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三学运之大时代背景

从二战后的大时代背景看五一三学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五一三事件，不仅仅是华校学生之民族母语文化教育面临存亡的危机，更是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缺席者，对急速变迁中的新社会秩序之来临，所感觉到的焦虑不安。由此切入点来看，五一三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

1946年4月1日，马来半岛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被排除在联邦之外。对马来亚华人而言，没有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支持，马来亚华人也就丢失了原本与马来人口不相上下的种族比例格局。新马华人的被逼分家，对两地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震撼。

1948年2月1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取代马来亚联邦制，恢复马来苏丹的特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身份与权益。面对马来种族主义的挑战，华人族群身份与国民地位更是处于前途未卜的困扰。

1948年6月20日，英国人宣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都受到新法令的制约。华社对殖民政府政策的不满议论进一步被限制。

在这一种极端恶劣的时代变迁环境下，英国人颁布了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教育政策，加剧了殖民政府与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矛盾。

英国人在铺垫保障后殖民时代之政经利益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文教育，培育在地人民对英宗主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维持效忠英国和认同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民族母语教育在新政策下备受排挤，存在被全盘颠覆的危险。

1947年10年教育计划书蓝图规定：所有民族小学由3年级开始英文是必修课，以便使英文成为社会共通语文。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与工艺教育，也就是说，中学与工艺教育，将是以英文教学。

新规定下，学校以地域性，取代种族性，让学校周边的各种族学生到该地区的学校上课。也就是说，以统一的国民学校取代民族母语学校。通过提倡与推广马来亚意识，达到去华人民族意识的政治目的。

报告书建议加速建设英校数目以增加英校学生的人数，对此，华校的生存空间面临更为严峻的挤压。

历史上，华校被歧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1948年的统计，新加坡学生总数为101125名，华校生58%，英校生33%。教育开支是英校75.3%，华校5.6%。只占学生人口33%的英校却单独享有高达75%教育经费。1954年，教育经费开支依然如旧，英校74%，华校14%，反映了政府对华社的教育诉求，还是乏善可陈。

1949年,中国共产党立国后，英国人的教育政策思维有了根本上的改变，从原本允许民族教育改变为只允许国民教育。1950年教育报告书指出，由于周边大环境己经改变，早先的教育构想己经不合时宜。政府放弃了对母语教育的容忍，明确表示，英文学校最符合新加坡社会的利益，母语只能是第二语文。

为此，1951年，英国人在马来亚先后提出《巴恩报告书》推行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制度，废除其他语文源流学校，并在过度时期优先把教育资源拨给国民学校。报告书旨在消灭华校，只保留英文与马来学校。安抚华社的《方吴华文教育报告书》，主张以公明态度对待不同种族的语言文化，认为强行限制一两种语文的应用，不但不会鼓励，反而会妨碍种族和谐与国家统一。《1952年教育法令》推行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媒介的国民学校制度，逐步把华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改制为国民学校，使各族学生集中在国民学校就读。

这些报告书是针对马来亚联邦的教育调查报告书，但是，其中的观点与建议在新马两地的华社引起很大的反响，因为这反映了英国人对民族教育的政策观点，折射出华文教育可能灭亡的未来隐忧。

更重要的是，殖民政府除了在教育政策上谋算华人文化教育之外，也以实际行动对华校与华校生进行政治清算，以及，对华校管理层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干扰。

1948年5月，华侨中学学生自治会联同其他华文中学举办盛大的游艺晚会，并且举办五四运动历史资料展览，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殖民政府对此类活动表示不满，华中校长薛永黍被迫辞职。1949年10月底，学生自治会被迫解散。

1949年12月，警察进入育英中学逮捕数名学生和老师，紧接着，在深夜警察搜查了华侨中学、南洋女中和南侨女中的学生宿舍。

1949年，马来亚大学成立。由于马大只招收英校生，凸显出华校高中毕业生升学无门的困境。前往中国大陆深造的原有途径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政府拒绝让前往大陆的升学者回返马来亚。

1950年5月，为了应对华文中学之日益增长的反殖民情绪，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新权力下，政府可以要求学校解释为何不应该被撤销注册。一旦发现学校被非法社团利用作为开会地点或作政治宣传，政府有权搜查或封闭学校。学校进行重新注册时，必须接受政府订下的新条件，同意由政府注册官提名的董事部人选。政府通过新法令，对华校进行了全方面的干预。

1950年5月31日，警察进入华侨中学搜捕学生，导致多位教师和数10名学生被捕和开除学籍，学生宿舍也遭查封。华中与南中被指参加政治活动而被令停课，多方争取下，在被关闭的两个半月之后，获准复课，条件是学校必须按政府指令改组董事部与学校行政。1950年8月14日，学校得以复课。

1951年1月，警察逮捕数10名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涉嫌与星洲人民抗英同盟组织有关。警察同时进入马来亚大学，逮捕涉及民主刊物《马来亚胡姬花》活动的大学生。

1951年间，教育部知会华校管理委员会，根据10年与5年报告书，一旦英校小学学额足以满足所有6岁入学学童的人数，政府对华文小学的津贴将会被终止。

1951年，殖民政府修改华校中学制度，將华校中学分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规定在初三结束时举行教育部主办的初三会考。

华社坚决反对此项政策修改，认为初三会考是为了通过考试制度淘汰学生，以限制初中学生升上高中继续求学。这一意图减少华校高中学生的人数，是要进一步的压制华文教育发展。会考遭到学生的抵制而发动罢考，导致了当年的大罢考事件。教育部在学潮期间开除了100余名学生，其中有林清祥。政府也借此机会规定学生的就学年龄，以开除反对新教育政策的罢考生和超龄生。

此外，英国人的反华人政治思维，也体现在社会制度上。

1948年与1951年的立法议会选举，合格选民主要是讲英语的海峡土生华人和英籍印度人，华社华人只能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事实上，政府的反华人政策就是为了削弱与制约林德修宪实行之后，华人政治势力的成长潜能。

1951年2月，中华总商会向总督提呈放宽公民权备忘录，要求让10年内在新加坡居住了8年，并且会读写英文或华文的华人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1952年2月，总商会再度提呈备忘录，之后，11月20日总督给予口头拒绝。1954年，总商会通过其议会代表，在立法议会提出废除语言限制议案，结果也是徒然无功。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呼吁华社建立一所华人大学，以解决华校毕业生升大学的问题，以及为新马华校培育师资。数日后，马大副校长薛尼肯因爵士向报界发表谈话，以马大即将开设中文系为由，反对创办新的大学。之后，英文媒体舆论坚决反对华社创办华人大学。由于英国人的反对，南洋大学唯有选择以私人有限公司的注册方式来取得法人地位，进行创办大学的法律程序。英国人的百般刁难华人办学，加剧了华社反对殖民政府的社会情绪。

从这些历史事迹，可以清楚的知道在地华人，在各个社会层面，都遭遇到英殖民政府之极为不合理的对待。这也就是五一三学运与其后继之发展，会获得大部分华社支持的根本原因。

固然，反对征兵制是引爆五一三学运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学运缺乏了其特定的泛社会基础，或许，那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有如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学运对新加坡政坛有其深远影响。

在此，不妨想想，从李光耀对五一三学运的评论来看，那是不是新加坡华文教育之最终要惨遭消灭的最主要原因？五一三学运强化了李光耀的反华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