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心术使南大走向成功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心术之不正者，莫过于林语堂(1895-1976)；品格之卑劣者，亦莫过于林语堂。他在1954年10月到南洋大学任影子校长大约六个月期间的所作所为，卑鄙无耻甚于市井无赖。

林语堂名义上是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实际他被遣散时，南洋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先修班也还未开课。他只能算是个影子校长。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赚了好些钱。丁西林见到林语堂时说“你写了一本很成功的书哪”。林语堂有些得意，即回答道：“只是为洋人看的”。丁西林又说：“你出卖吾国吾民得了不少钱吧？”这妙语双关，一时传遍士林。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确是写给洋人看的，尽力夸大中国人的丑陋一面，只是为了卖钱。他到南大来也正是为了捞钱。

林语堂是闽南漳州人。南洋华侨亦多闽南人，或知道这位老乡的大名，但未必知道他的人品与文章。当时，南洋只有两个人深知林语堂的道德与学识，一个是潘国渠(潘受，1911-1999)，闽南南安人，另一个是林文庆(1869-1957)，闽南海澄人。

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本是邓萃英(1885-1972)。他是同盟会的成员，人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跟林语堂有一点相似。他在1920年12月就任，1921年5月离职。他离开时，厦门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只有预科，就是先修班。他也只任了六个月的影子校长，随即由林文庆接任。

邓萃英和林语堂还有一点相似，就是越俎代庖。他要越过董事部掌控大学建校基金。这段往事陈六使先生非常清楚。他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学星加坡委员会会议讨论林语堂的预算案时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南大的问题和当初厦大的问题正相同。林语堂也学邓萃英，要南大创办人交两千万元建校基金给他保管，供他使用两年。林语堂比邓萃英要嚣张而贪婪得多。

林文庆(1869-1957) 在1921年7月4日接任厦大校长后，本科才得以设立。1926年，他请来闽南同乡林语堂担任文科主任。厦门大学当时已经发展起来，林语堂不敢那麽嚣张。他只任一年便因与校内同事纠纷而离开了。

南大创办时，南洋最瞭解林语堂的人便是林文庆。可惜在聘请林语堂当校长之前，没有谘询林文庆的意见。1992年，潘国渠先生在接受访问时回忆了一段往事（见张曦娜《答客问》）：

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之类书，只是揭中国人的陋习，讨好美国人，并无可取。

连瀛洲在去美国和林语堂见面之前，要是谘询林文庆的意见，结果必定大不一样，南大也就不必经历林语堂的灾劫了。

林语堂最坏的是他的心术。所谓心术不正，正是林语堂为害南大的根源。

1956年，星洲日报记者刘君惠写的《南洋大学创校概述》详细记录林语堂为害南大的经过，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林语堂的心术。其贪婪卑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一　校长人选

1954年，南大创办人打算物色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担任校长，帮助大学发展。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潘国渠先生的设想非常好，可是林语堂善于心术，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把南大请校长的计画彻底破坏了。

当时的校长人选，还考虑到胡适(1891-1962)。在1955年2月17日星加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陈六使先生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胡适没有回信，梅贻琦(1889-1962) 回信婉拒，应都是听到林语堂放出的风声所致。胡适、梅贻琦、林可胜(1897-1969)、林语堂四个人之中，只有潘国渠先生见过梅贻琦，陈六使先生四个都没见过。胡适、梅贻琦、林可胜，都很适合当校长，林语堂最不合适。可是，偏偏最后请来的却是最烂的林语堂。

当时，胡适和梅贻琦二位都没答应，林可胜尚未联繫。

在林语堂与林可胜两人中，论学术成就，林可胜很突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贡献的医学家。他的学术成就远非林语堂可比。当林可胜在二战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林语堂正在美国写书讨好美国人。无论研究与做人，林可胜都远胜林语堂。

林语堂虽然有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但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并无值得一提的成绩。在文学方面，他也乏善可陈。他写了些小说，但并无值得一提的作品。他写得最多的是散文，但也没有可选为模范的作品，远不及鲁迅(1881-1936) 和周作人(1885-1967)，也不如梁实秋(1903-1987)、冯至(1905-1993)、冰心(1900-1999) 等。正如李敖所说（见《探访林语堂故居》，凤凰卫视节目）：

林语堂唯一胜过林可胜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名气。他的名气大，一来是因为有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能在大学当教授；另一个原因是他办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又提倡“幽默”为噱头，所以出名。他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都是生活杂说，无甚突出。他写过《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可是他的品行，既无老子的智慧，也无孔子的智慧。说一套，做一套，德行卑劣，一无可取。

聘请南大校长，品德比学问更加重要，学问又比名气重要。无论品德或学问，林语堂都不适合当南大校长。从他任职后的现世德行看来，无异于市井无赖，一心只想来捞钱，完全无视教育。以名取人，必定坏事。

当时在星加坡华人中，只有林文庆(1869-1957) 有办大学经验。他在1921-1927年间任厦门大学校长。可惜南大创办时，他已八十四岁，恐无精力管理大学了。

真是南大家门不幸，还没联繫林可胜就让林语堂有机可乘。

二　林语堂走后门

林语堂又有什麽神通可以夺取校长聘书呢？他别无什麽神通，他靠的是心术：走后门。

在南大的创办人中，连瀛洲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位。他出钱又出力，为南大奔波。陈六使先生对他非常赞赏和感激。林语堂通过说客联系连瀛洲先生（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走后门是中国人的陋习，而林语堂却精于此道。他拜托连瀛洲先生的亲戚做说客，而南大委员会又急于聘请校长，林语堂就因此走后门得逞。

连瀛洲先生在亲戚为林语堂说项后，便向陈六使先生推荐。陈六使先生也就同意由连瀛洲先生和林语堂接洽。聘请校长这麽重大的事，由连瀛洲先生一人洽谈决定，实在过于草率。一人的识见毕竟有限，更何况林语堂一方面走后门，托人说项，把连瀛洲先生蒙蔽，一方面又放出风声阻止别人应邀，左右事情的决定。

在陈六使先生和连瀛洲先生决定之前，至少应徵询林文庆先生的意见。他当时年事已高，未担任星加坡委员会委员，但之前在筹备委员会中。要是当时谘询林文庆先生的意见，结果必定大不相同。这一次的草率决定是造成后来祸害的原因。

潘国渠先生对聘请林语堂当校长的程式也不以为然。他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1954年2月13日，在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连瀛洲先生报告洽谈聘请林语堂当校长的事，但并没有讨论林语堂是否适合当校长。虽然表面上最后是陈六使先生决定的，实际连瀛洲先生出使回来时，已经决定了。这主要是想早些请来校长，帮助策划发展南大。正是这样的心理，让林语堂有机可乘，仓促决定，造成祸害。

林语堂的为人狂妄嚣张，他又为什麽肯走后门呢？他在美国真的是过“豪华生活”和领取“一个字以美金一元计算”的稿酬吗？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林语堂的这段历史，李敖也说到（见《探访林语堂故居》，凤凰卫视节目）：

由于这两个原因，他千方百计走后门，又放出风声，阻止可能有意来当校长的人，好让自己夺取南大的聘书，到南大来捞钱。

三　重私利轻教育

闽南人有句俗谚说：“南洋客，无一千也有八百。”林语堂是闽南人，心中以为南洋华侨一定很有钱，想办大学，赶快来捞一把。这就是他急于来南大的原因。正因此，他到南大之后，并不关心办学，只一心设法捞钱，十分无耻。

在新加坡委员会于1955年2月17日举行第五次会议上，陈锡九先生就这麽说：

为了捞钱，林语堂假装热心华侨教育。连瀛洲先生1954年2月19日在星加坡委员会会议上报告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林语堂讲的这些话，跟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完全不一致。他很显然只是假装迎合连瀛洲先生的意思，虚假赞成华侨节俭办学的主张，骗过一时，夺得聘书。

1954年2月26日，陈六使先生发聘书给林语堂。林语堂一家大小连同女婿, 在8月1日从纽约出发。他不是直接来南大，而是一路到英国、欧洲大陆、再到埃及去游玩，10月2日才到星加坡。这两个月的旅游费用，全由南大支付，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把一家人两个月的旅游费用都要南大支付。任何大学校长都不会这麽做。真是恬不知耻！

四　重政治轻教育

在出发之前，他在纽约高调表明反共（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林语堂先后讲的话，道出他来南大的两个目的：其一，谋取私利，其二，玩弄政治。这完全违背了南大创办的宗旨。

1953年2月6日，陈六使先生在南大获准注册后，发表办学宗旨，特别强调这一点（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他后来每次讲到南大创办的宗旨时都一再强调这一点。林语堂想把政治带进南大校园，当时南大可以马上把他解聘。无奈他正在前来赴任，南大方面只能劝他别谈政治。

这件事在星马侨界引起极大反感，完全不信任他。星马侨界原本轰轰烈烈为南大筹款的运动，在林语堂10月2日抵达之后就完全停止了。这对南大是无法补救的打击。

林语堂的一生，看起来好像和政治无关，其实不然。他就是到了晚年仍然依靠政治来谋取私利。他和国民党关係密切，就像李敖所说的（见凤凰卫视《探访林语堂故居》）：

就因为他“跟蒋介石蒋宋美龄，他们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要把南大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斗争中之自由思想前哨”。这样的想法，再加上他要在校舍建设中谋取私利，这就造成他和南大创办人之间无法协调的冲突。

林语堂到了南大之后，做了些什麽呢？

五　从校舍中谋私利

南大在1953年3月开始设计校园，7月开始建设。林语堂在1954年10月抵达星加坡时，南大的建设工作已进行一年多了。

南大请林语堂来当校长。校长的职务是管理大学的日常事务，并不是请他来建校舍。林语堂在和连瀛洲先生面洽时，讲得很清楚：“除渠本人将兼任文学院院长，林可胜博士兼任理学院院长外，商学院院长及英文系主任将在美国物色适当人选，其他教授则拟在东方聘请，以省费用。”可是，他所带来的人之中，却有“文学院院长熊式一，理工学院院长胡博渊，及以私人资格应邀协助筹划商学院事宜之伍启元。”还不止此，他的女儿林太乙任校长秘书，他的女婿黎明任行政秘书；另外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建筑主任杨介眉”。南大的建筑主任早就安排好了。建筑并不是校长的职务，为什麽他要带来一个“建筑主任”呢？因为他要从大学建筑中谋取私利（见石头山人《纪念先贤陈六使先生》）：

林语堂心里除了谋私利之外，便是玩政治，完全不是为了教育而来。

林语堂到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争夺财政权。一方面他要南大把两千万元建校基金交给他管，由他支配，大学不得过问，一方面要抓住建设校舍的权力，从中谋利。他要抓住财政权的理由是：“建第一流大学”。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南洋华侨憨厚朴实，当时急于创办一所大学传承民族文化，以免被同化。林语堂看准这一点，标榜办“第一流大学”，以为诱饵来捞钱。

林语堂在1954年2月28日给连瀛洲先生和陈六使先生的信中说（见陈漱渝《关于林语堂与南洋大学事件的有关信函》刊于南大站）：

说这种话分明就是有意欺骗。无论什麽大学都是从小办起，哪有一开始就是“第一流大学”的事？再说，林语堂就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何德何能要办第一流大学？因为他存心不良，以办“第一流大学”为诱饵，让南大创办人相信他志在办教育，夺取聘书；就职之后，又以办“第一流大学”为藉口，夺取财政权，从中谋取私利。这一点，陈六使先生就看出来了。他在新加坡委员会于1955年3月25日举行的第六次会议上就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林语堂当初“力荐林可胜博士为南大副校长”也是诱饵。他根本就把林可胜排除了，所以林可胜一直都没有出现。只因林可胜是南洋人，当初南大打算聘请他担任校长，而林语堂走后门，一心只想当校长，便假意“力荐林可胜博士为南大副校长”来蒙骗南大创办人。其心术十分可恶。

林语堂挑剔南大的建筑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掌握建筑费，从中谋利。陈六使先生曾想委曲求全，但最后还是无法协调（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单从这校舍问题就可以看出林语堂贪婪可恶的嘴脸。

1955年2月中旬，林语堂向陈六使主席送呈一份南大开办费概算和一份经常费概算，导致他和南大势同水火的冲突。

在林语堂的概算中，单单1955年1月至8月，这8个月间的建筑费就高达二百二十四万一千三百七十五（2,241,375.00）元。这笔建筑费主要建设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女生宿舍、若干教职员宿舍，只大约相当于南大全部建筑的一半。要是全部建成，将超过五百万（5,000,000）元。

依据南大绘测师黄庆祥先生和建筑主任柯进来先生的预算，南大全校楼房与道路建设不必三百万（3,000,000）元。两者相差甚大，有如天壤之别。

按照林语堂八个月的概算：2,241,375.00元，如果其中三分之一归林语堂个人所得，他可以赚取六十馀万元；就是百分之十归林语堂个人所得，他也可以赚取二十馀万元。这比他在美国的收入要多得多，而且轻而易举。这就是林语堂要掌管建校基金的原因；这就是林语堂要掌管建筑费的原因；这也就是林语堂未得到南大同意，就从美国带来一个“建筑主任”的原因。另外，购买各种设备，例如图书和实验室设备约二百八十万元，他都可以从中牟利。他千方百计夺取南大聘书，原因就在于此。林语堂展现给世人的不是什麽“国际知名学者”，而是个穷凶极恶的无赖。

六　从预算中谋私利

林语堂在来星加坡之前对连瀛洲先生表示：“林博士表示除渠本人将兼任文学院院长，林可胜博士兼任理学院院长外，商学院院长及英文系主任将在美国物色适当人选，其他教授则拟在东方聘请以省费用。”这是彻头彻尾的假话，心存欺骗。他的概算中，教授薪金比美国的还高（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概算桉中八个月的总费用是五百六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一点八九（5,611,131.89）元。照这样的花费，两千万的建校基金将在两年之内用完。南大除了停办，别无它途。

陈六使先生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说：

林语堂为了骗取南大聘书，对连瀛洲先生说的全都是假话。到了星加坡之后才原形毕露：一隻披着羊皮的狼，不止穷凶极恶，而且贪得无厌。

在这之前，1954年8月到10月，林语堂一家人到欧洲和中东游玩两个月的费用要南大支付，而且再三叮嘱南大秘书绝对不能透露，南大也就没有公佈。但是，林语堂的预算案影响太大了，南大不能不公佈。陈六使先生说：“南大乃众人创办之大学，如将众人之钱随便开消，实系罪人。”

南大把林语堂的预算桉公佈出来，一时舆论哗然，指责之声四起。林语堂大发脾气（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这完全是心术不正的结果。照当时情形看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快刀斩乱麻，不要多说，让林语堂等尽快离开。南大方面却一再想说服林语堂，改变预算，希望圆满解决问题。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林语堂改变预算，留下来，以后也不会有平安日子。

七　无耻遣散费

林语堂见事迹败露，无法照原先的想法捞钱，留下来已没有意思，也就没有回转馀地了。于是，他找马绍尔打官司，要控告南大执委会，可是马绍尔支持南大，不愿看到对簿公堂（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其实，林语堂并不是真的想打官司，他只是虚张声势，威胁南大。要是真的打官司，他将立即被解雇，所得的钱不会太多，远不及后来的遣散费。南大方面当然也不愿意解雇他，只希望和解，把大学顺利办起来。林语堂就是看到这个弱点才更加嚣张起来。

2月19日，马绍尔安排在国泰大厦会谈。陈六使连同连瀛洲，高德根，黄奕欢，王世熊，林庆年等六人出席。林语堂带领黎明，杨介眉，胡博渊，严文郁，黎东方等六人出席。

林语堂并不是要会谈，而是要南大接受他的条件。这样的会谈不会有结果是理所当然的。陈六使先生在3月25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回忆说：

林语堂的态度十分恶劣。任何人面对态度如此恶劣的人都不可能谈出结果来。陈六使先生“南大是神圣的学术机关，不受任何政治支配”的话是针对林语堂说的。他一开始就想把政治带来南大。当天还有这一段情节（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林语堂一伙的态度跟黑帮实在没有什麽差别。这样的态度怎能谈出结果？

林语堂指责陈六使先生“失约背信”，他的“证据”是1954年2月17日陈六使先生给他发聘书之前的一封信。信中说到筹募两千万元建校基金的事。林语堂来后，要求把两千万元交给他管，任他使用。不把钱交给他便是“失约背信”。这是信的原文（见陈漱渝《关于林语堂与南洋大学事件的有关信函》刊于南大站）：

这封信中说了些好听的话，本来也很平常。中国人有句老话说：“礼多人不怪”，好话也不妨多说几句。陈六使先生回忆当时情形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这封信原本是由潘国渠先生起草的，后来寄出前修改了，他很不以为然（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潘国渠先生的原稿比较切实。如果没有修改，林语堂接信后可能因为觉得没面子而引起麻烦。潘国渠先生对现代文坛上的事十分了解，对林语堂的人品与学识也有所了解，所以才在原稿中提出三点要求。要是林语堂不答应，对南大实是好事，不是坏事。请他来才是坏事。

南大筹款容易不容易，并不是当时引起纷争的问题。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争执，是因为林语堂要求南大把两千万元建校基金交给他管。可是，陈六使先生信中只是说会筹足两千万建校基金，但并没有说要交给他管，任他挥霍，执委会不得过问，当然也就不会顺从他的要求。

南大创办人原本就在筹募建校基金，而且期望实高出两千万。筹募建校基金之多少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其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林语堂要控制建校基金，任由他挥霍，执委会不得过问。此种要求十分荒谬。没有一家大学会把全部建校基金交给校长一人，任由他挥霍。

后来，4月7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洪永安先生便说得很清楚（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2月19日谈判破裂后，林语堂宣布那是“最后一次的谈判”。言外之意是：只能接受他的条件，没有转弯馀地。他这显然只是威胁，虚张声势。他所能做的，不外是辞职或打官司。无论辞职还是打官司，对他都没有太大的好处。他最想要的是钱。辞职，他所得到的钱不会太多；打官司，南大可以马上把他解雇，得到的钱也不会太多，而且没面子。

南大执委会不通过林语堂的预算案，林语堂就什麽也不做，只是拖延时间，以退为进，等待南大执委会投降。

南大原本计划在3月份开设进修班，可是林语堂毫无动静。南大不能让事情无限期拖延下去。于是，在3月25日的新加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议决（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全权代表将与林语堂商洽，委员会限定在二周内，如仍未能获致协议，则将再行集会讨论，加以解决。陈六使先生第二天，26日，致函林语堂，促从速筹备进修班开学事宜。这封信无异于最后通牒。林语堂显然也意识到气数已尽，但他还是想方法最后挣扎（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林语堂挣扎着走了三步。

第一步，他在26日接到陈六使先生的最后通牒之后，第二天，27日（星期日），到槟城去拜见林连登先生。

林老先生非常支持南大。他捐了五十万元建设图书馆，是当时马来亚捐款最多的人。南大的图书馆是最有象徵性的建筑，而林语堂却说不能用，要拆掉重建。林老先生不可能帮他破坏南大。他的头脑已经慌乱昏了。

第二步，他写信给陈祯禄先生申诉。

陈祯禄先生也是很支持南大的人，不可能帮他破坏南大。他的信怎麽写都必定是徒然无用的。

第三步，就是林语堂所说的“我也有我的国际势力”。他向美国人求救（见张曦娜《答客问》）：

这就是他向陈六使先生提出“有把握的美援”的原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也只有他才知道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品行何其卑劣！

面对最后通牒，挣扎着走了三步之后，像泄了气的气球，林语堂终于倒下。他的心地不善，德行卑鄙无耻。他的倒下无人同情。正相反，大家额手称庆。南大可以从此走向光明。

3月31日，由李俊承先生与林语堂私人谈判，以为谈商基础。

4月1日，星嘉坡委员会所委派之八位全权代表与林语堂商谈后，大局已定。林语堂和所带来的人将集体辞职，只要求遣散费。

4月4日，双方拟就联合声明，并已签字。

4月6日，全权代表团在校长室与林语堂及各教授见面，办理发给遣散费手续。除已付薪金外，另外付三十万伍千弍百另三（305,203）元遣散费。随后向报界发表联合声明，由南洋大学主席陈六使和校长林语堂签署。

接下来便是林语堂和他带来的人卸却职务后，办理移交档案及器材各项手续。至此，因预算案而与执委会发生的纠纷，僵持月馀，终于了结。

八　如期开学

4月7日，南洋大学新加坡委员会于下午三时举行第七次会议。陈六使先生在会上宣佈（见刘君惠《南洋大学创校概述》）：

陈六使先生为南大尽心尽力，操劳不息，足为全体华人的楷模。随即设立校长遴聘委员会，由陈六使，庄竹林，高德根，林庆年，陈锡九，杨缵文，潘国渠七位为遴聘委员会委员，负责聘请人选，并尽速筹划进修班开学的事。

4月17日下午，林语堂在星马、香港、台湾、美国各地一片指责声中飞机离星加坡，前往法国。

陈六使先生虽受林语堂一再威胁和侮辱，依然遵守“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在林语堂离开时，亲到机场送行，与他握别，好来好去，显示出他豁达的胸怀，非凡的智慧。他便是以这样的豁达与智慧发展自己的事业，并以这样的豁达与智慧创办南洋大学。

林语堂到了法国坎城之后，随即攻击星加坡华文学校（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林语堂到南大来只是为了捞钱，完全不是为了教育。一离开便出恶声，诬陷星加坡华文学校都受共产党控制，还呼吁英国政府把李光前等侨领驱逐出境。其行卑鄙，其心恶毒。

林语堂诬衊华文教育，虽荒唐无稽，却是跟稍后的李光耀一模一样。幸亏林语堂早走，要是他留下来继续当南大校长，跟李光耀朋比为奸，里应外合，便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南大毁灭。

正如俗话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创办南大的人从林语堂的祸害中吸取教训，发奋图强，终于把南大办起来，而且，十分出色。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林语堂来了是坏事，走了是好事。他心术不正，带来祸害，却让大家从祸害中吸取教训，求取进步。从此，“自强不息，力求上进”成为南大和南大人的明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