改名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因为王赓武的兴趣在于政治，是个政客；免去原来的所长，改当主任，让王赓武当所长。这是王赓武当年写《王赓武报告书》，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的回报。

王赓武不会忘记，当年，多少南大学生为了反对《王赓武报告书》，捍卫民族教育，被李光耀送入黑牢，百般虐待，无限期监禁，毁了大好前途。王赓武只是淡然说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还有良知吗？如今已届85高龄，仍然不知忏悔。寡廉鲜耻，如何为学者？如何为人师？

经过了五十年，半个世纪之后，王赓武终于无意间回答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关键问题：是谁授意他写这报告书的呢？他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间接回答，但非常清楚，即：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十分密切。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李光耀才信任他，授意他写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按照李光耀的意旨拟定关闭南大的步骤，帮助李光耀关闭南大，却又想让天下人觉得，那是王赓武的客观报告书，减轻了李光耀的罪孽。然而，王赓武助纣为虐的罪过丝毫都没有减轻：帮凶永远比元凶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