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馆
以下是2017年11月4日至2017年12月2日《新加坡文献馆》的评论:
一
联合早报副刊07/01/2001《历史事件要角回首往事》吹捧王赓武: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能回避一时,难回避一世,在生之年回避得了,长眠九泉之后,别人还是会旧事重提,拿来议论一番的。那时,如果别人对他不公正,他就没法为自己辩解了。研究历史的人深知历史学家的厉害,我们常常说对某个名人“盖棺论定“,参加“论定“的人当中,历史学家从来不缺席。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面对而不是回避,这正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按早报的溢美之词来看,王赓武很有必要对南洋大学历史记述中的模糊不清之处有所澄清。
1、《王赓武报告书》有关大学学制的改变,王赓武本人有着两个不同的说法。
其一,2017年,李淑飞《语文政治、国族建构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权力重构:以南洋大学教学媒介语问题为研究主线(1959-1975)》183页:
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表示,他的同学王邦文当年找他时,他们之间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南大学科、课程时又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因为他们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这就不能不谈学制问题。
其二,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 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赓武:我记得在1964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的教育部长王邦文来找我(注:王邦文原是尊孔中学的华校生),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原因是新加坡已加入马来西亚,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以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我当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接受他的邀请,答应为新加坡的南大草拟一份报告书。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不同。其一,王邦文并未正式谈及要处理南大学制问题,而是王赓武不得不触及学制问题,因为学制、课程这些是分不开的,不谈学制谈不下去。其二,王邦文来找我,他要我领导一个课程委员会,全面检讨南大的学制和教学内容。
要理清的历史问题是,王赓武报告书修改南大学制的建议,是来自王邦文的官方指示,还是,王赓武自作主张?这也正是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所提出的疑问:报告书原来是审查课程的,但内里对学制提出了改革,这个有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
有必要一提,谢诗坚文稿並未让王赓武过目。另外,报告书第1章绪言的第1节讲述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由于报告书的工作范围没有明文要求审查学制,所以说,建议南大实行新学制是来自王赓武的主张之说,更为可靠。
在此,王邦文身为南大历史事件的最重要,而且尚存的见证者,确实是有着历史与道德上的双重责任和义务,向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对创办南大做出贡献的广大华人群众,清楚交代南洋大学历史的真相。当然,当年的文化部长易润堂也有着同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2、王赓武报告书的目的是什么?王赓武也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其一,2017年,王赓武接受李淑飞访谈说:课程委员会的理想是如何让南大的毕业生给大家都接受,不能说你是南大毕业就给你少一些钱,并让南大与当时吉隆坡和新加坡的两个马大的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
其二,1986年,王赓武接受《学苑》访谈说: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
前者说,报告书是着眼南大毕业生享有平等待遇的未来。后者说,报告书是要适大马环境的需要,必须对南大有个调整。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王赓武提出的两种说法,更像是一名政客的套话托词,如此推搪,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从历史发展的大时代轨迹来看,毫无疑问,王赓武报告书不是为了关切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也不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王赓武报告书是延续白里斯葛报告书和魏雅聆教告书之后的,第三份有关改变南洋大学办学宗旨的政治方案。
英殖民政府在打击华人政治的意图上,先是千方百计阻扰南洋大学的创办。在既成事实的无奈之下,利用白里斯葛报告书在黑箱作业的政治操纵下,指责尚在创办进行中的南洋大学,设备不足,所以不建议承认南大学位。
在这荒诞逻辑的基础上,李光耀启动了破坏南洋大学的一连串政府政策。之后,魏雅聆教告书是以马来亚大学为蓝本来英化南洋大学,接下来,王赓武报告书粉墨登场,强行制约大学的学术自主与自由。
历史上很清楚的是,三份报告书的共同目的,就是要打击南洋大学的成长和存在。铁证如山。这是一个毫无争辩空间的历史事实。
但是,被尊称为历史权威的王赓武竟然无视这一个如此显著的历史事实,反而拿南大毕业生的未来前途,和南大要适应新政治环境的借口来说事,那是别有用心的说法。
王赓武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洋大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彻底的改头换面为,造福南大的毕业生,让他们享有平等待遇。如此颠倒是非黑白的狡猾言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径?
明显的,联合早报的盲目吹捧是夸大其词,因为真相正好相反:王赓武教授对于自己涉入很深的历史问题,选择了回避而不是面对,这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二
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是1986年8月14日上午,刚抵达香港大学的王赓武在校长会议室接受学生会就南大事件的访问记录。文稿声明:访问稿尽量保留愿(原)意,不加任何演译,使大家能似在细听王校长娓娓道出二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学生会共提十一个问题,第一道问题是: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㈠ 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㈡ 你明白新政府为什麽(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卻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
第四道问题是:
访:但听说在南大课程报告书发表之前已有两份报告书公布,亦有就南大的情况给意见,而这两份报告书已提过南大改革的问题。第二点从资料可见(《南洋文摘》)南大成立初期遇到很多障碍,林和合先生曾同意当日的政府是不大赞成南洋大学的成立,不知王校长如何评价此问题?
王: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要考虑到新加坡政府有南大毕业生,行动党里面有几个领导也是南大学生,所以我不敢说他们对南大有什麽反感。但我要提出南大学生中有拥护反对党的,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以前的殖民地政府对南大无好感是可以了解到的,但行动党不简单,他们里面也有不同的意见,内有英校毕业而不懂中文的,有些根本不是华人,有几个南大毕业生更有相当的地位及活跃,不少刊物也是他所编的,有一定的影响。
在王赓武对这两道提问的回答上,首先,王赓武把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成立,说成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所以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包括教育等。至于,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
其次,王赓武说,脱离马来西亚之后,新加坡应作废却不作废报告书是有其特别的理由,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
还有,对于新加坡政府不大赞成南洋大学成立的说法,王赓武说,相信林和合先生会更清楚问题之所在,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怎样看南大我也不十分清楚。……这个新加坡内部的政治斗争的情况我不大清楚。
暂且不置评王赓武回答论述中之事实的可信程度如何,更值得先行深入探讨的一点是,如何解读王赓武一再重复的:我不是新加坡人,这么一个立场声明。强调我不是新加坡人的立场说明了些什么?所为何事?
不过,看来,王赓武一旦面对有关王赓武报告书的提问时,就会提出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辩护声明。比如,2003年,谢诗坚《王赓武教授访谈录(一) 南大与王赓武报告书》
王:我不知道为什麽,但我想大概我是马来西亚人,也在马大执教,不是新加坡人,也与南大攀不上关係。也许我会用马来西亚人的眼光看待华教问题,会给南大的未来一个比较客观的评析和建议。
在此,王赓武提出了四个我不是新加坡人的解说: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对新加坡的政治现实一无所知。
其实,这一种不是新加坡人就对新加坡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开脱,是十分的天真愚昧。为何马来亚人即便是生活在吉隆坡,就不能够熟悉近在隔邻的新加坡社会现实?
历史事实是,王赓武是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受教育,并且是1950年代新加坡政治变更的参与和见证者。做为一名职业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也必然比任何人都要更清楚当时新加坡政治现实的来龙去脉。
对于王赓武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妨看看其本人如何讲述有关的历史事宜。2011年6月19日,联合早报《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是记者在东亚研究所的专访记述。
他前来新加坡上马大念书,犹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1954年从武吉知马校园马大毕业。
王赓武说:“当时的反帝反殖气氛很浓,还有马共。各民族也各有自己的党派和各种政治活动。我们学生之间不停地谈,天天谈这个事情,除了读书之外,就谈新的马来亚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建国。当时社会非常复杂,每个民族都有极端分子,想法是以自己的民族为主。我们马大的一些学生认为一定要想办法建立多元民族社会和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新兴国家。”
“也因受到环境影响,注意到历史的变化和政治上的奥妙,所以就想研究历史,想懂得历史的总趋势、总变化,看有什么原则能够帮助我们应付当代的情况。”
“我在英国的时候,是新马向英国争取独立的时代,我们当学生的一直都挺注意,觉得基本上的发展方向是对的,所以先是马来亚独立。新加坡有另外的问题,相当复杂,当时马来亚也不要新加坡,英国人则想保留新加坡作为殖民地。”
马来亚在1957年8月独立,王教授正好在同个月份回来。他先是在马大新加坡校园执教,后来在1959年北上吉隆坡,参与当地马大校园的建校工程。
“虽然我是在大学里工作,但因为我念的是历史,所以对当代历史也很感兴趣,留意各个党派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很关心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改变,所以认识很多朋友,包括政治家和工商界人士,也了解建国过程中应该怎么去应对。”
当新马宣布分家时,他正从澳大利亚讲学后准备回返吉隆坡,在悉尼过境时在电视上看到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落泪的一幕。隔天在新加坡转机回吉隆坡时,看到有人在机场内燃放爆竹庆祝。他当时很费解,也很难过,觉得这太可惜了。
“新马共同的地方非常多,其中一个区别在于一个是以马来人为主,一个则以华人为主,要消解的话,并不是不可能,但得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当初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家也愿意想方法来跨越这个民族之间的困难,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对的,也是应该有的。固然拥有多元民族,但未必不可以建立成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这个理想我觉得是值得去争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赓武教授回首八十年》绝口不提王赓武报告书。在此,历史的讽刺是,如果没有王赓武报告书的存在,王赓武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被人熟悉的名字。当然,就更不会有什么撰写王赓武回首八十年的新闻价值。
此外,还可以补充两点报导没有提及的信息,其一,王赓武是1953年2月成立的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创办人之一,并且被选为首届主席。其二,王赓武是1968年3月24日成立的马来西亚民政运动党创始人之一。可见,王赓武的政治背景非同小可。岂能是一个政治无知者。
回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华惹一代的大学生政治活动,王赓武和许通美投靠李光耀之后,仕途风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相反的,华惹的其他成员则历经了人间炼狱,林福寿和博树介,在无司法审讯的政府行政命令下,被分别囚禁了21年和18年。囚禁远远超出了重大罪犯的无期徒刑,因为杀人囚犯在坐牢13年后就可以获得释放。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三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
香港大学《学苑》(1986.08.14):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
《联合早报》副刊(07/01/2001):报告书拟好后在1965年5月呈上去,两个多月后晴天一声霹雳: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情况大变!以新加坡是马国一个州这样的前提下拟定的报告书一下子失去了基石。至于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对南大的态度,王赓武强调这与他无关,他无权过问,也无能为力,留下的只是遗憾。
论述历史是要解释真相,岂能夹带私货?岂能另有所图?毫无疑问,历史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政体是否是马来西亚一州的现实,无所关系。
2、王赓武提出的,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之说,不仅毫无根据,而且别有用心。
华人占75%的新加坡和华校和华人势力之间,没有一丁点必然关系。任何意图以此假借,来塑造新加坡华人人多势众,华校是强势政治势力的联想,更是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新加坡华人社群是由受英文教育的政治精英,和受华文教育的草根阶层构成,体现了社会之政治权力架构的两极化现象。从政治的零和博弈现象来看,英文教育精英越是强势,则华文教育草根社会地位越是脆弱。历史上,以李光耀为首的政治精英,就是以狂风扫落叶的绝对优势,毫无悬念的,把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体系连根拔起。
1959年李光耀成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后的其中一件历史性政治决策,就是接受《白里斯葛报告》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颁发的大学文凭,以及坚持南洋大学必需进行改组。《白里斯葛报告书》开启了李光耀积极干预南洋大学的历史进程。接踵而至的是魏雅聆《南洋大学检讨委员会报告书》,随后,王赓武《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粉墨登场。三份报告书同出一辙,都是为了挫折南洋大学向创校宗旨办学的大方向发展。
李光耀也通过针对性之教育政策的措施,来打击南洋大学的进展。王赓武在《学苑》承认: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像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
除此之外,在新加坡本土,李光耀于1961年通过中学改制,来切断南洋大学的新生来源;南大的招生条件是六年中学教育,所以中四毕业生不符合大学入学准则。如此一来,接受中四毕业生入学的南洋大学,只能等同新加坡工艺学院,体制上,南洋大学必须降格为一所学院。也就是说,南洋大学丢失了一所大学的资历地位。
根据邱新民的记述,李光耀的设想是摧毁华校原有的高三制,因为没有了华校高三,华校初中生唯有改变教育源流,到以英语上课的初级学院就读。诚然,这正是一箭多雕的老谋深算。
如此任人宰割的华校和草根华人,如何会是王赓武所说的: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历史事实却是正好相反,受华文教育的社群向来都是政治弱势者,总得逆来顺受的在夹缝中求生存。
华社面对如此严峻和残酷的政治现实,岂能会有如此天真愚昧的痴心幻想?王赓武的观点,显然缺乏历史依据的支持,可以说,简直是在胡说八道。
3、王赓武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历史证明李光耀不仅是走英化的道路,而且更是把传统华人语文教育体系彻底摧毁。即便是在当年,三份针对南大之报告书的终极政治目的,亦是不言自明,根本无需做任何猜测。华人社会舆论包括华文报社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语言文化去留存亡的忧虑,是在行使正当,合理合法的维权。易行《廿五年风雨话南大》记述了南洋大学经历过的坎坷历史过程。
1965年9月16日,《星洲日报》社论:“南大课程的调整前提,变成首先在于如何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所建议的南大课程调整办法,主要精神似乎在于把南大改组为一个事实上的英文大学。”由此可见,这篇社论是通观该委员的报告书之后而得出的结果,并不是无所根据的凭空捏造。
1965年10月26日,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在提呈有关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的备忘录指出:“从整个报告书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学生认为它实际上就是行动党政府变质南大,消灭华教的立场基础。学生也认为委员会竟故意超越其职权范围,鲁莽与不必要地过问南大创办的宗旨和本质、教学媒介语,学系的存亡兴废、合并或改组、及调整师资,待遇等问题。”同样的,南大10大学生团体的精湛评论,肯定也是仔细理解和严肃分析了整个报告书之后而做出的判断。看来,王赓武并没有阅读过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备忘录。
明显的,王赓武的意图是要通过不知名人士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的意象,来质疑华文报社论和南洋大学10大学生团体联合会备忘录的可靠性。
其实,即便没有看过报告书就发言,也未必不行。学术性研究也是很大幅度的依赖二手资料。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对政府白皮书之类的批评,可以根据官方和媒体提供的二手信息给予回应;这是很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做法。
总的来看,王赓武使用如此不成理由的理由来捍卫王赓武报告书,却反而凸显了王赓武对报告书的历史责任有着一股莫名的焦虑。说到底,确实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四
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扭曲和杜撰历史必然是徒劳无功。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中的华文教育历史,尤其是南洋大学历史,是一部被严重误导的,充满半真半假,以假乱真的鱼目混珠历史。
要甄别历史的真实虚伪,并非难事。其实,只要足够的细心聆听,历史是会从被编制的谎言之中,脱颖而出,还原自己的本来真面目。
李淑飞(2017:P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
李淑飞(2017:P195):……但王教授回忆称自己当时在吉隆坡看了后,明白是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王教授称自己不属于政治团体,和政治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是比较天真的,只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来对南大进行建议,因此当时只是在吉隆坡说自己的报告书不适用于新加坡独立后的南大,但却并未参与到这些论争中去。
在此,王赓武描绘的历史场景是: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华社基于是人口75%的族群,诉求华人语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文化;即华语文取代原有英语文。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华人族群的意愿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由于华人的政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华人报章和南大生在根本没有看过王赓武报告书的情况下,就盲目的批评和抗议。
还有,就有关李光耀面对的政治局势。王赓武说,施行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是在政治斗争的扭曲之中,牵扯到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的恩怨有关系。
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如此说法是一派胡言。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王赓武颠倒是非因果,把政治受害者,塑造为政治事件的麻烦制造者。而作为问题的始作俑者李光耀,却连影子都缺席了历史的审判。
1、历史上,新加坡华人社会尤其是华校生,肯定是不会如此天真无知的愚蠢到,要求李光耀把华文提升,成为新加坡的主流语文。事实上,华人社会的要求仅仅是一个有限的母语文化生存空间,即在英文为主的天空下,华文可以共存。只要李光耀不糟蹋华人文教,华校生就会三拜九叩感谢隆恩。还有谁会不知天高地厚的胆敢痴心幻想,要取代英文成为社会主流?
或许,王赓武没有明言的弦外之音是在说华文沙文主义。历史上,在整个英殖民时代,新加坡华语文向来都是政治上的弱势言语,但是,一个无法保护自我生存条件的华文族群,却竟然被标签为具有华文沙文主义的野心和能力。理所当然,这一个政治标签是粘不上的。历史教授王赓武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华文沙文主义之说,在新加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此一史实,历史文献有着清清楚楚的记载。
至于,批评王赓武报告书的社论和南洋大学学生会的言论,究竟是不是一如王赓武说的,都是一些没有看过报告书的胡扯。其实,批评言论是什么样的素质,是可以轻易从报章社论和南大学生会的文稿内容,看个明白。真相是,没有细心和认真,并且深思熟虑的全盘理解了王赓武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更重要的,洞悉内容之外的政治意图,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如此精辟的分析,质疑和回应。所有的批评言论都是有条有理,有凭有据。两相对比,王赓武的道听途说,不足为信,更像是凭空捏造的信口开河。
2、落实王赓武报告书是由于政治化问题,那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有关时代政治背景方面。王赓武与该博士生的有关谈话,却是不知所云,不知究竟是在说些什么。执行报告书如何会与党内斗争有所关系?那又是如何的有所关系?
历史上,1959年,李光耀依赖和得益于,华人职工运动和华校生运动的双重努力,而当上总理。随即,李光耀过桥抽板,立即开启打击南洋大学的政治工作,之后,亦极尽所能排挤党内的职工会势力。1961年,李光耀以开除对手党籍为解决方案。1963年,李光耀展开冷藏行动,把政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
回顾1965年,当王赓武报告书面世之际,李光耀在新加坡是独霸天下。因此,何来王赓武说的,政治斗争,行动党夺权问题,和行动党之前恩怨?
至于人民行动党和巫统的权力斗争,那就完全和新加坡华文教育毫无关系。在马来人的种族政治意识上,李光耀只是另一个华人;一个华人政治对手。李光耀是不是在消灭华人文化,那并不是马来人关心的焦点,马来人更没有必要为华教苦难仗义执言。
不过,谢诗坚(2003.07.11)的访谈倒是记载了王赓武的一段解释:根据我的推想,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也决心要改变南大,这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已清楚表明。他要改变南大,可能出自两个考虑,其一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其二是独立后的新加坡,更加需要受到西方国家的保护,五国联防中的成员有英国、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需要西方国家的支持,它的政策也不能与西方相对立。
王赓武借用李光耀讲话把华人文教政策,归咎于冷战思维。可惜,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说法,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冷战是意识形态上的反共政治斗争,不是消灭华人文明的文化斗争。台湾是华人世界中最强的反共堡垒,但是,台湾不认为消灭中华文化是反共的必需条件。根据杜维明的学术观点,大陆境外的非共民主海外华人社会,是一个文化中国的世界。
历史上,美国人明文支持南洋大学的设立,那是基于希望南大会支持美国人的反共立场。美国人关心的是政治立场,不是文化教育政策。英国人虽然百般刁难南洋大学的创办,却始终不敢明目张胆的摧毁华人的母语文化。政治和文化是两码事。
简言之,冷战思维不能成为李光耀消灭华人民族母语文化的借口。
换个脑筋来看,其实,王赓武的冷战说法,是很直接的承认了南洋大学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南洋大学的问题完完全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王赓武是直接的承认了三份南洋大学报告书,都是黑箱政治操作下的未审先判结果,是李光耀算计南洋大学的一套政治方案。
从王赓武引用的李光耀讲话,可以明确知道,新加坡华文教育问题,尤其是南洋大学问题,都是李光耀之人为制造出来的问题。
说白了,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问题,是他个人的政治情感问题。
诚然,历史会叙述自己的故事。或许,这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五
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的官方规定工作范畴是:检讨课程之编排及各科内容,按社会需要修正课程。但是,语文问题却是王赓武报告书的一个重要焦点。即便是在多年后,王赓武就有关报告书课题的三次谈话,都是始终离不开南洋大学和语文教学之间的纠葛问题。
为此,有必要先了解王赓武说了些什么,所为何事?还有,王赓武说法是如何的脱离事实?
王赓武与博士生(2017)的访谈指出,前两份报告书时,新加坡还只是个殖民地,之后,当他们做关于南大的报告书时,新加坡已经建国正式参与了马来西亚。因此看远一点,马来语是国语,不能不学,因此才会在报告书里对马来语强调颇多,……。
王赓武与谢诗坚(2003)谈话。大意是说,南大强调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不容易与国际接轨,南大若强调双语或能培育出三语人才,便可以拥有它的优势,因为新大推行的是单语教育。我们的整个原意是把南大打造成与新大相同地位的大学。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我们没有从改变南大的教学媒介语,让它成为一间英文大学这个角度看问题,但应该作适当的调整,让毕业生能够直接与外国的大学沟通和衔接。毕竟英文是国际用语。
王赓武接受《学苑》(1986)访谈说,马来亚的母语是马来语,非英语,故报告书提议南大成立马来语系,……因为大家都是华校学生,华语不成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信心。……不管在商业(英文可能也重要) 或在政治上,马来语力量很大,一定要懂。
《学苑》对于南大由一所中国人的大学,或是保存中国文化为宗旨的大学,转为一所近似英式的大学的质疑,王赓武的回答是:这点并非报告书的原意,报告书是以华文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但是我们为追求双语教学,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的意思是绝对保留华文的,华文是南大的基本语文,报告书亦有此意。我们亦把英语系取消,以为可以不太看重英语,以华语为主,利用语言中心,加上马来语系鼓励同学。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而马来语的注意则太少,所以鼓励同学重视大马的国语。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华语撇开,重英轻中。但后来何以形成这个现象呢?那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
简言之,王赓武是在说,一,南大必须学习马来文,因为马来文是国语。二,南大必须强调英文,因为英文是国际语言。三,南大不必重视华文,因为华校生已经掌握华语文。
1、王赓武拿马来文说事,是乌贼伎俩利用混淆视听来模糊焦点和节外生枝。事实上,王赓武报告书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无关,马来文是国语之说似是而非。对比历史事实,王赓武的观点是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历史教授竟然可以如此的胡扯历史,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杨贵谊回忆录》南大的马来文:在马来文系(1968-1974年)未正式开办之前,即从1958年开始,现语系已经设有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课程分为马来文一和马来文二。全校各系学生都可以修读。学生们对这门课程的反应非常热烈。据统计,选修者高达全校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杨贵谊引用南大前马来文副教授李全寿《现代马来文学运动简史1945-1965》:“从1958年3月开始,马来文被当作一个选修科目来教导。该科分为马来文一及马来文二,授课时间分别为一年。1958年3月开课时,只有一位马来文讲师负责讲课,他就是拉昔马南。他是前印尼驻新加坡和吉隆坡两地的领事。到了1958年10月,我也受聘担任该大学的马来文讲师。修读马来文的男女大学生非常多,这表明他们非常重视已经成为马来亚联合邦国语的马来语,它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
历史证明,早在王赓武报告书之前约8年,即1958年,南洋大学已经有了两年制的马来文选修课程。更重要的是,早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前,南洋大学的师生已经意识到马来语文迟早也将成为新加坡的国语。当然,这正是南洋大学之马来亚本土意识的具体展现。
明显的,在马来文的议题上,王赓武确实是非颠倒的严重扭曲了南洋大学的历史事实。
2、王赓武指出的南大是单一语文的说法亦不符历史事实。根据《杨贵谊回忆录》:一般上,人们只知道南大是华人社会所创办,华语是它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或者故意表示不知道南大所实行的语文政策。他们草率或故意歪曲说,南大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学府,学生只懂华文。特别是一向持负面态度对待华校的殖民主义统治者及其同路人,他们千方百计,歪曲事实,无视南大的多种语文政策,诬蔑和破坏南大的多元文化形象。
其实南大从开办伊始,就一直采用华英双语为教学媒介语。除了课本,在教学人员方面,也有完全不懂华文的外国学者。我在修读教育系的第一年,就遇到一位泰国籍的心理学教授阿蒙博士。他讲课时完全采用英语,课本也是英文的。另外在现代语言学系(现语系)里,非华人讲师和教授人数更多。他们当然只能用英语讲课。而且除了华文和英文,南大现语系也同时开设德文、法文、日文和马来文课程。
另外,王赓武也指责南大单一语文教育不符合国情,然而,何以单一语文的马来亚大学却很符合国情?道理很简单,因为官方歧视华人的民族语言文化。同样的,只有英文能够和国际接轨之说亦是似是而非。英文是发展之先决与必需条件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是否如此?那不妨去看看,印度、菲律宾、苏联、法国、荷兰、德国的语文和国家发展之间有着何种关系。
历史现实是,华人语文确保了以新加坡为龙头的马来亚本土经济百多年来的蓬勃发展。马来亚的锡矿经济和的橡胶经济都是本土的华人经济。也就是说,马来亚本土经济能够成功发展是得益于华人语文的普及和存在。创办南洋大学的资本,就是来自华人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王赓武一再重复说,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那,何以一无所知马来亚的经济发展历史实况?王赓武自认家乡是怡保,而怡保正是马来亚锡矿经济的中心。
其实,王赓武清楚知道,华校并不是单一的语文教育。用王赓武自己的话来说:当日懂英文的人不少,华校亦念英文,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的英语应有把握。……南大毕业生要进一步到外国深造,也一定要拥有良好的英文水平,后来的事实不是証明有诸多南大生在西方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吗?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毕生献身华文教育事业,曾经是星洲华侨中学的教师,也是新山宽柔中学校长,所以王赓武理应十分熟悉新马华校的确实情况。
王赓武说报告书要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眼光看待教育。是的,的确应该如此,但是,问题是南洋大学已经是一间重视和强调多元文化的大学,而非王赓武诬蔑的单一华人文化的大学。
《大学论坛》,南大历史上最出色的学生刊物。相当于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月刊《华惹》,但《华惹》只是英文刊物,《大学论坛》则是华文、英文、马来文,三种语文刊物,充分反映出南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及对英文与马来文的开放态度,不仅不排斥,还努力学习。
南大学生中,英文好的,并不算少,而所录取的学生中,也有英文学校毕业生,例如第一届学生中,便有约17%的学生来自英文学校。马大几乎完全不收华文学校毕业生。
南大学生不仅勤学英文,也很愿意学习马来文。一九六〇年的大学周,举行国语(马来语)演讲比赛。其中一位评判玛吉说(见《南洋商报》1960年4月3日第六版):
如果有机会让马大和南大的学生,举行一次国语演讲比赛,那么,我相信南大学生一定会获胜。实际上,马大学生一直到去年,始开始对马来语表示关心,而且马大的学生并未如南大学生那么认真地学习国语。玛吉最后祝贺大学周成功。
由此可见,王赓武报告书对南洋大学之语文教育的实况叙述,是非常错误的,严重歪曲的,和别有用心的。
3、王赓武在南洋大学教学语言走向的问题上,对《学苑》提问的回答,闪烁其词。
王赓武指出,南大重英轻中是新加坡独立之后的事。换言之,王赓武承认了报告书的一个结果是南大的重英轻中现实。但是,王赓武的解说主要是在推卸历史责任,却没有明确交代其何以形成了这一个结局。
王赓武在语文教学的转变过程上,为何如此模糊不清的语焉不详?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王赓武既然如此强调英文是接轨国际的语文,何以报告书要把英语系取消?其政治目的何在?另外,如果南大真的要以华语为主,又何以要把南洋大学的最珍贵文化资产中文系降格为汉语系?为什么要把中文系降格?是不是一如《学苑》所关心的,要打击整体华文教育的素质?王赓武要如何解释如此的自相矛盾?显然的,这是一个很难自圆其说的困局。
这一个疑问是南洋大学历史上的最大迷惑之一,很有必要追根问底的寻求其最终的真相。
历史发展至此,毫无疑问的,王赓武报告书在语文教学的层面上,确实成功的完成了魏雅聆报告书要全盘英化南洋大学的基本政治目的。
然而,英化南洋大学只是王赓武报告书的其中一个结果。实质上,王赓武报告书危害南大的深度和广大远远赵越这一个局面。王赓武报告书如何与为何制约了南洋大学未来的发展?那是另一道值得深思与发掘的历史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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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力争上游
2017年12月11日首版 Created on December 11, 2017
2017年12月11日改版 Last updated on December 11,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