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紧急状态”的枪声（修订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震撼世界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支战争以及马来半岛抗击英帝卷土重来的抗英战争即英马战争，这是世界的东方历史上罕见的规模大，影响极其深远的正义与邪恶之战，其结局都是以帝国主义失败和撤退为收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最终命运总是在战场上受到检验和惩罚。当年不负众望领导战争的毛泽东、金日成和胡志明等领袖人物均如愿以偿，赢得战争。唯独战火持续近半个世纪，战况极为惨烈，牺牲极为巨大的英马战争，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原因，“不能赢得革命”。但“华玲和谈”“导致独立”，“合艾和约”陈平拍板，功不可没。马共用鲜血换来的在马来西亚实现了真正的独立与和平，历史怎能忘却。可人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合艾和平协议》主要签证人的前马共总书记陈平这位领导抗英战争近半个世纪，为国家独立，为区域和平立下丰功伟绩的历史功臣，过后却被马来西亚执政当局以各种借口，拒之于国门之外，被迫滞留异乡，直到逝世，仍未能踏上故土。如此忘恩负义，岂不冒天下之大不韪！陈平回马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人们不禁要问，1989年12月2日由泰王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三方代表在合艾庄严签署的和平协议，各条款白纸黑字，每条每句通过媒体都向世界作了承诺，马方执政当局难道可以当儿戏而置诸脑后吗？昔日“华玲和谈”拉赫曼背信，带来的是持续战争的痛苦。今日“普吉谈判”，执政者违约，再次失信，怎不令人寒心。历史教训告诫人们，人的尊严不可轻侮，公理自在人心。《合艾和平协议》是民意的热烈期盼和国际见证下的和平宣言，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给予马来西亚完全独立及和平的条约”，受到马泰公众与世界人民的赞赏。藐视协议，否定历史，为社会民意、人类良知和世界公理所不容。抗日、抗英是新马史上反抗外来压迫与外来侵略最波澜壮阔，最持久奋战的正义战争。历史走到了最紧要关头，事关民族生存和民族尊严，逼上梁山，决一死战。舍生忘死，义无反顾，投入抗战，无疑是人生的最大光荣。只有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识破日寇和英帝制造民族仇恨，挑动民族冲突的阴谋，以民族团结为重，捐弃前嫌，才能解开历史恩怨的死结。陈平作为反帝、反殖的旗手。昔日他是“紧急状态”暴力镇压的最深受害者，是英帝名列榜首的通缉要犯。如今历史早已宣判他无罪。他不负众望，当机立断，飞回签约，成为开创和平的历史功臣。可谁能想到，这位在战争中九死一生，在国际舞台旗帜鲜明，率领抗英，冲破黑暗，长达近半个世纪，创下伟业，实现独立，赢得和平而名扬四海。他的神奇故事惊传世界。但这位最受人敬佩的战争幸存者，和平实现后，竟又成了执政当局天字第一号，严厉查禁的“最可怕亡灵”。

　　人们怎能理解，昔日橄榄枝送上门却咄咄逼降，不欢而散，和平鸽子飞了。今日和平使者又飞来了，和平协议签了，大功告成，却过河拆桥，和平使者含冤蒙难，和平协议“蒙上污点”。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年作为马方谈判团长的前总警长拉欣诺先生对如此违反协议都按捺不住正告政府说，允许陈平回国“这是协议内容的承诺”。“政府处理陈平的情况，是漠视和平协议内容”。这是“完全不公平的做法”。他说，“不让陈平的骨灰运回国安葬，大马将沦为全世界人的笑柄”。〖注1〗马来西亚21世纪联谊会李学智会长，2014年12月2日，在泰南合艾市举行的“纪念合艾和平协议”签署25周年晚宴上严正指出，受访的时事评论员、专家学者及参与或见证《合艾和平协议》签署的泰国将官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在两大原则上违反协议，即：一、禁止陈平回国；二、继续在舆论上攻击马共是恐怖分子。他认为，活着的陈平不能回马，焚化了的陈平骨灰也不能回马，马来西亚当政者如此亵渎民间习俗的行为，天理不容！这个代表出山老友的正义申诉和代表民意的严正声明，已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响。

　　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但从战争走过来了的人，身上还带着伤痕，心中刻着创伤。战场的惨烈，牢狱的恐怖，集中营的凌辱，出境的痛苦，至今仍刻骨铭心。当年这块远洋冒险家最赚钱的殖民地，作为英帝的东方桥头堡，被出境，被流放者之众，可说打破了世界纪录。不少人仍有国难投，以至魂栖异邦。战争打到底，英帝撤走，驱使别人打内战也结束了。可英国佬制造的冤和辱，仇和恨，至今还在折磨着这个美丽的国家。陈平被拒回国，就是历史的最大悲剧。这个冤案得不到公平处理，只要社会良知不泯灭，一百年后也会有人追究到底。

　　我们要永远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以史为鉴，激发我们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爱国情怀，激起我们保卫和平的钢铁决心，让战争永远离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让鲜花和笑脸取代战场的厮杀和镣铐的叮当。然而，与人们憧憬未来，渴望和平，谋求永远安居乐业的和平愿望相反，社会上影影倬倬时而出现诋毁马共，破坏陈平，否定抗英战争正义性的种种奇谈怪论，只能使和平的上空又蒙上阴影。如此违背《合艾和平协议》的和解精神，破坏和约签署后出现的祥和气氛，不能不令人担忧。

　　只要人们回顾抗英血泪史，回忆当年“紧急状态”腥风血雨的岁月，你就会明白，当年英帝“妖魔化”马共，完全是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不择手段地违背历史事实的无耻捏造。可惜这个“排山倒海”的反共造势，除了提高马共的声誉，使陈平的知名度家喻户晓之外，却成了国家要独立的巨大效应，促使大英帝国加速解体的不详之兆。机关算尽，被迫撤走，还要别人收拾残局。这场帝国梦魇，仍挥之不去。昔日，“妖魔化”丧尽天良，人神共愤。今天，改头换面，又要再翻版，想借尸还魂，难矣。但“淤泥往墙上抛掷，它最终必定有淤泥”。在和平与发展的自由天地，人们再也不应熟视无赌，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

　　笔者在和平出山二十多年后，还“旧事重提”，打开“尘封的记忆”，郑重回忆抗英岁月一桩桩历史事件，不仅出于个人的良知，更出于要保存民族的记忆。因为英帝卷土，总是暴力镇压和摧毁民族记忆双管齐下。它不但要霸占领土，掠夺资源，还要伪造史实，篡改历史，实行“洗脑赢心”的奴化统治，使人患上“历史失忆症”和“政治失语症”。陈平终身受通缉，焚化了还要受设关查禁的千古奇冤，就是持续“妖魔化”的最毒辣手段。它与社会的繁荣与发展背道而驰。

　　抗英战争，气壮山河；抗英历史，血火凝聚。人们要珍爱和平，不能不揭露一切篡改和歪曲历史的鬼蜮伎俩，以史实告诫世人，抗英历史不容置疑，抗英事迹不容诋毁，要牢记昔日战争的苦难，警惕人间惨剧的重演。

　　1948年6月20日，英帝国主义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殖民战争，居然瞒天过海，说是出于恢复战后“法律与秩序”而宣布的“紧急状态”。可这12年血淋淋的事实则是英国军警和特务以战争手段制造的冤狱、惨祸和血案，多得无可胜数，却从来不敢招认。就连骇人听闻的“巴冬加里大屠杀”惨案，亡灵尚未安息，死难者家属还在诉求，英帝至今仍“隐瞒真相、无视历史记录”。当年在“紧急法令”下，对一切爱国者和游击战士逮捕、拘禁、迫迁、出境、拷打、强奸、射杀、吊死、暴尸、斩首、分尸和示众等法西斯暴行，只要安上“叛匪”、“暴徒”、“通共”和“恐怖分子”等莫须有罪名，就可以不受国际公法的约束，不受国内法律的追究，而英国财团在殖民地的大量投资则可因“非战争状态”永保其公司的保险利益。马来亚变成了英国佬醉生梦死的天堂，人民水深火热的地狱。这就是“紧急状态”留给人们最惨痛的创伤和永远难忘的记忆。

　　陈平作为在马来亚森林领导反英反殖民战争12年，后又在国外主导抗战，直至这场殖民战争彻底结束，作为这场战争的马共总指挥的领袖人物，对英帝的本性可说了如指掌，透彻无遗，尤其是对英国佬发动的这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一场对抗马共的战争”，因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却不把“它称为战争”的弥天大谎。几十年后谈起“紧急状态”，依然满怀激愤，切齿痛恨。因此在他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的“前言”称“紧急状态”是一头绝灭人性的“怪兽”。〖注2〗就是“这头怪兽”在日本投降后，又张牙舞爪卷土马来半岛。在它的淫威暴虐下，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当年英国殖民地政府曾以受“共党威胁”为借口，扬言要把50万华人遣返中国。据史料：在“紧急条例”法令下，被英帝驱逐出境到中国和印度的华人和印度人就有好几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仅广东省人民政府就接待了38批，逾2万名被英殖民地驱逐出境的难侨。他们中大部分几代人就在马来亚披荆斩棘，胼手砥足，辛勤劳动，为当地的开发、繁荣作出了举世公认的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英帝国主义从来都是恩将仇报，为了他们本身的罪恶目的，毫无人性地对数以万计的善良人民，烧其家园，奸其妻女，杀害其骨肉亲人，扫地出门。我们的人民，一无所有，扶老携幼，被押上轮船卷缩在连席子也不发给的肮脏的甲板、舱板上，忍受着生离死别的凄惨，永远，永远地被迫离开了亲爱的马来亚！〖注3〗

　　日本军队是一支穷凶极恶，残暴成性，又野蛮透顶的军队，当年德国驻中国公使魏德曼在一封密信中称日本军队是一支“兽军”。真是无独有偶，英国殖民军的所作所为被人称作“怪兽”的暴虐和残忍在马来半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与这支日本“兽军”相比又有什么两样。

　　多亏马共没上英帝“结束紧急状态”的当，记取华玲和谈的教训，“从1955年开始，马共誓言，假如要向敌人投降或者接受任何形式的屈服，我们决不寻求和平。”陈平坚定表示：“我与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对此坚定不移。”〖注4〗马共当机立断，接受外援，发展武装，坚持战斗，“经受了40多年的磨难”，终于以边境激烈的反击战和南下突击队穿越中央山脉的枪声，向英帝发动的殖民战争——“紧急状态”，这场持续近半个世纪殖民战争的人间惨祸，作最后的告别。今天我们登上和平坦途，享受了和平的自由与幸福，再回眸这段曲折坎坷的历史往事，寻味今天和平来之不易，心中难免感慨不已。为了让这样的苦难不会再次降临，我们决不能忘记历史！

　　1960年英帝宣布结束持续12年的“紧急状态”，在这之前的1957年就给马来亚宣布独立。但这两项举措在明眼人看来，尤其在马共心目中充其量不过是英帝迫于形势，变换殖民统治方式而已。不出人们所料，“紧急状态”宣布结束了，但为英帝延续殖民战争的“国内战争”依然对马共大打出手，以至持续北上“围剿”，重兵压境，闹到边区无宁日。人们发现，所谓“紧急状态结束”，原来是新一轮的“紧急状态”又开始上演的战争把戏。

　　1957年，英帝给你“独立”却通过“英马联防”、“五国联防”和“内安法”等协议和条令把你绑在战车上，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来西亚人打马来西亚人”的“内战”。马共中委拉昔-迈丁指出，“政府被迫跟着英帝的指挥棒转”。“独立后延续下来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政府方面特意进行的。”昔日那些为争取独立而历尽艰险与流血牺牲的数以万计的抗英爱国者和游击战士，不但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尊严，依然视为“恐怖分子”而被踩在脚下受凌辱，成为政府继续追捕与镇压的对象，以至成为历史的大冤案，至今仍未被正确处理。令人可悲的是，宣布独立的礼炮声刚刚结束，追杀马共的联合“征剿队”又开进了乡村与森林，开始新一轮的“剿共”战役，诸如“老虎行动”、“姜行动”、“星行动”等接踵而来。每次出动兵力均达万人以上，“征剿”时间都在半年以上。独立之后，在马来半岛的土地上居然仍有英兵、辜卡兵、纽西兰兵、澳洲兵乃至斐济兵可以任意横行作恶。〖注5〗英帝从本国与英联邦调来步兵、炮兵和装甲兵，近一百个营的军队。与此同时，马来亚联合邦政府还施展所谓“再度大赦”、“重返社会”等诱降和逼降伎俩。前政府职官柯林-亚伯拉罕博士撰写的“透视合艾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一书指出，“独立至今几乎有33年了，但鲜血仍然流着”，“政治独立被认为不完整是因为在英马联防条约下那些外国军队持续出现在这里，而这个战争及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都为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注6〗

　　由傅树介、陈仁贵、许赓猷编，高波等翻译的《〈华惹〉时代风云》一书，以爱国者的牢狱生涯的亲身经历，强烈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建立了警察国的所谓‘紧急法令’以及引进了南非集中营这个恐怖武器的马来亚版本——新村”的黑暗内幕。正打中了英帝殖民统治的要害，使英国佬大为恼怒，叫嚣，这“可构成煽动罪”。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加坡国的1959宪法是一种误称。名义上称为一个国家，新加坡那时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殖民地，虽然已设有一个全面民选的立法议会。然而，国家的主权仍握在英国手中。”〖注7〗

　　李光耀曾把新马合倂视为“能拯救他政治前途的救生圈”。实际上“对新成立的更大联邦拥有主宰权的是英国。”它只不过是“旧英国殖民地‘大计划’的重生。”英国要将婆罗洲三地区并入马来西亚计划，其目的是要借此实现“英国在本地区的投资将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英国得以保持其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新加坡军港海军基地。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政府对消灭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共识，是这项计划的基本和必要的凝聚点。”〖注8〗1963年2月2日，英马新在新马两地联合大逮捕的“冷藏行动”就是这个血腥“凝聚点”的最好注解。正是这一天斋戒月的一个清晨，约凌晨四点半，刚满34岁的风云人物赛-扎哈利就是在“保护公共秩序安全法令下”，被“丢进李光耀政权的监牢中”，“在未经审讯下被扣留长达17年”。当年与这个“顶天立地、胸襟坦荡的铁铮铮的汉子”同时关进各地“冷藏”黑牢的还有好几百名左派爱国者、社会精英以及其他各阶层人士。

　　很明显，当年英帝及其代理人的图谋就是，在新加坡牢狱中通过各种酷刑，镇压左派爱国者，以配合在马来亚战场上消灭游击队的“剿共战争”。不管新加坡1963年9月16日被逼加入马来西亚，还是1965年8月9日在喧闹声中被逼脱离马来西亚，都离不开英帝这个宗旨。因此，该书指出，“马来西亚计划的成功，是以反共的三方共识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导致了战争不断，种族矛盾和冲突没完没了的恶果。这就是英帝宣布的“紧急状态”蓄意制造“这个东南亚小巴尔干化”，给半岛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灾难。

　　因此，谈及在“紧急状态”，从镇压游击队和爱国者的血泊中建立的“半生熟”的独立，陈平指出，“英国人所给予的独立不是真正的独立。要真的独立，英国共和联邦国家的全部军队必须撤退，它们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的军事设施必须关闭”。〖注9〗

　　笔者郑重重提往事，不是蓄意要挑起仇恨，而是要人们牢记历史的教训。当年东姑运用马共流血牺牲换来的谈判筹码，大功告成，却没能用“独立”给国人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引狼入室，造成更多兵荒马乱的战争灾难，忍受国无宁日的痛苦。“独立之后的冲突，是从英国殖民主义者承袭下来的悲剧”。〖注10〗拉昔迈丁这个千真万确的判断告诉人们，这个历史教训最为深刻，最为惨痛，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不管你是马来人，是华人，是印度人，一切心地善良的人们要珍惜和平就得牢牢记住。因为“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难。”这是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梅汝敖审判日本战犯后，对人们的热切忠告。今天对我们仍不失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华玲和谈因英帝操纵而失败之后，马共求和心切，仍作出第二次和谈的准备，曾多次发出和平的呼吁，而东姑拉赫曼从马共身上获得了谈判的筹码，功成名就后，就再不理马共了。其后历届政府也始终以投降为条件，拒绝再次与马共和谈。

　　独立之后的这段战争插曲，今天在和平日子里，很值得人们去反思与寻味。从1957年宣布独立而登台执政的东姑拉赫曼到历届政府无不仗势黩武，拒绝和谈。这个血与火的苦难经历，不仅对马共是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对一切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谋求独立与解放的斗争都是应牢牢记取的。那就是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在战场上没有足够的实力，善心求和无异于与虎谋皮。马共当年在“军事上是处劣势”，战场上“前景的确暗淡”情况下，出山和谈，英帝居然用囚车来接谈判代表。陈平直到晚年还耿耿于怀地回忆这段心酸的往事，“在会谈中，我被指责，‘不灵活’。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这样。到华玲去的人，并不准备聆听我要说的话。我们被阻挠举行新闻发布会。因此，学校围墙之外，没人能听到马共的心声。党是邪恶的，我们都是魔鬼，就是这样。我们像囚犯那样被侮辱。”“投降和受惩罚——华玲传达的信息就是这样。”〖注11〗

　　因此，马共看破红尘，看穿黑幕，看透英帝本性，横下一条心，丢掉幻想，上下寻援，发展武装，增强实力。马共没有其他选择，吸取了“华玲和谈”的教训和坐囚车的耻辱，回敬咄咄逼降的狂妄挑战，只能用枪声回答对手的阴谋和追杀。战斗是被逼出来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好战”这顶大帽子应戴在谁头上，国人是一清二楚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指出，“1957年8月31日，英殖民者不得不承认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将政权交给巫统。这样，各民族人民就在长期的和流血的斗争中产生了独立的马来亚民族国家，为祖国的历史写下了新的篇章。但这并不是完全的独立，战争没有结束，马来亚各民族必须继续为完全的独立以及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真正解放而斗争。”〖注12〗

　　华玲和谈失败的教训和“独立”后战争延续的生灵涂炭，陈平满怀激愤，终生不忘。据阿成回忆，1960年12月31日晚上，在昔罗的马共总部，中央机关部队开晚会欢送陈平出国，就在这个晚会上陈平深情地望着来欢送他的指战员，“站起来便放开歌喉唱道：‘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英帝赶出去，海水也洗不清心头的恨！’”〖注13〗这是临别战歌，也是上路誓言，获得战友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打破了森林的寂静。

　　说实在的，“紧急状态”12年的鏖战，天天在流血，年年在挨饿，马共也真被逼得好苦。抗英武装从1948年建军到1953年华玲和谈前夕，屡遭挫折，人员已从最高峰时的八千至九千人，只存下四千多人。〖注14〗至1960年，人民武装退据边区，只存下几百人。据《我方的历史》公布：“英国共部署了41营的作战部队来对付我的军队。”“总的来说，数十万来自海、陆、空军，其中不少是国民服役军人——都被派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这是陈平以亲身经历，向世界发出的血的控诉。事隔半个世纪，依然人心震撼。但毕竟天无绝人之路，人不死反抗之心。苦难催征程，牺牲出壮志。

　　陈平说，“在我追忆那些处于危急的日子时，我对于我们党机构各级同志所表现的适应力感到惊讶。尽管我们面对各种苦难——强制性死刑判决、大批人被驱逐出境、会造成神经错乱的长期监禁、敌人的优势火力，在1953年年初，我们仍然誓言继续斗争。从我那时的观点（我知道我的政治局同僚们的观点也是一样），我们不是寻求途径结束斗争，而是要设法摆脱困境，以便继续斗争。我们认为，我们面对的极端困难，只是我们的斗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注15〗

　　这段逆境苦战的岁月，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在和平日子里，人们温故知新，寻味和平的价值，依然可以看到当年这些忍饥挨饿，出生入死，可敬可爱的抗英战士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时时把强敌打入窘境的记录。看到他们不畏强敌，抗英到底的坚韧与顽强；看到在他们身上肩负着人民重望的光彩。

　　抗英战争的第二年，英帝在中部森林，“集中消灭”的战略连遭失败。1950年4月，它任命布里格斯中将为英军作战总司令，推行布里格斯计划，叫嚣要“从南到北，逐步地”消灭半岛各地游击队，实行切断粮食供应线的“饿毙政策”，使游击队陷于“粮食危机”的困境，加上英军火力升级的压力以及我军陷于纠“左”的“宣传政治”，“未能清楚传达《十·一决议》的军事要求”，而“错过了良机”，没能以更大的军事决心回应，但陈平指挥的南北呼应的游击队却比英帝更“巧于应变”，依然频繁出击，“歼灭不少敌军”，敌人并没能迫使游击队在“他们的地盘上与政府保安部队作战”。战场无能，相互推诿，导致英帝的“吉隆坡权力中心”的内讧，连布里格斯都抱怨他成为“剿共”的“跛脚鸭”而闹辞职。情报总监与警务处长发生人事纠纷“濒临请辞的边缘”。东南亚大总督麦唐纳与钦差大臣葛尼的不和也在加剧。葛尼被抱怨“剿共无能”，甚至向殖民部递交“亲笔信请辞”。可惜他辞不成，最后还是死在游击队的枪口下。

　　“1945年到1948年是马共的最强盛时期”，而1948年到1955年则是战争最为激烈的年代。“紧急状态”进入第七年就使英帝陷入战争的无底洞，英镑危机，人心思变，争独立的吼声四起，眼看“殖民统治在政治上再也无法延续下去”，加上数以千计的军警命丧丛林，更使它的伦敦主子留下“最痛苦的记忆”和“最不堪设想的效应”，而不得不设法找替身。被英帝看中的东姑拉赫曼，时来运到，从马共身上获得了与主子谈判的最大筹码，就背着马共在伦敦达成秘密交易，获得了英帝给予的“独立”。东姑获得“独立之父”的称号，却忘乎所以，失言而肥，成了政坛和舆论界一大话柄，但对相信有“二次和谈”的马共的天真，则受人同情。1955年“华玲和谈”的“风云际会”，时间已过了半个世纪，但良民百姓依然为和谈失败扼腕痛惜，对陈平领着他的助手陈田和拉昔迈丁出山和谈，旋风式求和亮相，作为历史佳话，却成了人们永远磨灭不了的记忆。华玲这个小山城从此门庭若市，成为遐迩闻名的历史名城，连拉赫曼晚年还念念不忘旧地重游，大骂马绍尔“从中作梗”，“该死”。〖注16〗

　　当年全马雀跃轰动，华玲满街空巷，蜂拥围观和谈代表，看的就是这位马共领袖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宁死不屈的性格，看的就是这些当年同日寇厮杀的抗日军，今日重上森林打英帝的风采。这支队伍从南打到北，长年鏖战，人员牺牲过半，但宁愿战斗到最后一人，也绝不跪下求生的英雄气概，无人不佩服。人民大众依然把自己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在这支队伍身上。“华玲和谈”破裂不到两个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特邀会见了马共中央代表团，赞扬陈平决心要战斗到最后一人，“这是英雄”。他表示，“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字典里是找不到‘投降’两个字的”。人们对那些充当殖民统治工具，蝇营狗苟，把“嗟来之食”当荣耀的奴才和显贵，无不嗤之以鼻。

　　据陈平回忆，华玲和谈失败之后，“感到泄气”，但“我们仍然能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和伤亡，我们的游击队仍然能够维持这样的活动水平：使到英国人和东姑政府对于他们不准备和我们进行比较公平的谈判感到后悔。”〖注17〗

　　十二年的“紧急状态”英军始终无法在战场上消灭马共，也真是无巧不成书，1960年英帝宣布结束“紧急状态”，吹嘘“他们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共产党击败的帝国”。恰恰是这一年，它的战争对手陈平北上神州，听取“忠告”，马共武装走出逆境，从此告别了“连一颗子弹都没有外援”的12年孤军奋战。在泰南昔罗指挥部队的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接到通报，正式获悉“中国财政援助”的承诺，立即电告在北京的陈平，表示他愿意领导一场“重振旗鼓的武装起义”。〖注18〗于是这场被观察家视为受到世界进步人类同情与支持的正义战争，尤其是正当中国人民抗美帝，战苏修，面对世界战争的危急和三年天灾人祸的困扰，就是再困难，勒紧腰带，也敢于伸手帮一把的宝贵支援，谁也不敢再低估了。人们无不拭目以待，看看英国人有多大的能耐，看看这场把马来西亚人推上战场替英帝卖命的“国内剿共战争”，究竟还能打多久。果然从1957年“独立”登台的首届拉赫曼政府到历届政府，都以“马共投降”为条件而拒绝和谈。可马共也不是豆腐捏的，她毫不示弱，偏偏胆大包天，就是有这个胆量和能耐，敢于同你奉陪到底。于是战争又打了29年。

　　回眸征程，山高水远，千难万险。1948年打响的抗英战争，以及后来的内战，战争开始英帝调动其优势兵力，叫嚷“三个月内消灭马共暴徒”，把南马游击队逼上彭亨，妄图在中部腹地一举消灭，但却连遭失败。英国佬不甘心，追上金马仑，进行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袭”，也阻挡不了游击队突围北上的去路。华玲和谈失败后英帝及其代理人重兵越境跟踪追杀，也始终扑空。在马泰边境大摆战场，搞联合“围剿”，“投下越战后在东南亚战争中最大的作战兵力”，也无法使马共屈服，反而仗越打越大。

　　马共善于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击侵略者。早在抗日期间，她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不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的统治，而且牵制日军在马10万兵力，为保障中国抗战的西南大后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大反攻作出贡献。这次抗英战争又把一、二十万以至几十万的英国兵和雇佣兵，紧紧拖住，让它陷入森林战泥潭近半个世纪之久，有力地支援了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运动。对冲破帝国主义包围社会主义中国更是直接的援助。在朝鲜战场上，英国甚至无法应美国之请，派出完整的师团。〖注19〗

　　1989年这是马泰两国人民最难忘，英国佬最难堪的年頭。正是这一年英帝强加在马来半岛长达41年之久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因为这场由吉隆坡执政当局推行的“内战”，实质上是英帝殖民战争的延续。它祸国殃民，年甚一年，人们不堪忍受，政府财政不堪负荷，邻邦也苦口婆心相劝；加上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东盟走向一体化，时代潮流，势不可挡，终于使马来西亚执政当局有了醒悟。

　　曾作为马方谈判团长的前总警长拉欣诺先生谈及和谈经过时说，“我们已经用了整整40年来阅读这一章的最后几页作为结论”。“现在马来西亚领导层赋予我们的政治决策权，并且获得多年来累积的智慧所支持，我们强烈地相信只有人类才会透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去解决议题。这全是人性，这完全表示着人性，这完全不是软弱的象征。这是力量的象征。”〖注20〗“从华玲会谈结束至今已经有很多重大的变迁。这些变迁的外在及内在都那么适时地将这个会谈的意义设立到了一个国际水平的舞台。”

　　今天解读执政者当年这番弃战寻和，把“和平谈判”视为“人性”，视为“力量的象征”，决心转向和谈的诚意，自然引发人们对和平之路的漫长与曲折感慨不已。当年引起世界轰动的陈平出山与政府第一次和谈，马共把橄榄枝送上门，终因东姑逼降而破裂，致使和平错过良机，又等了34年才能从华玲移到泰国的普吉岛继续这段末了的情缘。“和平协议”居然在外国签署，这更给世人与后代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曲折历史的话题。

　　个中奥秘，前政府职官柯林-阿伯拉罕博士在他撰写的“透视合艾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一书中作了如下阐释。他写道：“从历史回顾的分析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该党（马共）从现实中想透过武装斗争去达到最终的成功这个目的看起来真的非常遥远，因此应该减少武装斗争。”“但，马共想要继续武装抗争”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依然是“东姑阿都拉曼已经答应将有第二次的和平会谈”，不但不如期兑现，反而持续施压逼降，因此“决定战到一兵一卒为止也绝不投降”的马共武装，〖注21〗其坚持战斗，继续“对一些目标进行大量零星的攻击，将使吉隆坡中央政府仍然将马共视为严重威胁，并使他们相信和平谈判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注22〗加上“泰国的倡议非常大胆且务实”。这位博士引用泰国吉迪将军战争回忆录的结论，指出，“在现实中，泰国及马来西亚曾经联合行动来试图镇压游击队。‘（例如）1977年的围剿行动中（联合军）部署了一个从越南战争后东南亚从未有过的庞大军队……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打败游击队，而双方都失去了很多生命、武器及消耗巨额的金钱。’”因此，“他理解到马来西亚及泰国各别用了近50及40年的时间跟共产党进行对抗，但双方都无法完全打败游击队。这里要补充说：尽管马来西亚部署了大量共和联邦的军队及拥有先进的军力（包括空军和海军），但在与游击队的战斗中也同样遭到失败。”〖注23〗

　　写到这里，笔者自然想起60年前华玲和谈破裂，陈平回到在昆仑巴古的森林边缘过夜，“交谈时，夕阳西下”，戴维斯问及“为什么你不能投降”时，陈平透过“从树叶的空隙中照射过来”的“夕阳的余晖”回答他的“老朋友”戴维斯说：“如果你有办法使太阳从西方升起，我就可以命令我的军队忍受投降的耻辱。”〖注24〗

　　果然，有调动大半个地球殖民军的能耐，有“日不落”天大本事的英国佬终究没法使太阳顺从它的意志，从“西方升起”，使它“这头怪兽”逃过历史的惩罚。同样，东姑带头的马方历届政要，听从“英国人的教唆”，也自食其果而后悔莫及，太阳并没能从“西方升起”。但“撞了板”能真正了解“陈平性格”，抛开英国佬的所谓经战争洗礼后陈平的“人性价值已沦丧”的谰言，相信“陈平是一个正直的人”，〖注25〗真心实意回到谈判桌上，正如《关键时刻》一书所指出，能“从一个更广及宏观的视野去看待紧急状态，尤其从历史性的视野去理解马来西亚人民在殖民地时期从草根衍变而来的社会革命”，还是值得欢迎的。〖注26〗三方“互相让步”，“互相尊重”，“各方都为大处着想，为和平和繁荣而努力”，终于实现了和平。

　　然而当谅解与祥和降临马泰边区，降临马来半岛，人们对这个不知盼望了多少代人的和平日子，突然写在国际和平协议上，真犹如晴天霹雳。战争离去，和平到来，人们怎能忘记“草根”与和平的不解之缘，尤其是“草根”与和平的血泪情结，为了这个“关键时刻”不知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和平满含“草根”的泥土气息，和平带着嶙峋筋骨终于降临人间。因为正是这个“从草根衍变而来的社会革命”始终没屈服于重兵镇压与逼降，而是忍辱、含冤、挨饿、抗争、战斗、流血和牺牲，感动天地，唤醒人性，终于闯开了谈判的大门，解开了战争的死结。

　　血写的史实又一次说明，上世纪刚刚跨进六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陈平鉴于国际共运和中印半岛及东南亚局势的迅速发展变化，认同中共对东南亚局势“会起剧变”的评估并接受中共对战略决策的“忠告”，这位马共领袖为寻求马共出路，不惜跋涉异国，穿越穷山恶水，刚完成“北上行程”，抵达北京就当机立断，发讯息，出指令。他坚信，“人生总会有浮沉起落的时刻，而善于拿捏部署的人将是最后的赢家。”〖注27〗在边区的马共中央依据陈平从北京急传来的中共的郑重劝告：“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转变政策”。〖注28〗“新近委任的代总书记阿海（单汝洪）”心领神会，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会议，一致通过改变在昔罗作出的“逐渐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制定“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发出“重振旗鼓，积极坚持”，发展武装力量的号召。这个改变昔罗决议的雷厉风行的战略转变，恰恰就是告别“偃旗息鼓”的“最为沮丧的时刻”，集中全力，以战促和，加速结束“紧急状态”，迎接历史大转折，挽救战局，开拓未来的最果断决策。

　　尽管马共中央依据陈平指令作出的这个果敢战略决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受到北马局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严重创伤和干扰，〖注29〗但依然能闯过危难，向南推进。至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剧烈变化，马共中央又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不断加强战斗实力和武器装备，尤其是吸收大批热血青年上队，并先后通过“马来亚革命之声”和“马来亚民主之声”地下电台广为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马共中央总结40多年游击战经验，下令各部队指战员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几十年抗战的光荣战斗传统，强调游击战要更加机动灵活的创造性应用，尤其要加强对空作战和地雷战，因此，在吉兰丹、霹雳、吉打与马泰边境沿线的边区地带，各支人民武装部队对敌人要消灭马共武装的战争冒险，展开的一系列空前规模，空前激烈的反“围剿”持续战斗中，密切配合，愈战愈勇，化被动为主动，积小胜为大胜，一再挫败了来犯者的疯狂进攻，使其如意算盘落空，一个个战略企图成了泡影。

　　1977年7月十支与十二支武装部队和民运队抗击马泰军方联合发动的“圣光行动”和1978年中至1980年初第十二支“20个月反‘围剿’”自卫反击战。这两场大战役是边区40年来对马共实力最严峻的考验。当年苏联变色，东欧解体，危在旦夕；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神圣围剿”步步加剧；中国“文革十年内乱”刚刚结束；东南亚营垒复杂多变，局势极为动荡。因此，秉承英帝意旨，好大喜功的马来西亚执政当局企图通过马泰军事大联合，在世界“乱局”和地区“内讧”中，乘人之危，向马共进逼，企图将游击队一举消灭于边境的崇山密林之中。当年，善良的人们看到双方兵力之悬殊，交战之频繁和激烈，“围剿”之持久，无不同情马共，为马共担忧。每当听到拿乞好些山头被炸平的传言都十分焦急。勿洞始终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

　　据泰国军方透露，先后出动两万兵力的马泰联合发动的“圣光行动”。这是“越战后在东南亚战争中投下的又一次最大的作战兵力”，一开头就把进攻矛头直指十支总部和主力地盘荣县森林，遭到拉昔迈丁指挥的第十支十五突击队和各地支援部队的英勇抗击，来犯者“损失惨重”，重兵“围剿”不到一个月就草草收场。马方动用飞机“把军队空运回国”。〖注30〗仅相隔一年，马泰军方又迫不及待地把战争升级，发动20个月大“围剿”，对方先后出动一万名武装军警，兵力减半，却强化空中优势，强化地面火力。漫山滥炸，遍地炮轰；建据点，设炮位，长期固守；内围扫荡，外围封锁。重点进攻范围缩小为一个巴掌大的勿洞地区。拿乞河、木薯芭河、大东河以及甲号和丙号等地区都可听到反击战的枪声。马共主力“三中”地盘“从头到尾都是炮火连天，从未中断过”。投下甲号森林的炸弹不少竟是500磅的巨型炸弹。马方“开动了国防部的全部机器”的这场大战役，其军情指向很明显，就是要一举消灭马共主力部队，把游击队赶出这个“危险的森林”。

　　但来势汹汹的联合大“围剿”却被“化整为零”的游击队以森林战各种火力和地雷封锁的“小围剿”分割合击。内围挨打挨炸，外围也同样吃紧，连仁丹大森林都被打得死伤累累。此次大进兵一心要消灭马共主力“第三中队”，但却出乎预料，想同民运部队正面接触都落空，“三中”更是连影子都见不到。在莽莽大森林满山搜索，遍设据点，狂轰滥炸，却吓不倒游击队，反而激起他们更猛烈的反击。一进入大森林，头上见不到天，脚下有路不敢走。搜索怕伏击，行军怕地雷。步步为营还是防不胜防。一年多破纪录的大“围剿”，苦苦煎熬，得不偿失。这回连什么“胜利消息”不公布就撤军。处心积虑，调兵遣将，要把马共赶出这片“危险的森林”，反而被对手“围剿”到没一条路好走，没一个据点可固守，没一片天空可安全飞行。直升飞机运伤兵唯恐不及，还要两架并排护送。〖注31〗

　　时隔三个月，马共十二支司令部发出战胜“20个月大围剿”的战绩报告指出：“在反‘围剿’战斗中，我军一反过去的做法，坚决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发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使用不同的兵力，采用多种作战方式，发扬我之长处，攻击敌之弱点，主动开展进攻性战斗，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来犯者“惨败收场，仓皇撤兵”。〖注32〗面对如此战场流血，仍无法战胜马共，结束战争。当年泰方一位战场司令忍不住心中的忧虑和感慨，发出无可奈何的长叹：“泰马两国联手出兵征剿马共，长达40年之久，却无法战胜马共。尽管各方都损失巨额预算，遭受巨大伤亡，还损失了国家发展的时间，可打了这么久，还无法回答说，这场战争究竟打到何时可以结束。”〖注33〗

　　尽管马泰军方迟迟未公布边区大战役的真相，马方更是讳莫如深。但马共在告别森林的大决战中的战争奇迹，早已传遍各地。《合艾和平协议》签订6年之后，泰国将领吉迪-拉达纳查亚将军郑重回忆当年大决战的情景并评价马共游击队的战略战术时，这场大战役的最后结局才首次获得军方证实。就是这位面对战争流血长叹何时了的将军，如实地揭开了这两场丛林大战的历史真相。这位泰国将领还史公道的坦荡胸怀和敢于正面评价马共战斗的诚意和远见，无不受人钦佩和尊敬。昔日兵戎相见的对手，成了真诚的朋友，成为极其动人的马泰人民和平友好的历史佳话。

　　《合艾和平协议》10周年前夕，马方警总长拉欣诺向记者表示，“连绵的战斗也使政府耗损庞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以及拖慢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政府必须认真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内部战争。”“只有达致和平，才能寻求发展”。〖注34〗

　　1995年当年参加指挥这场战争的泰国将领吉迪将军，以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身份，在他撰写的两本历史性泰文文献专著《献身祖国三十年》和《献身祖国三十年——扑灭南方烈火和马来亚共产党》，正面评价“马共边境事件是国际事件”，认为它“作为东南亚历史记录的重要篇章已载入史册。这段历史对泰马两国人民都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位长年在战场上，后又在谈判桌上，同马共打交道的泰国将领认为，马共手中这支人民武装力量是“一支东南亚最坚强的共产党军队”。〖注35〗在一些场合他赞扬陈平“敢于牺牲，英勇顽强和有智慧”，是个“争取国家独立的领袖”。精通军事，颇了解马共战略与兵法的吉迪将军对马共因势利导，创造性地执行“积极防御的方针”给予客观评价，解读得令人信服。要转向和平的大胆创建，更令人敬佩。这位泰国将领认为，“泰马双方都无法最终战胜马共，这是因为马共熟悉地形，熟悉森林作战，善于灵活转移，躲藏和回避。马共是采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毛泽东战术。”他十分感慨地说，“花了40年时间，征剿马共但不成功，征剿不能持久终止泰马边境的战争，因此要实现持久的和平，要给边境地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那就是通过谈判。”〖注36〗

　　真是不打不相识，40年的战争终于在这“凄风苦雨年代”的重重考验中，使战争对手领略了马共的战略与坚韧。边区最大的反“围剿”战役，却时来运到，因祸得福。一场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较量的最后结局，竟成了互谅互让，光荣和解的契机，成了唤醒重开和谈的政治智慧和忍让协商的历史大转折。

　　马共人民武装在边区抗击“圣光行动”和20个月反“围剿”的胜利，是保卫边区根据地的英雄壮举，更是迎着枪林弹雨和狂轰滥炸，勇敢地跨越战争险谷，迈向和平坦途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它作为马共告别森林的最大战役而铭刻人心，永垂史册。“半岛持续的战争将集中在北部地区”，这个早在1953年邓普勒就预测到的边陲战地，恰恰成了英帝结束“紧急状态”，彻底撤出马来半岛，最不堪回首的“伤心岭”。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再回顾这段非凡岁月就会感到以下从“草根”衍生，又不辜负“草根”重望的马共中央的一系列战略决策，对推动战争转向和平所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当年派出一支支南下突击队深入马境腹地，恢复国内武装斗争，尽管遭受严重挫折，但其军事渗透、地下串联与政治影响，不能不对敌人北上“围剿”的重兵压境，形成顾此失彼的威慑与上下吃紧，腹背受敌的牵制，不能不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精神鼓舞。

　　当年大搞军政训练，加强战备，提高了人员的战斗素质和指挥能力并扩充了武器装备，增强了自卫和反击的力量。在普吉岛陈平曾坦率地对拉欣诺说“我们在1970年代初收集了这些枪支，预期共产党会在印支大获全胜。当时我们把准备工作局限在囤积武器，建立秘密的军火库。”〖注37〗另据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在《一路艰辛向前走》一书透露，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越共要员长征在河内会见阿成时，曾谈及武器援助问题。过后黎笋甚至表示，准备用缴获的美国武器，给马共装备两个师的部队。

　　当年重视武器的研制、改装和购买，加强武器的现代化，特别是地雷战和对空作战技术在战区和战场上获得了广泛使用；重组境内境外各地交通网络，联系畅通，上下配合，统一指挥；对城乡的串联，更是广结善缘，恢复民运和地下工作的活力；“深挖洞，广积粮”，山上有装备，地下有藏粮，光哈拉河岸边山垄的藏粮就足够总部十年的军粮。此种不顾一切辛劳和牺牲代价的备战和应战决心，外界鲜为人所知，今天揭秘还令人吃惊不已。就连曾埋怨快出山还那么苦背粮、藏粮的老友，出山后一旦了解藏粮奥秘都恍然庆幸。

　　在国际上，除派出马共中央代表团常驻北京之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在伦敦、北京、河内和雅加达等外国首都设立各种外事联络和宣传机构，设立国际统战组织如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等。此外还派出代表出席兄弟党代表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

　　这些分布各国的驻外机构和人员对传达马共的声音，往往起了“意想不到”的应急作用。华玲和谈前夕，马来亚政治趋势急速演变，马共正面对“紧急状态”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陈平急需发表改变政策的声明，可刚进入勿洞，受破坏的交通网络一时难以重建，仍无法与外界联系，与杨果也联系不上。于是一份由“两位身在北京的同志”写的及时评估马来亚形势，“考虑以谈判方式解决冲突”，涉及“紧急状态”以来，马共建议与政府举行和平谈判的“第一个建议”的那份“立场声明”就是由马共驻英国代表提呈伦敦大会而惊传世界。时隔半个世纪后，陈平在回忆录中赞赏一名新闻工作者说，他名叫林丰美，“他当时在伦敦也是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发言人”，“林代表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编辑那份油印《马来亚箴言报》(The Malaya Monitor)，可他一直只是党的同情者，不曾是党员。

　　陈平运用外援机制，还在国外设立了功率强大的地下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以及随后移到马泰边境运转的“马来亚民主之声”。这两家电台忠实执行马共指令，及时地宣传马共政策，报道人民武装战况，表达人民意愿，对社会的黑暗进行无情的揭露与抨击，让马共的声音传遍半岛城乡，也传遍世界许多地区。

　　马共深知，要摆脱遗留下的几十年殖民战争的苦难，唯有加强实力，扩大影响，才能有自己应有的作用和说话的分量。因此，各武装部队、民运部队和南下突击队坚决执行马共中央上述各个战略方针，不辞辛劳，不怕牺牲，终年转战，可说战得及时，苦得其所。它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免除了大批人命的死亡。因此，它作为出山前夕最惊心动魄的英勇顽强的苦战，付出了牺牲代价，却换来了社会和平的补偿，无疑是人民武装告别“紧急状态”，结束殖民战争的最勇敢，最响亮的枪声，是马共历史篇章中最光荣的一页。它给马共和谈成功，步上和平坦途的巨大意义，无疑是加速殖民战争彻底结束的无穷威力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力量。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必将对和平发展的未来产生连锁效应。

　　南下突击队，这些祖国和边区的优秀儿女，肩负使命，横跨霹雳河，攀登大汉山，重返金马仑，穿越中央山脉，深入敌人的心脏地区，长年在最艰险的第一线，坚持战斗。终年血战丛林，穿插城乡，出没据点，面对重重围困、追杀和诱捕以及弹尽粮绝的威胁，有的队伍被敌人瓦解，在极其困难与艰险条件下坚持斗争，不愧是赤胆忠心的英雄队伍。前马共突击队司令张佐（张天带）化名“阿德叔”，是边区民众爱戴的好干部。他长年率队南下，临危受命，万险不辞。这位司令身经百战，血染长山，名震全马，潜入吉隆坡，被捕而不屈，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我的半世纪》，成为翔实记录游击战的不朽名篇。

　　马共近半个世纪来，在努力推进结束殖民战争，加速和平到来的历史进程中，为实现人民的迫切诉求，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北上长征忍饥挨饿，血战雨林；边区反击战坚韧顽强，战功卓著；南下突击队不畏艰险，视死如归。上述这些代价所换来的对统治者的威慑，对人心的震撼，对社会的影响，对百姓的鼓舞，历史难忘，良知铭刻。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而献身的英雄们的鲜血已化为实现真正独立，开创社会和平，推进社会民主的巨大补偿，他们流芳百世，名垂青史。这就是“普吉和谈”中，三方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的最深刻渊源。这就是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的最真实背景。

　　无视上述历史大背景和战争大浩劫，津津乐道所谓马来西亚“朝野双方体面妥协”乃出自英国人的“教养”和“宽恕”。这对于受过“紧急状态”之苦难，尤其是挨过英军炸弹的幸存者，除了莫名惊诧之外，又有谁能相信呢？

　　2015年8月15日以安纳斯为主席，洪庆福、谢献国为副主席的泰国和平联合会在合艾蠡园商场酒店举行了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主题的纪念南洋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晚会，有500多名来自新马泰的华族、马来族、泰族各界人士踊跃参加了盛会。会上对当年参加马来亚抗日和抗英的六名抗战老兵：前方（江清彦）、刘武（刘记生）、大光（刘炎泉）、张峰（叶桂华）、老孙（孙增奎）、小坚（阮少军）等同志，身披写有“抗日老兵”大红绶带，由安纳斯主席上台颁发慰劳金，并与泰军方代表、侨团首长以及和委会委员合影留念。

　　这个讯息表明，各界、各阶层“纪念战争是为了不忘和平”。饮水思源，要永远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要永远缅怀先辈创业之艰辛，缅怀先烈牺牲之壮烈，已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共识。所有在历史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反侵略和反压迫，为独立与和平事业献身的先烈和勇士，永远受人缅怀，受人尊敬。光荣永远属于为独立与和平而献身的人们。

2016年8月第三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