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顿报告书的政治伎俩

1、丹顿报告书是一个精心设计之别有用心的政治操作成果。表面上，丹顿提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研究总结。蹊跷得很，这一个观点正好全面否定了李光耀认为的新加坡要有两间大学的主张。

如果根据这一个刻意塑造之假象，那么，历史可以被简单的解读为：李光耀是因为接受了丹顿报告书的建议，所以才改变了原有的新加坡可以有两间大学的看法。当然，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因为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

就此来看，丹顿报告书具有误导事实，模糊历史真相之不良的政治目的。

报告书的第一份文件，前言的第一行文字是：‘李光耀于1978年2月对南洋大学的师生讲话时表示，新加坡有着两间大学是最佳选择，一间在肯特岗，另一间在裕廊。通过健康的竞争，两间大学的师生可以相互激励，从而提高两所大学的学术表现。’在此，丹顿报告书开宗明义的强调，李光耀是支持新加坡应该有两所大学的观点。

报告书前言的最后一段文字则是：‘丹顿反对新加坡可以有两间大学的论据，支持只在肯特岗设立一间强大的大学的主张，因而提出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的建议。’同样的，丹顿报告书也是在一开始就明确建议：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

从报告书前言全文的论述结构和文字来看。

明显的，如此布局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立格式，意图是要强调，李光耀的观点与丹顿的建议是完全的相反。

也就是说，这段文字传达了一个历史论述：李光耀的主张是新加坡可以有两间大学。不过，这一个包容南洋大学的观点，却遭遇到了其他学者和丹顿的反对。

因此，就历史过程而言，新加坡只有一间大学的现实，也就是说，南洋大学的最终被关闭，并非是李光耀的政策决定，而是由于丹顿报告书的建议。

这一个说法是要误导历史，制造南洋大学的终结是丹顿报告书的结果。说白了。李光耀是要让丹顿报告书背上历史黑窝。

有了这一个幕后操纵，李光耀早先给予南洋大学师生的承诺，即新加坡可以有两间大学的保证，也就可以理所当然的被全盘否定。可见，报告书不仅可以转移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进而推卸了李光耀关闭南洋大学的一个罪无可恕的历史责任。

2、报告书前言记述了，1979年6月间，李光耀在伦敦会见4名具有管理英国以及英联邦的大学的资深专业人士，一道讨论如何改善新加坡的大学教育。换言之，大学教育政策，是经过一个具有学术性之严肃讨论后的专业结果。

这也是一个虚构的假象。

李光耀与4名大学校长的所谓讨论大学教育，实质上，是李光耀在面试适当的人选，去完善关闭南洋大学的计划。从普通常识可以知道，面试是单独进行的，所以也不存在集体讨论的事实。

在此，李光耀个别面试候选人的事实，被描绘成：李光耀与4名大学校长集体探讨新加坡大学教育的未来政策。换言之，面试人选过程，被美其言为与资深专业人士讨论新加坡大学教育。如此一来，一个黑箱政治操作，被改头换面的提升为严肃的学术讨论。显然的，这一个包装是掩盖丹顿报告书的政治意图与目的。

历史上，挂羊头卖狗肉是李光耀惯用的政治手段。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丹顿报告书与之前的三份报告书如出一辙，都是扭曲事实真相的欺骗伎俩。

3、丹顿报告书之最后一节的小标题是：“调查团？”其内丹顿质疑了设立调查团以讨论新加坡大学教育计划的必要性。丹顿指出：‘这样的一个调查团的设立很可能成为拖延事情的一个借口，甚至使到这个棘手问题不能在一九八零年就如我所信的那样得到果敢的解决。’

以何种方式进行调研政策选择是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是李光耀的政府工作，与丹顿有何关系？

关键问题是，丹顿为何有必要越俎代庖替李光耀去解释，政府为什么不组织一个专业调查团，集思广益，共商大计，反而是选择了单独一位对新加坡教育实况一无所知的英国人，去论证一项对新加坡未来教育发展会有极大影响的国家政策？

就事论事的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政府为何要如此仓促定调？就此看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多此一举，反而成就了李光耀欲盖弥彰的尴尬。

4、从丹顿致李光耀书函的内容来看。丹顿是在不断重复的强调，新加坡应该只有一间大学的结论，是一个所有参与者的共识，而这一个共识是来自一个开诚布公的自由言论的结果。丹顿进而解释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共识将有助于李光耀总理的决策，和让各个大学同意与接受总理将做出的决定。

毫无疑问，丹顿书函的言外之意是，李光耀是碍于来自新加坡只需要一间大学之共识的外来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新加坡可以有两间大学的主张。

此外，丹顿也表示了期望南洋大学当局，基于支持者之间所达成的一点共识，既便南洋大学的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点共识，也要同意与接受总理将做出的决定。

在此，丹顿制造了：一间大学论之支持者坚持的共识。这一个无中生有的所谓共识，让李光耀名正言顺的放弃，对南洋大学师生所承诺的两间大学主张。之后，丹顿再公开的呼吁南洋大学当局，同意与接受李光耀将会设定的大学教育政策；那就是，关闭南洋大学的决定。

当然，强调一个共识的存在，还可以把不明真相的新加坡学者捆绑一起，共同承担历史责任。至此，丹顿服务李光耀政治目的的历史事实，历历在目。

[4]、李光耀回复丹顿的书函，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精明。李光耀通过一个几乎没有政治色彩却很有学术气氛的问题，一间或者是两间大学会更好？来达到最终要关闭南洋大学的潜目的。

不过，李光耀明智的撇开了丹顿所提出的所谓共识，另外选择了一个更合乎情理的解释：即政府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选择把所有院系设在一所大学。

李光耀选择放弃丹顿的说辞，实质上，也就等同承认了丹顿报告书确实是一派胡言，不足为信。

另一方面，李光耀选择性的通过认同，支持了丹顿报告书的第13点，第14点，第20-22点，所提出的论述和观点。即李光耀认同与支持，关闭南洋大学的这一个必然结果。

[5]、李光耀对丹顿的赞美：‘你有效的展现了在政治上的细微观察能力’却反而出卖了丹顿本人在报告书中提及的：‘撇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谈 (因为这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在此，李光耀否定了丹顿报告书试图建立的政治中立性；即不从政治因素去分析与考量问题的立场。

稍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新加坡人都知道，新加坡大学教育政策必定是一个政治议题。大学教育政策必然是一个政治大环境下的产物，所以说，没有政治考量和依据的任何政策，必然都是不实际的国家政策。

丹顿虽然尝试避嫌，却被李光耀的赞美所破坏，如此自相矛盾，更凸显了丹顿报告书的政治内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李光耀本以为借用丹顿报告书可以摆脱关掉南洋大学的历史责任。然而，这一份报告书的内容与其存在的事实本身，反而为未来的历史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南洋大学历史的本来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