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的忠心与无知

王赓武（1930-）说，他自己不是华人；李光耀（1923-2015）从来不说自己是华人。他们有共同的意识。

李光耀是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之后，跟蒋介石（1887-1975）、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 1915-2006）、苏哈托（Suharto, 1921-2008）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同志。

王赓武一生忠於李光耀，至死不渝（见《王赓武报告书的关键问题》）。

李光耀生於峇峇人的家庭，从小说马来语。虽有华人血统，但不懂华人语言，从不认同华人身份。他一上台掌权之后，就跟苏哈托一样，百般迫害华人，关闭所有华人办的学校，改为英文学校，推行同化华人的政策，要所有华人都变成像他一样的英化峇峇人，务必“脱中去华”。王赓武完全支持李光耀的政策。

王赓武和李光耀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同谋关闭南洋大学。这足以让他们名扬千秋万代。

一 从南洋说起

1980年，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后，更进一步要把云南园毁屍灭迹，砍伐园中的全部相思树，还把花园中的八角亭全都铲除。

云南园中的相思树是当初建校时栽种的，有一些可能是建校之前就已在原地生长的。山脚山腰，相思树日渐高大成荫，因而有“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诗句。相思树是最能代表云南园的风景树。把这些相思树砍掉，用意就在於毁灭云南园。

八角亭在花园中极富诗意。八角亭、相思树、图书馆所在的红楼，校门口的牌坊，是南洋大学最为人知的景物。

李光耀本想把牌坊也拆除，可是当时承包商中没人敢接这项工作，牌坊才得以保留，只是牌坊上的校名和年份被拆除了。为了报复没人拆除牌坊，他把连接牌坊和校园的路切断，建组屋，让牌坊孤零零立在马路边，羞辱南大和创办南大的先贤。

随后，逐渐把文学院、商学院、礼堂拆除，使云南园面目全非。礼堂是陈六使先生送给南大的最后一件礼物，李光耀非得拆除不可。在拆除礼堂后，李光耀对他的华文老师说：“因为礼堂没有冷气设备，也不能安装冷气设备，所以只好拆除。”他把老师当三岁小孩子。这就是他的尊师之道。

王赓武没有直接参与毁灭云南园的恶行。他另有主意。他想把“南洋”这个名称也铲除掉。他向他的门徒宣传，“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义不明确，是中国人用的，言外之意是新加坡人不可以跟着中国人用，“东南亚”才是官方与国际用语。

王赓武的门徒李元瑾把师父的话当圣旨，看到别人用“南洋”就横加指责，还发电邮说三道四，俨然一副专家的样子。问她为什麽“南洋”这个名称不可以用，却又答不上来，十分无知。

李元瑾的门徒也跟着起哄，说“南洋美术学院”、“南洋理工学院”、“南洋理工大学”等等，名称用“南洋”，都“很有问题”。

李元瑾的无知，可以不论。她只是王赓武的应声虫，不学无术，无足轻重，但王赓武的无知则必须斥责，因为他是始作俑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曲解“南洋”，别生义理以欺天下。他只是为了向李光耀宣示效忠。

表面看来，王赓武是在说明“东南亚”比“南洋”更加通用，所以应用“东南亚”来代替“南洋”，实际他是想帮助李光耀彻底铲除南洋大学。

王赓武想铲除“南洋”的动机纯出於政治，无关学术。他对地名的语言学意义一无所知。他虽标榜“历史学者”，而对地名的历史渊源也一无所知。他对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更是一无所知。

人天生而无知，不是罪过，以无知为有知，妄图欺骗天下人，以达到政治目的，便是罪过。

王赓武所开启的祸端，还引起“南洋华侨中学”的改名争议。华中校友会中有人想拍马屁领赏，按照王赓武的曲解，提议把“南洋华侨中学”改名“华中学院”。这样，就可以把“南洋华侨”四个字去掉。“华中学院”这样的名称十分荒谬。“华中”是“华侨中学”的简称，“华中学院”的全名变成“华侨中学学院”，完全不合逻辑。幸亏校友会中有明理人反对，“南洋华侨中学”才免於无妄之灾。

二 地名的语言学意义

语言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和我们所说的紧密相连。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语言又和我们的文化紧密相连，相互影响。

我们借助语言认识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在语言一个一个的词语中。

地名传达出我们双脚站在何处，我们双眼望向何方。地方的名称反映我们对地方的认识。

我们学习一种语言时，必须接受该种语言中一个一个的词语，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比如一个中国人学法语和法文时，就只能接受法语和法文中的词语，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任何一个。

“南洋”说出来是“中国语（华语）”，写出来是“中国文（华文）”。任何人学习“中国语（华语）”和“中国文（华文）”都只能接受“南洋”这个名称，而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王赓武既然自认不是华人（中国人），那麽，“中国语（华语）”和“中国文（华文）”在他是外国语和外国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相对于华人（中国人），王赓武是外族人。他无权任意褒贬和排斥华人（中国人）语文中所用的任何一个词语，就像中国人不能任意褒贬和排斥法语和法文中的任何一个词语一样。

王赓武要铲除“南洋”的两个理由是：其一，“南洋”的意思是“南方的海洋”，含义不明确；其二，“南洋”是中国人用的，新加一个词语一样。王赓武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想铲除“南洋”一词，全无学术道德，也十分无知。

地名的起源，一般都是随意的，没有明确的含义，跟科学的命名不一样。

由於地方的名称反映我们对地方的认识。因此，命名时必定以命名的人双脚所站的地方为本位。方位地名更是如此。没有本位便没有方位。

“南洋”是以中国人为本位来命名的。说“南洋”不可以用，那麽，“北洋”可以用吗？

如果“南洋”和“北洋”都不可以用，那麽，“东洋”和“西洋”可以用吗？

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构成一组地名。这组地名反映出中国人（华人）对世界的认识。中国人（华人）对世界的认识即反映在这一组词语中。这样的认识又存在于中国文化。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到今天还用“东洋”来指日本本土。王赓武显然对此一无所知。

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海峡，英国人叫做 English Channel。这是以英格兰为本位来命名的。法国人叫做 la Manche，意思是“袖子”。因为这条海峡的南边较宽，北边较窄，像一条长长的袖子，因而得名。“袖子”这海峡名称是以法国为本位的，非常随意，只是个比喻，没有明确的含义，就像“南方的海洋”一样。

地名在初起时，虽然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开来之后，约定俗成，便有明确的含义了。“南洋”和“袖子”便都如此。

由於世界上懂英文的人多，懂法文的人少，la Manche 就不如 English Channel 通行。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 English Channel 这个名称较通行，所以法国人的名称 la Manche 就得废除呢？

中国人把这条海峡名为“英法海峡”。这个名称对两边都一样。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英法海峡”这个名称不通行，也必须废除呢？

英国北部的海，英国人叫做 North Sea（北海）。这海的东边和南边还有别的国家，在不同国家的语文中各有不同的名称。德国人叫这个海做 Oceanum Germanicum（日尔曼洋）或 Mare Germanicum（日尔曼海），丹麦人叫做 Vesterhavet（西洋）。

这几个名称中，North Sea 较通行。按照王赓武的逻辑，是不是只能用 North Sea 这个名称，其它的名称都得废除呢？这 North Sea 和中国的“北海”正好同名。中国的“北海”和“南海”相对，另外还有“东海”和“西海”。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也是一组名称，反映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如果“南洋”得废除，“南海”是不是也得废除呢？如果“南海”得废除，北海、东海、西海是不是都得废除呢？王赓武对地名的语言学意义，一无所知。

王赓武最应该做的是，帮助李光耀发明一种“新加坡语”和“新加坡文”。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种新发明的语文中完全排斥“南洋”，别人不能非议。

辜汤生（1857-1928，字鸿铭）是槟城的峇峇人，有葡萄牙人与马来人血统，生於清末咸丰七年，学贯中西。1915年任教於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概括自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这话不仅反映他一生的经历，也反映他对世界的认识。

“东南亚”译自英文 South East Asia，初起时也没有明确的含义。随着现代地理学知识的普及，“东南亚”成为通用的名称，相当於原本的“南洋”。这两个地名都各有演变，只是大致相当，并不完全一样，即使一样，也尽可以并存，就像一个人有两个名字一样。一个地方或一个人有两个名字是十分平常的事。英国人从未要求铲除“南洋”，也从未要求关闭“南洋大学”。

王赓武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华人（中国人）。他不仅帮助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还想进一步铲除“南洋”这个名称，彻底铲除南洋大学。这纯粹出於政治动机，无关学术。

Near East（近东）、Middle East（中东）、Far East（远东），这三个地名都是英国人用的，以英国为本位，“近”、“中”、“远”都是对英国来说的。

王赓武既然认为“南洋”是中国人用的，必须废除，那麽，“近东、中东、远东”这三个地名是英国人用的，不是新加坡人发明的，也必须废除吗？要是不必废除，那又是什麽理由呢？

新加坡的地名中，由英国人命名的指不胜屈。英国人是外来的侵略者，与海盗无异。新加坡的地名中跟英国有关的都得废除吗？要是不必废除，那又是什麽理由呢？

有一件事王赓武或许并不知道。当初，筹画“南洋理工学院”的人在受命时，李光耀给他三个校址，让他选择。他选了云南园。他选云南园，并不是因为他爱南洋大学，而是因为云南园太美丽。李光耀对他说，“你得保留南洋这个名称。”李光耀要他在校名中保留“南洋”，也并不是因为他爱南洋大学，而是为了选票。王赓武要铲除“南洋”，真是拍马屁拍过了头，枉做小人了。世事往往就是这麽可笑。

三 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

王赓武对方位地名的语法结构也一无所知。

王赓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虽然这个题目不很明确，但并无语法错误。他把这个题目翻译为《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便有语法错误了。如果这是别人的翻译，也必经王赓武过目，得他同意。

把 North China 译为“北方中国”，不合中文文法。虽然王赓武不是华人（中国人），但既然要写华文（中文），便须先努力学好，不能只跟着李光耀“讲华语”。

按照英文的习惯，North 用在地名，包含两种情形：

一种是指南北相对的两个地方中的北方那个，例如：纽西兰南北相对的两个大岛名为 North Island 和 South Island，“北岛”和“南岛”。这里的“岛”有两个，南北相对。

一种是指在一个地方中的北部地区，例如：North London，指“伦敦北部”，相对的便是 South London，“伦敦南部”。这里的“伦敦”只有一个，方位则是南北两个。同样的情形还有 East London 和 West London，“伦敦东部”和“伦敦西部”。

这两种用法，英文的语序相同，表面看来没有什麽区别。但在中文，则语序有别。

在中文的方位地名中，第一种情形，中文与英文语序相同，都是方位词在前，整体地方名或通名在后。因此，North Island 和 South Island 可以直译为“北岛”和“南岛”。“北洋”和“南洋”的语序即属於这一类。

第二种情形，中文与英文语序相反，方位词在后，整体地方名或通名在前，例如：“湖南”和“湖北”。这里的“湖”只是一个，即“洞庭湖”。“山东”和“山西”的“山”是同一座山，即“太行山”。如果把语序颠倒过来，说成“南湖”和“北湖”，那是两个湖；“东山”和“西山”，是两座山。语序不同，则意义不同。

North China 是“中国北方”或“中国北部”。相对的 South China 是“中国南方”或“中国南部”。这里的“中国”只是一个。另一个说法是“华北”和“华南”。“华”就是“中国”。把语序颠倒过来直译作“北方中国”和“南方中国”，或“北中国”和“南中国”，那就是两个中国了。

同样的道理，“华东”、“华西”、“华南”、“华北”，指的是同一个“华”；如果改成“东华”、“西华”、“南华”、“北华”，那就是四个“华”了。这情形就跟“东京”、“西京”、“南京”、“北京”是四个“京”一样，也跟“东洋”、“西洋”、“南洋”、“北洋”是四个“洋”一样。

新加坡有两条以方位命名的路：North Bridge Road 和 South Bridge Road。前人译为“桥北路”和“桥南路”。这译名符合中文文法。这两条路的分界是“爱琴桥”（Elgin Bridge）。如果以王赓武的华文程度直译为“北桥路”和“南桥路”，那麽，“北桥”和“南桥”就变成两座桥了。

王赓武对华文文法一无所知。他出身英文学校，中文程度低是很自然的事。中文程度低也不足为怪，但以自己的无知去误导别人，便是罪恶。

四 王赓武说他不是华人

1994年12月，离开1997年香港回归还有两年半左右，王赓武还在香港大学当校长，他主办一个研讨会：“五十年（1945—1994）海外华人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演讲。讲题是：《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王赓武早已决定在1997年之前逃离香港，回到老朋友李光耀身边，在李光耀的卵翼之下生活。

他主办这次研讨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会上讲话，正式公开宣布自己“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他显然是为了逢迎李光耀，宣示忠心，支持李光耀同化华人的政策。为回归李光耀身边做准备。

王赓武出生在华人家庭。他小时候，父母亲大概告诉他是华人吧？但成人后，他效忠李光耀，不想做华侨，也不想做华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与人无尤。

韩愈《原道》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於中国，则中国之。”这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用夷人的礼节，就做夷人；夷人到中国，用中国人的礼节，就做中国人。

在中国历史上，由於社会种种变迁，移民做外国人的不胜其数。抗日战争时期，不做中国人，改做日本人的也不少。其中最为人知的是汪精卫。

李光耀生而是峇峇人，不认同华人，这在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李光耀在二战期间，也曾宣誓效忠日本天皇，做日本人。日本战败，他又效忠英国，做英国人。大英帝国衰落，英国人撤回老家，李光耀随机应变，效忠美国，做美国人。他没有固定的民族身份。

王赓武宣称自己不是华人，也只是跟李光耀一样，不足为怪。王赓武是不是华人，他自己可以决定，别人不能非议，但是，王赓武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替所有新加坡华人决定，他们都不是华人，便是罪恶。王赓武凭什麽这麽做？这不仅无知，不道德，更是霸道。他的心态和作风都跟李光耀一样。

五 民族身份

王赓武的讲题“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概念不清，思维混乱。

一个人的“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是政治问题，是不是“华侨”和“华人”，是文化人类学问题。这两个范畴虽然也有些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王赓武却混为一谈。他当时六十四岁，年龄并不很大，应该不是年龄造成概念不清，思维混乱，而是因为他急着向李光耀宣示效忠所致。

新加坡原本是个荒岛。岛上的居民全都是外来移民。王赓武说，移民地位提升了，华人不是华人。那麽，马来人也不是马来人吗？印度人也不是印度人吗？

一个没有良知的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什麽话都说得出，什麽事都做得出。

一个人的民族身份是由心理认同感来决定的，不是由官僚政客决定的。这认同感来自自身的文化背景。影响认同感的主要文化因素是：语言（母语）、宗教、习俗等。

个人的身份认同，凝聚在一起，便形成民族的身份认同。传承同一种文化的人，组成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的人，彼此有亲切感，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感，对民族的命运有共同的忧患意识。

一个人是不是华人，就由他对华人的语言（母语）、宗教、习俗等有没有认同感而定，跟政治地位是不是提升了没有直接的关系。

华人的民族身份不是由政客决定的，不是由李光耀和王赓武决定的，更不是由王赓武一个人说了算。

加拿大魁北克的法兰西人，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法兰西民族身份。

苏格兰人和北爱尔兰人，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民族身份。

加泰罗尼亚人，也并没有因为政治地位提升了，而失去加泰罗尼亚民族身份。

希伯来人的后裔，在以色列立国之前，散居世界各地，由於人口少，是弱势民族，被寄居地的强势民族所同化，接受强势民族的语言。他们的母语原是希伯来语，在日常口语中逐渐消失了。书面语幸得犹太教而保存在经典中。希伯来祖先留下的习俗，也幸有犹太教而得以保存。宗教和习俗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源。

19世纪后半叶，犹太人决心复活希伯来语。为了犹太民族的存在和复兴，犹太人必须复活希伯来语。母语是民族的灵魂。

1918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创立希伯来大学，1925年正式落成。希伯来大学是犹太民族文化复兴的象徵。

1948年，以色列建国，希伯来语成为官方的语言。灭亡了两千年的希伯来语，依靠宗教和习俗产生的民族凝聚力，得以复活，成为世界语言史上的奇迹。以色列建国，有了自己的家园，母语、宗教、习俗齐备，犹太人的民族身份得以重铸。

南洋大学就像希伯来大学一样，是南洋华人维护民族文化的象徵。南洋华人创办南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华人的语言文化受到外力压迫，为维护民族文化而掀起建设南大运动。

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对民族身份认同有极大的作用。南洋大学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而创立的。

希伯来大学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成长，日渐壮大。南洋大学环境的艰难十倍百倍于希伯来大学。从1956年开学到1980年被李光耀和王赓武合谋关闭，前后只存在了25年。

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语言文化间的接触交流乃至於融合，在所难免。此种交流与融合须顺其自然。如用政策施压，强行同化，必引起抵制和反抗。日本人占领朝鲜和台湾后，强行实施同化政策，便引起朝鲜人和台湾人的抵制和反抗。

新加坡的峇峇人，原本为数不多，但借助英文教育，使到人数大大增加。

1959年，李光耀得英国人扶持，掌握政权，强力推行同化华人的政策，首要的目标便是消灭华人的教育，进而消灭华人的母语，使所有华人都变成以英语为实际母语的峇峇人。

新加坡的峇峇人（如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华人（如陈六使）之间，最大的分歧便在於母语。峇峇人的母语是峇峇马来话，因受英文教育，母语逐渐改为英语；华人的母语是各种方言。华人之受英文教育者，亦不放弃母语方言。

传承民族文化须靠母语。因此，母语不同于华人的峇峇人，文化价值观自然也不同。融洽相处，互相尊重，社会才能和谐。如果不能融洽相处，便自然会产生冲突。

李光耀用强硬的同化手段，先消灭华人的学校，破坏民族身份认同的传播系统，再消灭母语方言，达到同化华人的目的。

民族认同感在受到外来的压力时，往往变得更加强烈。李光耀掌权后，对受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百般迫害，歧视排斥。王赓武说新加坡华人的“移民地位提升”，完全是颠倒是非黑白，罔顾历史事实。

如果说，华人获得公民权便是“移民地位提升”，失去民族身份，那也是瞎说。

陈六使（1897-1972）和林连玉（1901-1985）是领导星马两地华人争取公民权的领袖。他们也都获得公民权，可是，他们因为维护民族教育，公民权都被褫夺。林连玉还为此坐牢。王赓武不会不知道，他只是故意罔顾历史事实而已。

南洋大学是在华人的语言文化受到外力压迫时创办的。初创时，李光耀还没掌权，创立后不久，李光耀上台，对南洋大学的迫害不断。

1965年，李光耀强力执行《王赓武报告书》，军警进入校园逮捕反对的学生，导致学生绝食抗议，罢课39天。王赓武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仍然不知忏悔。

1980年，李光耀借助《王赓武报告书》，关闭南洋大学，同化华人的运动宣告成功。也就在这一年，李光耀推行消灭华人母语方言运动，名为“讲华语运动”，只要求“讲华语”，不必“写华文”。

1980年以后出世的年轻人，实际的母语一般是英语。这就是李光耀和《王赓武报告书》的目标。

然而，尽管同化的压力日大，不愿受同化的华人从不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这些人就是每一次大选时，投反对票的人。

王赓武说：

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听起来，更像是李光耀说的。照王赓武的意思，新加坡的华人都跟他一样，数典忘祖，不认自己是华人了。他这是在支持李光耀的同化政策，为李光耀说话。

王赓武尽可以说他自己不是华人，可是新加坡华人的民族身份，由华人自己的心理认同感来决定，不是由王赓武来决定的。王赓武凭什麽独断新加坡的华人都不是华人？

1965年，李光耀学武则天，创造了一个新字 Singaporean。这就是王赓武所说的“新加坡人”。李光耀希望所有华人在被同化之后，都变成峇峇人，以英语为实际母语，统统叫做 Singaporean。他幻想这个字可以像 Korean、American 一样被全世界所接受，至少可以像 Malaysian 和 Indonesian 一样被接受。可是，他无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解说 Singaporean 的文化特徵是什麽，Singaporean 的生理特徵又是什麽，Singaporean 如何有别於其他民族。Singaporean 始终无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民族类别。在英国人、美国人眼中，“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 Singaporean 也只是“Chinese”。

王赓武又说：

这是王赓武发自内心的话。他这也是在帮李光耀说的，为他日回归李光耀身边打算。

“华侨”也罢，“华人”也罢，这是千百年来在用的名称，纯粹是文化人类学的词语，何以继续用就会变成“一种不可阻挡的扩张和伸展势力的警报”？王赓武显然是在帮李光耀“脱中去华”，故意危言耸听，含血喷人。

2015年4月16日，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王赓武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见《王赓武：香港不需要李光耀》）：

王赓武这番话是在李光耀死后说的。对比他在1994年拍马屁时说的话，前后不一。他这里说“这个社会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1994年的时候，他明明白白说“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真是自打嘴巴。

他回想在吉隆玻时又说：“我知道马来朋友们一看你们中国人、华人，很可能是共产党、不然就是发财的资本家”。他突然又变成“中国人、华人”了。无论他是在吉隆玻还是在新加坡，他都是同一个人。他在新加坡不是华人，在吉隆玻也不会是华人。是他八十五岁时比六十四岁时，头脑更清楚吗？

再说，王赓武既然已经自认不是华人，为什麽还感到“危险”呢？

2015年6月7日，《联合早报》刊登王赓武的专论《中国的崛起与新加坡华人困境》，题目又用“新加坡华人”。他20年前明明白白说“新加坡80%的人是华裔，他们现在都是新加坡人，因而根本不需要华人这一术语。”20年后又变出“新加坡华人”来。他跟李光耀一样，非常不诚实，翻云覆雨，说变就变，而且前言不搭后语，爱自打嘴巴。

1986年，王赓武接受香港大学学生访问时，自打嘴巴；1994年演讲时，又自打嘴巴；2015年接受记者访问时，再自打嘴巴；自己写专论，没有压力，还是自打嘴巴。自打嘴巴已成为王赓武一生的生活习惯。

回看历史上的独夫民贼，无恶不作，害人如麻，到头来都遭天谴，祸延子孙。其助纣为虐者，亦不能例外。为免恶报，唯有以史为鉴，放下屠刀，面壁忏悔，回头才是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