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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理念与南大梦

余山农


以下是 2015年11月28及29日《新加坡文献馆》的评论文章:

南洋大学是一个梦。

南大梦由陈六使先生开始,由千千万万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共同建筑而得以实现。陈六使先生的南大梦起於新加坡,但并不止於新加坡,而是日后进而在马来亚各州设立南大的分校。在他的观念中,大学须随人口增长而增加。他的眼光超凡。

在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个好梦;在憎恨民族教育的人心中,南大是个恶梦。

历史的转折往往是灾难的关键。憎恨民族教育的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骗取爱护民族教育的人手中的选票后,上台执政,手握大权,便反过来杀害爱护民族教育的人,把南大梦碾碎。

南大死了。时空也已转移,但是爱护民族教育的人心不死。於是,在新的时空交织处,开始建筑新的南大梦。

一 少年时代的教育

陈六使(1897-1972) 先生生於光绪(1875-1909) 二十三年,即康有为(1858-1927) 和梁启超(1873-1929) 发起公车上书(1895年) 后两年出世。那个年代,小孩上学一般在私塾。私塾教育在后来还一直存在,就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也一样存在。郑奋兴老师1934年在槟城出世,小时候也是在私塾读书,跟他同一个时期的人也往往如此。

小孩子到私塾读书,最重要的是“读书识字”。这是中文启蒙教育的一大特点。不明白这个特点的人,中文启蒙教育就一定办不好。通常在读了三四年书之后,学会了基本的两三千个字,再学会加减乘除的演算法,便可以出来谋生了。那个年代无所谓文凭与学位。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知识界的人物,也都是在私塾受教育的。

陈六使先生父母早丧,家境贫穷。1913年,陈嘉庚(1874-1961) 先生在厦门创办集美小学。陈六使先生和七弟文章一起进入集美小学念书,同班有刘玉水(1893-1972) 先生。刘玉水先生光绪十九年生,比陈六使先生大四岁。刘玉水先生后来也跟陈六使先生一起创办南大。小时候的教育对两个人的影响深远。

那个年代的小学教育,也跟私塾一样,重在“读书识字”。读了《三字经》后,便是四书五经,还有《古文观止》,学写古文的范本。有一件小事颇为有趣。

1953年7月27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在总商会开会时,由黄奕欢(1908-1985) 先生报告到联合邦参加各地南大委员会议经过。其中有一段故事(以下各段引文均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余等此次往吉兰丹之车站百余里处华摩山有一极偏僻之乡村,四围尽是森林,内面有三千余客籍侨胞,彼等在此居住已历数代。根据墓碑所志,最少亦有三百余年。其祖先初来其地与沙盖族通婚,至今尚保留明朝习俗,更有明朝服装。此处共有学校两间,所读者为人之初及四书五经。彼等受其祖先遗言所影响,二校不愿合并,办理学校之方法概遵祖先定则,内面实与外界隔绝。最近政府令彼等迁往丁加奴时方与外界开始接触。

迁移之时,一老者苦苦要求执事者带彼等看海。盖彼等之祖先曾告以离居处不远有中国海,中国海之彼方则为中国乡土。当彼等乘坐巴士车在日本南侵登陆处之岸边见到中国海时,狂欢不已,仅以家乡遥远看不到,感觉遗憾。此三千余客籍侨胞,虽在深山居住而未变成山人,尚极力维护固有文化,与沙盖族和平共处,至为令人感动,亦说明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

主席谓黄君所述动人故事,如非目击当不相信。该三千余侨胞数代住在深山,犹如古文中陶渊明所述之桃花源记。吾人不信有桃花源,但马来亚有之。

黄奕欢先生说的故事的确令人神往。居住在吉兰丹华摩山偏僻乡村中的明代移民客籍侨胞,三百余年来,蒙师授业,依然是“人之初及四书五经”,恪守中华文化之传统,感人至深。

陈六使先生听罢,马上联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篇《桃花源记》便是收在《古文观止》中,是初学写作古文的入门书。

黄奕欢先生说的这则故事很有历史和社会语言意义。明清两个朝代南来的劳工都是男性,无法娶唐人妻子。碍於宗教,也无法娶马来女子,除非变成马来人。唯有娶非马来人外族妻子。这些外族又是些什麽人呢?在树林芭场工作的劳工,住在山里,最可能娶的就是山地人。沙盖族即山地人。沙盖族之外,应该还有别的种族。由於彼此的语言不可通话,用简单的马来话沟通也是很自然的事。这简单的马来话成为家庭的语言,便是峇峇马来话的来源。通婚后所生的孩子便是峇峇人的来源。马来半岛至今尚有唐人与山地人通婚的事。

槟城、吉打、玻璃市一带,靠近马泰边界,有不少泰族人。唐人与泰人通婚也是很自然的事。於是有槟城的峇峇人与峇峇话。槟城的闽南话带很浓的泰语腔调,应也是唐人与泰人通婚的结果。

第一代的峇峇人都是很淳朴的乡下人,会说母语方言。到了第二代,受英文教育,替英国人做事,可以直接和英国人沟通,成为买办阶层。於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些富二代中,有一些看不起华人,看不起马来人,看不起印度人,成为英文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李光耀(1923-2015) 就是其中一个。他不懂华文,不懂方言。他的母语是峇峇话。他的民族身份是峇峇人,不是华人。他跟菲律宾的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17-1989)、印尼的苏哈托(Suharto,1921-2008) 是同一类,虽有华人血统,但都不是华人。正因此,李光耀憎恨华人,憎恨华文教育,憎恨南大,乃是先天的非我族类情绪,一旦掌权便非得消灭华文教育不可,非得关闭南大不可。

陈六使先生和黄奕欢先生是同一代人,都没有文凭与学位,但都建立大事业。他们所受教育,影响一生的便是“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的信念。正是这个信念,让他们一起建筑南大梦。

二 毁家兴学精神

在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华文大学之前,马来亚大学曾经提出设立中文系。陈六使先生为此捐献了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庞大的款项。可是,马来亚大学收了钱,却迟迟不办中文系。陈六使先生於是倡议创办华文大学。他一生都为民族文化与民族教育竭尽所能。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在星加坡福建会馆会议上,陈述马华教育正面临危机,为维护中华文化计,号召侨胞,创办大学,恳切盼望星马侨界,同心协力,热烈输将,使大学早日实现,马华文化得以永存,不致被时势所淘汰。他小时候所受教育的影响完全表露在这次呼吁中。

陈六使先生这次讲话,无异于高声呼喊文化救亡,尽显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其讲话要点有五:

其一,福建会馆之办学宗旨在於极力减轻家长负担,最终全部免费。

福建会馆兴办各校,每年不敷十余万元左右,由会馆之收入,加以补贴。吾人办学应极力使学生家长减轻负担,学费尽量减少,免除什费。如福建会馆力所能及,将来能达全部免费,实为最高目的。吾人既有志兴学,当不以会馆亏损为顾虑。

其二,目前华校危机重重。为拯救华校前途,吾人实不应再事因循,应知改进,并更热心维持之。

目前华校危机重重,一方面有外来压力欲消灭华人文化,一方面又有内部摧残抵消力量。可见华人文化已面对消灭危机。……华校既有外来压力欲加消灭,内部又有自我摧残,设不改善而因循敷衍,二三十年后,马华文化恐将不存。盖前此中国有甚多人南来,目前则已断绝,如华文无实际用途,华人多改读英文,华人不识华文渐多,如此下去,华文自然无用。

其三,华校学生人数减少,英校学生人数增加。长此以往,二三十年后,马来亚可能不复有华人文化存在。

吾人为求马华文化不被消灭,为拯救华校前途,吾人实不应再事因循,应知改进并更热心维持之。苟吾侨人人肯出钱办学,一方面要求政府增加应享之津贴,一方面节省开支,自有可为。否则如目前情形,读华校而感费重,为父母者负担不来,使吾侨子弟宁愿入英校,华校自无前途。……二年前,福建会馆劝捐兴学,数达百余万,原预定所办学校共能收容万名学生,但目前本馆各校学生不见增加,反见减少。由此可见甚多人已改入英校,因英校费省,且被认为学生较规矩。今后之华校工作者务做到使父母者不再有此心理,才有办法。地方上人口日见增加,小学生减少,可谓教育事业大退步。长此以往,二三十年后,马来亚可能不复有华人文化存在

其四,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必要创办华人大学,让吾侨中学生可资升学。

吾人勿任令马华文化被消灭,且应维护及求进步,何以故?目前中学学生数以万计,每年毕业人数亦相当可观。前时可回国升大学,目前则不可能,迫使侨胞认为读英文始有出路,始能入大学深造。吾人为维护华人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就目前情势而观,吾侨中学生无处可资升学,实迫使吾人不得不创办大学。二年前余已有此倡议,并曾指出大学在三年内办不成,则应五年内办成功,五年内再办不成功,则马华文化之程度将日趋低落。

其五,可先办数学院,然后逐渐谋发展,使吾侨子弟有机会入大学,永保吾人固有文化。

发动创立大学,社会人士如能响应踊跃输将,倘能捐获三百万元,甚至五百万元,余必定亦捐献同等数额以匡成之。如吾人劝募创办大学工作能达预期目的,余当发动联合各地侨界各方人士,共同襄赞,使华人大学早日实现。

至於创办大学之经费,如要十足与英美之大学比美,即数万万元仍感不够,惟先办数学院,然后逐渐谋发展,使吾侨子弟,读毕小学继入中学,然后再入大学,永保吾人固有文化。……惟侨众认为华人大学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协力促成之。

陈六使先生这篇讲话为南大校史的第一篇重要文献,保存于福建会馆1953年1月17日会议记录及《南洋大学创校史》中。从记录中可见先生讲话之风采。这篇讲话是南大梦的开始。

陈六使先生倡议创办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保存华人文化。这就是黄奕欢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之不能消灭以及教育之重要性”。他们心中都有极其强烈的保存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因而共筑南大梦。为了实现梦想,“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协力促成之。”

1956年2月17日,星加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他回忆说:

本人倡办大学乃因一九五二年之教育条例,深恐中华文化被消灭,为使中华文化永久长存,故必欲办大学,虽至破产亦所不惜。

这是何等伟大的毁家兴学精神!他对民族文化之忧患意识与使命感,非一般有文凭学位者所能望其项背。

中国人有毁家兴学的传统。陈嘉庚先生与陈六使先生都是模范。陈嘉庚先生是前无古人的毁家兴学教育家,陈六使先生则是陈嘉庚先生之后,中国人之中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仅自己出资办学,还能发动星马数百万侨众,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共同努力,形成波澜壮阔的兴学筑梦运动,感天地而泣鬼神。这一点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了。

三 中国式之大学

陈六使先生办大学的想法十分实在,绝不尚浮华。他后来一再强调,所要创办的是“中国式之大学”,节俭办学,重在教育内涵,而非华丽壮观之外表。

早年所受教育,让他对民族文化时加反思,养成好学深思,观察入微的习惯。正因此,他主持会议时,稳重而有条理。他虽未上过大学,但对大学甚为向往,对大学教育亦甚了解。

福建会馆会议后五天,星洲中华总商会在一月廿一日召开董事会议。陈六使先生再度讲话,说明倡办华人大学之真谛。内容与福建会馆会议上的讲词大致相同。总商会全体赞成通过,拥护陈六使先生之号召。马来亚联合邦各地纷纷响应。

创办大学从此成为星马侨界共同的梦。

当时的峇峇人之中,有两位十分杰出的人物。一位是马六甲的陈祯禄(1883-1960) 先生,一位是星加坡的林文庆(1869-1957) 先生。他们都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陈祯禄先生虽然不懂中文,但是会说家乡漳州话。他为创办华文大学而奔走呼喊,大力支持。林文庆先生虽年事已高,仍担任筹备委员。

这个时候,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峇峇人,对创办华文大学冷眼旁观。他不懂中文,也不会说方言。他没说过一句支持的话,也没捐过一分钱。他虽有华人血统,但并不是华人。面对创办华文大学运动,他先天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憎恨在心中不断滋长。他当时正准备登上政坛。后来,掌握大权之后,他所做的最重大的事便是消灭华文教育,关闭南洋大学。这个人就是李光耀。

1953年2月3日,在中华总商会讲话后十三天,二月三日下午,陈六使先生在丹戎隅俱乐部接见记者,发表谈话,重申创办华文大学之理念。重点如下:

其一,吾人所创办者为中国式之大学,经费有把握。星马侨众当坚决进行。

吾人所创办之大学,系完全按照中国历来办理大学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之规模及格式而创办之。目前,马来亚大学固有其长处,但吾人所办之大学,亦自然有其长处,吾人有坚决之信心,亦有周详之预算。建设一间大学之费用若干,吾人诚已有把握,侨众对此当更坚决进行,勿有踌躇,勿为他人所摇撼。吾人所创办之大学自须建筑现代化之校舍,一切仪器当购最新式者,一如吾国历来所办大学之规模。统而言之,建设一间大学,无须如马大副校长所言之惊人钜款。吾人自有预算案,有把握,侨众之涓滴捐款,必不致如一点雨之落于大海,幸热烈全力支持以成之。

其二,吾人所办之大学,非壮丽皇宫。吾人有坚决之信心,亦有周详之预算。

建设大学问题,有相当之数目即够,其费用并不如若干人所作耸人听闻之天文数字,吾人应坚决进行,并非旧时中国民间所想像之皇宫,认为金銮殿系金柱玉栏干,如何神奇伟大壮丽。经一事长一智,余於一九三五年曾游历北京,看过许多大学,亦看过金銮殿,坐过旧时皇帝之宝座,深觉该殿平凡无奇,星加坡之妈祖宫,亦如是也,何惊奇之有,吾人建设一间大学,即使其课室有如金銮殿式样,亦未必需如何惊人之费用也。

其三,吾人所办之大学,无国籍或民族之分,自有其长处,吾人勿有自卑感。

吾人所创之大学系无国籍或民族之分者。欧美各国及当地各民族人士有志入学研究者,吾人当表欢迎。吾人勿有自卑感,依照过去之经验,在外国大学毕业之学生有其长处,在中国毕业之学生亦有其长处。将来马华创办大学所造就之人才必有其出路,发挥其才能。

陈六使先生的触觉敏锐,眼光独到。他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对办大学有自己的见解。这次讲话充分显示出他的办事信心与智慧。此种信心与智慧为企业家所必备,亦为教育家所必备,有助於克服万难,实现梦想。马华大学就靠这样的信心与智慧才得以实现。

在整个创办过程中,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所要办的是中国式的大学,节俭而实实在在,绝不是“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华侨办不起。华侨办大学的目的是发展民族教育,传承民族文化,不是为了标榜炫耀。这个理念林语堂不明白。他要办的正是“神奇伟大壮丽”的大学,标榜世界一流,炫耀豪华。他所拟定的预算极其奢侈,尽情挥霍,教员薪金比美国大学还高,大大超出侨众的想像和负担,完全违反了创校宗旨。这是林语堂和南大冲突的主要原因,另外,还参杂私利於校舍建筑中,以致无法协调。幸得潘国渠先生奋力支撑,才渡过难关。

四 眼光和智慧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首次会议。连瀛洲先生和陈六使先生在会上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出他们两人高瞻远瞩的智慧:

连瀛洲君加以补充称,城市设计组,谓政府拟在该处辟一小城市,南大设在裕廊不独甚为适合,且认为南大应要求福建会舘将其余五百英亩,一并献出或由大学设法购买他处空地与之交换,大学本身既可发展,对於当地繁荣亦有极大助力。该城市设计组特举某国剑桥大学为例,谓当年创办人高瞻远瞩,收买学校附近地皮以作校产。若干年后,该地已成一大学城,政府即无津贴经费,亦能维持。该组复催促本会从速绘就校舍等图交其研究,俾可协助吾人设计。

主席再解释称,城市设计小组认为大学之办系百年大计,单靠民众力量最多只能维持十年廿年,现在政府既欲开辟该地为卫星城市,正宜乘此机会作一长远打算。如能买足二千英亩地皮,则廿年卅年之后,该处繁荣地皮涨价可将空地出租或建设屋宇出租,所得利益即可维持大学经费。据城市设计组估计,二十年后,本坡人口可增至二百余万人,三十年后可增至三百余万人。

这两段话充分反映出两位创办人的眼光和智慧。正是这样的眼光和智慧让他们事业成功;转而用於办学,亦必成功。

美国的顶尖大学如哈佛等,都是私立大学。这些私立大学不愁经费,正是因为有庞大的校产,足以支持开支而有余。更何况还有巨额的校友捐款。

南大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多方干扰。从殖民地政府到林有福政权,再到李光耀政权,三害一体,一害比一害凶恶。李光耀为三害之首。干扰逼害一波接一波而来,校方与学生都穷於应付,直到结束。在这种种干扰逼害之下,校方与学生都无法为大学的发展好好策划。要是能够按照连瀛洲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想法,发展校产,南大后来必定一帆风顺,不愁经费了。

在陈六使先生的办学理念中,大学须与人口成正比。人口增加,大学也要适当增加。这样的想法十分合理。

1953年8月5日,星加坡及马来亚联合邦各地侨界所组织之南洋大学委员会,在星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代表大会,为创建南洋大学伟业举行历史性集议。陈六使先生在会上说:

目前全马人口六百余万,华人约占一半,二三十年之后,全马人口可增至数千万,华人可占六七十巴仙,因华人生产率较高。诸位代表不辞辛劳,来星开会,并非有何政治活动,乃系为后代子孙之教育着想。过去吾人创办小学中学,均无统筹统办计划。犹忆三十年前,新嘉坡创办华侨中学之时,有人怀疑究有若干学生可以入学,时至今日,华人中学随处皆是,现在吾人创办大学,二三十年之后,各州或须增设大学,此刻似应预备统筹统办。

他的眼光远大,所看到的不仅是今天的南洋大学,而是二三十年后各州须增设的大学。民族教育时时刻刻在他心中。

1953年11月17日晚,陈六使先生向记者发表谈话,畅论大学教育,总结他一年来就创办南大所发表的言论。他特别提到这四点:

其一,发展大学系无止境之钜大事业,应具远大眼光,从速发展。

认为发展大学系无止境之钜大事业,应具远大眼光。为收容众多望马大之门兴叹之学生,渠赞成扩展星嘉坡之马来亚大学,并从速着手发展吉隆坡,建立一间新大学;马大当局苟不如此之图,另方面又放弃将马大迁往新山建校计划,则诚属不智之举。

其二,星马大学生与人口比例过低,建设大学乃急不容缓之事。

星马人口达六百万以上,马大学生目前未超过千名,平均六千余人始有一名大学生,相信世界上未有大学生数目在人口比率上少得一至如此者,在英国平均一二百人即有一名大学生,印度平均千余人亦有一名大学生,……

目前大学生不及千名,而到外国留学者竟有三几千人,望马大之门兴叹,更无钱至外国留学者,实不知其数,马来亚大学若不能如英美一样收容来自外国之学生,则最低限度亦应设法使本地要读大学之学生有入学机会。

其三,大学不必有如何堂皇富丽之校舍,而在於高等教育事业发生效果,社会蒙受其益。

马来亚人口六百余万,地方上有七十巴仙尚待开发,数十年后人口当以千万计,开辟地方愈大,需要人才更多,政府要培养人才,扩充大学乃急不容缓,如恐经费支绌,而放弃在新山建马大新校舍,亦属过虑,盖本邦物产丰富,将来继续经营开发,绝不致经费无来源,何知难而退之有?再者建设大学校舍非尚堂皇美观,设备够,教导有方,学生勤奋,在社会上又能虚心奋斗,造福人群,办大学之目的已达。反之,虽校合堂皇富丽有何用?政府有心办教育,就要做到希望入大学者,本地有大学容纳之。

其四,南大之设,与马大相辅相成,为使本地培养之人才不致为他人利用计,创办南大乃非常必要。

南大之设,与马大相辅相成,星马人口既逾六百万,将来人口更多,则应使学生有所出路有受高等教育之机会,目前学生占卅余万人,毕业生能入马大者微乎其微,华文中学毕业生每年有相当数目,以前能往中国大陆升大学,现则不可能,即有要往中国大陆,为父兄者亦不允许,既往则不可能复来,吾人为使本地培养之人才不致为他人利用计,创办南大乃非常必要,质言之,亦即为地方利益打算,代政府设想也,马大对英校毕业生尚无法尽量收容,遑论收容华文中学毕业生,南大设立后,当补此不足,尽量收容华文中学毕业生,使成为地方上有用人才。

在他发表的几次有关创办大学的谈话中,反复说到大学不必有如何堂皇富丽之校舍,而在於高等教育事业发生效果,社会蒙受其益。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式大学。

陈六使先生一再强调的“中国式大学”,就是开支节俭而又实际的大学,与富丽堂皇的大学相反,因为华侨办学须自力更生,没有政府资助。华侨办学有自己的宗旨,也不能为钱而放弃自己的宗旨。

五 办学原则

1955年8月2日香港陈公哲曾致函南大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先生,推荐荆磐石博士为南大校长。倘获得陈老师先生接纳,荆磐石可先携带一百万美圆到南大就职,再由陈公哲到美国筹募一百万美圆为南大之经费(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陈六使先生不接受。他在1955年8月31日新加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最近有人来函谓可携大批款项来南大做事,吾人不要以为此事全属子虚,问题在吾人肯迁就他人宗旨与否,肯迁就或不只一间大学有人赞助,即两三间大学亦有人赞助,不过吾人有吾人宗旨,无须迁就他人,因此全马各地侨胞,应热烈出钱支持南大,共同负担,前途方能光明。

虽然使华侨所能筹集的钱并不十分足够,仍然要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不能为了钱而轻易迁就他人,也不能轻易迁就政府。华侨办的小学、中学均如此,自食其力,不求人,办大学也如此。不幸,几年后,李光耀以资助和承认学位为为由,强行全面控制南大,完全违背了当初创办南大的宗旨,最终关闭。

在确定创办大学之后,陈六使先生最急於做的是:物色一相当之人士担任校长,参与策划校园建设。可是,因为南大注册、校园设计等事,一再受到殖民地政府阻挠,聘请校长的事也就拖延了。当初,拟聘请的校长第一人选是曾经担任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其次是医学家林可胜。两位都是十分合适的人选。然而,真是南大家门不幸,让林语堂有机可乘,向连瀛洲先生毛遂自荐,酿成祸害。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见张曦娜访问潘受先生谈南洋大学创办过程之内情,收在《答客问》书中)。

陈六使先生秉性忠厚,观察力强。他只跟林语堂谈了几次话便看出林语堂只是个空心老官,但他并不揭穿,依然以诚相待。直到林语堂离开后,诬蔑李光前先生是共产党,华文学校都受共产党控制,他十分愤怒,终於说了出来:

他的受聘出长南大之初,我实对林语堂其人有不明了之处。迨至晤谈数次之后,便知他是无真才实学,更无资格办大学的人。这次他的辞职,实为南大和全体华侨之。

因为没有当面揭穿,林语堂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

梅贻琦有句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正是陈六使先生的大学理念。梅贻琦才是南大应该聘请的校长。他当时也有意思先来了解情况才决定。不料林语堂走后门,昭告天下,南大将由他来创办,结果梅贻琦和林可胜都没来。中国人走后门的恶习真是祸害无穷。

陈六使先生出世的年代早,家境又清寒,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他办大学的理念十分清晰而实在。

林语堂嘲笑陈六使先生“不识之无”,王赓武的徒孙利亮时嘲笑陈六使先生“目不识丁”。林语堂当读过“人之初及四书五经”,利亮时就未必了。他们都自以为高明,实只是在嘲笑自己的自大与无知,有眼无珠。

南大,按照陈六使先生的理念创办,可惜不能在平静中按照陈六使先生的理念发展,一直受到邪魔外道的干扰逼害。

南大,是被心地不善者恶意谋害而死的。

南大虽死,但南大梦不死。



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5年11月30日首版 Created on November 30, 2015
2015年11月30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November 30,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