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正确与文学性：
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

近读海凡著《雨林告诉你：游击山头和平村里》（吉隆坡：文运，2014），是一本很难归类的小书，半部小说半部日记，不过作者将后半日记归为“散文”。基于研究者本能，我很自然地先读“文献价值”较高的日记，从中索隐、计算作者的背景和经历，也窥看其见解、书写的诚意和层次。

作为一名马共游击战士，海凡读来像另一个贺巾，文字诚挚朴实，但小说水准不太稳定。前二篇章写女工生活和社会压榨，显得生涩且落俗套，可能也是对女性心灵的掌握不足所致。但后面以游击战斗为背景的几篇却异常精彩，除了人物形象不刻板，故事张力加大，整体的文学技巧也相对成熟。因此当我们谈到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时，值得讨论的，除金枝芒和贺巾之外，又添一人。

晚近十年“马共书写”一词在文学场域里经常被讨论，但“马共书写”作为专用术语蔚为流行，却没有清楚的界定，不同学者在各自的定义或不定义下直接使用。其时我对相关论述有不同的理解，同时也出于对马华文学“以文述史”传统的好奇，因此花了一些时间阅读了当时我所能及的、以马共为题材的、即使马共仅以“不出场地存在”的文学作品。

在我的阅读里，“马共书写”分为三个传统：即文学创作、报导文学以及由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文学创作主要指以马共为背景／主题／主体，或围绕着“紧急状态”时期那个剿共年代的文学作品。事实上这类作品不少，散见在东西马华作家的零星篇章中，较热衷者有商晚筠、小黑、梁放、驼铃、黎紫书、黄锦树、李永平、张贵兴等人，其中有长篇或中短篇集结。追纵他们的作品，可看出“马共”从敏感课题过渡到纯粹创作的世代痕迹。

如果不拘泥于“马”“华”，“马共书写”其实可以纳入一批以英文为媒介、以“类报导文学”为形式的作品。这些著作出于军人、文官、记者、作家、学者、传教士以及医护人员等具有殖民者身份人士之手，他们以自传、半自传、自传体小说、回忆录、见闻录等文体撰写实际生活经验。但这个书写传统没有延续下去，经过1950年代的高峰，随着殖民结束而式微。

然而另一个传统，马共书写的“马共书写”则在1990年代以来大放异彩。我们比较熟知的马共作家有金枝芒和贺巾，前者受到马共方面奉为“人民文学家”，他的作品经过整理再版，重新推介给大众；而后者则备受冷待，究其原因，乃政治不正确之故。主流马共对贺巾的创作颇有微词，认为他好发牢骚，把个人委屈转移到作品，人物刻划有所投射，将全体的缺失集中在单一角色身上，扩大其负面形象，不符事实。

我对“马共书写”的探讨截止于2011年，是次系统性的阅读和讨论之后【注一】，对陆续问世的作品并没有全面跟进。然而当“马共书写”一词渐退流行，作为学者的黄锦树仍持续关注马共作家的书写，而作为创作者的黄锦树则大肆书写让人很头痛的“马共书写”。他的“马共书写”被马共痛斥为胡说八道，不过这是题外话，未来有机会再谈。

针对贺巾的两部长篇《巨浪》（吉隆坡：朝花，2004）和《流亡》（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0），黄锦树认为它们欠缺文学趣味，也缺少文学经营，虽然篇幅大，但讯息承载量低；作品力求语言浅白，没有复杂的文学技巧或妨害理解的设计，内容严格限制在经验范围内，同时也清楚地界定可写与不可写的范畴，颇有抵制文学想像的况味，而这种内在视野的局限，既是自我理解的局限，也限制了他人对他们的理解。黄锦树期待看到潜伏于森林中数十年的、庞大的社会众生相，然而没有，因此怀疑贺巾的写作目的是非文学的，他只是用有限的虚构去“补史之阙”，而且那“史”，也不过是他的“我方的历史”。【注二】

前文提到，我读海凡如同看到另一个贺巾。两人同样来自新加坡，文青出身，经历地下组织和上队，个人行事低调，晚年重拾笔杆，作品具批判反思意识。根据日记计算，海凡大概是1953年出生的，他与1935年出生的贺巾，是相差了18岁的两个世代，但写作风格并无太大殊异。海凡的部份篇章也欠缺文学手法，仅仅是以小说为形式的“行军日志”，加上对话而已。因此我假设黄锦树对贺巾的评论也可及于海凡，起码部份适用。【注三】不过作为马共历史研究者，我对马共的认识不仅止于文本。除了一张张具体的脸，马共无论作为一个整体和个人，我都有所接触，因此阅读“政治不正确”的马共作家，我尤其慎重。

超越政治正确的文学实践

首先我不认为这些作品是非文学的。作者写作的目的肯定是“文学”的，即使仅以他们极有限或未更新的文学观来展开。从小说志期，可知贺巾和海凡大部份作品都在部队完成、及后再修订出版。创作当时，这些作品很可能是没有读者的，“书写自娱”的成份浓厚。他们不同于负起文教宣传工作的金枝芒，有创作的对象和任务。没有预设读者的书写行为一般来说比较单纯、坦率，也较无意识型态包袱。因此论者可以针对作品的文学性、其高度和技巧提出质疑，但否定其文学动机，则太过武断，也辜负了那些不辍创作的坚持。

“补史之阙”是事实，但或许跟“此时此地”的写实主义传统与信仰有关。贺巾和海凡的小说都受制于经验范围，他们都有不敢逾越的叙事界线，不过无关否决或抵制文学，纯粹是视野的局限，包括个人的及文学观的。他们的创作开始得很早，贺巾在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海凡最早的作品志期1978年，都在青涩岁月，而后面的革命生涯，更打断了他们文学实践。无论如何，他们的格局远比“政治正确”的“马共书写”开阔得多，中委阿和所著的《山高太阳红》（吉隆坡：21世纪，2006）就是很好的对照组。相较于那些形象高大、不合理的纯洁／善良／正直／服从的人物描写，贺巾和海凡的小说穿插了极多自我投射的反思，作品充斥跟内部对话／对抗的企图。海凡述史的动机不明显，而贺巾的“史”，纵然是“他的‘我方的历史’”，却不是没有价值的。这正好可以答复讯息承载量低的问题。

如同《巨浪》在某种程度上为“五一三学运”提供了“有力”的当事人说法一样，《流亡》对于帮助我们了解新加坡马共的革命路线、遭遇和经历也起了补白的作用。讯息多寡是解读的问题，不在作者，反而在读者的阅读位置。黄锦树是众多执着于“马共书写”的评论者中下功夫最深的（当然他在他人如我所下的功夫之上“胡作非为”的“创作”又另当别论），但他毕竟不是以历史为本业的，他没有考据、琢磨及延伸这些讯息的任务。然而正当马共试图凝聚自己的“我方历史”版本之际，贺巾在其经验范围内“据实”揭示的情节，正好反映了“马共书写”的内在多元，尽管有限、抑郁、欲言又止。

如果理解到革命对战士心灵的戕害，则我们读海凡笔下那些极具人性化的人物，那些处处充斥人际之间的私心／斗气／不服／争胜／性别歧视／懊悔／愧疚／反省等等，就不再那麽理所当然了。反思的姿态之于文学轻若鸿毛，对马共而言或许是泰山之重。

注释

【一】、详见拙著，〈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渗透——“马共书写”的类型、文本与评论〉，徐秀慧等主编，《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台北：里仁，2011），页439-476。
【二】、文见〈不在南方：论王啸平与贺巾晚年的小说〉，《香港文学》，348期，页61－68。
【三】、黄锦树另文指海凡与贺巾并无不同：“后革命时代”的马共小说，共同特色在长期患难与共培养出相濡以沫的情谊及信任，是革命失败后唯一值得珍惜的。（〈后革命时代的马共小说〉，待发表）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