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助教回忆动荡不安云南园

颜清湟《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刊登于2009年10月07日，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这是一名历史见证着的回忆纪实，先是剖析了导致1963-1964南大校园动荡不安的前因后果，之后，记述了当时的动乱场景。

回顾官方版本的南洋大学历史记述，南大学生活动被标签为共产党颠覆社会的反政府政治事件。然而，这一种别有用心的不公正历史观，是经不起史实验证的新加坡故事。故事不能等同历史；故事是虚构的，历史是真实的。

目前，坊间有至少两本南大生的回忆录，其中对个别事件的记述，致使部分的南大历史得以还原其本来真面目。正是通过积累这一种对个别事件的历史还原，有朝一日，水落石出，一部真实的南大历史必将终于得以面世，讲述真实的云南园历史变迁过程。

南大站记载了好些的个别南大生对云南园日子的回忆。这些珍贵的大学原始资料，是完成南大历史的重要部件，有待研究南大历史的新生代，将之整理，组建，评议，逐步的钩织出一部真实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历史。

历史讲述是一个漫长的学术接力赛，所以南大历史见证者的职责，是诚实的记录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以保存与维护一本真实的南洋大学历史。

历史见证者的努力工作，有助南大历史的早日完成。南大历史只能靠努力耕耘，才有机会早日成事。显而易见，南大历史是不会经由空喊而来，所以以其信誓旦旦的承诺，高谈阔论，不如实实在在提笔记录亲身的云南园生活纪实。

颜清湟，1960年南洋大学史地系（历史组）第二届首名毕业生。后获奖学金进入坎贝拉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1969年获博士学位。历任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职。

颜清湟的回忆：‘1963和1964是南大校园的动荡不安的两年。在那段期间，政府不断对大学增加压力，学生反政府运动继续爆发，左右派学生的斗争白热化，以及一个政治大风暴侵袭南大校园。南大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恶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南大学位的承认问题。新加坡政府坚称南大学位的承认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南大的学术水准必须达到国际大学的水准。

基于上述的原因，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于1959年正月委任一个南大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评审南大的学术水准。……据说，要委任一个国际的南大学术水准评议委员会的举措是政府坚持的，这给南大带来不良的后果。

南大是一所民办大学，是由新马各阶层的华人慷慨解囊和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因为不是由政府支持的民办大学，财政遇到很多困难。因此，大学无法以重金聘请高端的学术人才，在设备，教学和研究都有不足的地方。同时，南大是一间新大学，任何新建立的大学都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和发展，并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因此，南大的学术水准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就达到国际的水平。这应该是很浅显的道理。

除外，南大是一间华文大学，在组织和教育传统上与西方大学有不同之处。评议会以西方入学的角度来评审一间华文大学当然有不妥之处。对南大的社会，历史和学术背景无太多的认识，评议会在1959年7月22日向新加坡政府提呈它的报告书。基于对大学的组织，行政和教学的审查，评议会得到一个结论，南大没有达到国际学术水平。它推荐南大改组，并提出16项改革方案，但它拒绝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

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发表几乎是给南大判下死刑。它给南大的教职员和学生于重大的打击。该报告书普遍的引起新马华人社会的不满和严厉批评。他们批评评议会具有很大的偏见，不了解南大创校的历史和客观的环境。同时，他们批评评议员都是外国学术人员，根本不了解新马情况。

为了平息社会人士对报告书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再设立一个以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魏雅聆教授为首的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大学改组的建议。……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于1959年11月20日提呈报告书，建议南大大幅度改革它的结构和行政，包括解散现有的南大执行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设立临时理事会以接收南大的权力，委任一名临时校长。除外，还设立评议会，毕业生同学会和其它法定机构，和设立联合工作团，由南大，马大与两地政府代表组成，以便策划两间大学的将来关系。大部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和执行。

但南大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关系因理事会委员名额的问题相持不下而出现裂痕。政府坚持要委派不少过半数的委员，以期达到对南大问题有较大的发言权，但南大与学生们对这问题不肯让步。这些争执加上政府对南大不断增加压力成为南大校园学生骚乱的根源。

非常遗憾的是南洋大学的问题与当时人民行动党内部党争纠缠在一起。人民行动党党内分成左右两派。前者的成员大部分受中文教育，而后者则受英文教育。在人民行动党早期的阶段，它要依赖左派来获得政权，因为左派份子在受中文教育的学生和工人当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夺得政权以前，左右派已呈现分裂状态。新加坡获得自治的时候加激两派的斗争。在右派领袖的眼中，左派受新马共产党所渗透，它的领袖企图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党式的政府。他们想利用华文教育和劳资关系问题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因此当行动党右派于1959年控制了政府之后，它对南大学生和他们在校园的活动怀疑为共产党指引的颠覆活动。

平心而论，大部分南大学生不是共产党员或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反对政府政策的举动主要是维护华文教育，他们在殖民政府的统治下，长期受到歧视和欺压，因此他们产生一种反当权者的思维。他们对政府处理南大学位问题的真诚感到怀疑。因此，南大学生与政府的对抗与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政府与南大当局及南大学生的关系在1963年继续恶化。该年2月，南大学生进行罢课，并在校园设立路障以检查出入校园的人士。政府为维持秩序派警察和军队进入校园，解除学生控制校园，同时逮捕多名学生领袖。政府与南大当局的对抗因新加坡的政治斗争而变得非常复杂。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左右派因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问题而分裂。

右派认为新加坡的未来是与它的经济前途息息相关。加入马来西亚可以扩大经济空间，新加坡的工业产品可以在马来西亚境内畅销。在政治上的考虑，加入马来西亚可以压制左派在新马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行动党中的左派份子当然了解合并的政治含意，所以强烈反对。因此，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问题导致左右派的正式分裂，许多左派领袖退出人民行动党，另组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由李绍祖医生任主席。于是，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就成为人民行动党和社阵政治斗争的大决战。

许多南大的学生和毕业生领袖认为南大的困境应该由新加坡的政治来解决。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在大选中挫败人民行动党，南大学位的承认和其它问题将迎刃而解。所以有多名的南大学生和校友加入社阵出来参加竞选。当时两名曾任学生会主席的校友林焕文和梁关飞是社阵的候选人。为了要获得经济和道义上的支助，他们寻求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支持。或许是因为对行动党政府处理南大问题感到不满，陈氏公开表示支持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政治行动。陈六使的举动被行动党政府解读为南大当局直接参与反政府的行为，这使到它在竞选胜利后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清理南大。

在大选的前一个月(1963年8月)，新加坡华社盛传社阵将在大选中胜出成为政府，而南大的难题也将获得解决。当时我刚从峇株到南大出任历史系助教，对新加坡政局尚不了解。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乘坐林焕文的汽车参加一次社阵召开的群众大会，目的要知道社阵到底有多少群众的支持，以印证传闻。我对那次群众大会印象很深，也与许多人一样认定社阵将赢得大选。出乎意料之外同时也使很多南大学生和校友的极大失望，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继续在新加坡执政。

为了惩罚南大当局，学生和校友的支持社阵的竞选，行动党政府在大选后马上采取行动。政府宣布递夺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为了逃避政府的迫害，参选失败的南大学生和校友离开新加坡，校友梁关飞逃往英国。政府采取清理南大校园的行动。它派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领袖和左派校友。那些支持社阵而在南大行政单位工作的校友马上遭到撤职。南大有些助教因拒绝执行政府的指示也遭撤职。

一时南大校园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因为许多左派的学生来自文学院，当他们被政府开除后，他们继续占领宿舍拒绝离开，政府也难用武力迫他们离去。所以政府指示文学院的七，八名助教前往劝导学生离开他们占领的宿舍。

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形。有一天下午，我们文学院助教一行人抵达学生宿舍时，我们还没开口，学生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他们破口大骂：“你们这批助教是一批没骨头的狗，为了一碗饭要摇头摆尾”。这种耻辱是令我终生难忘，我们只好低着头红着脸离开他们的寝室。

事隔四十多年，当我想起这事的时候，我不明白既然政府有勇气开除这么多名的学生，为什么没有勇气派警察或军队把拒绝离开宿舍的学生带走？为什么要压迫一批无辜的小助教来替它执行这种工作？’

南洋大学是先驱前辈，群策群力，共襄盛举的社会结果。如此千辛万苦得来不易的东南亚华人文化教育成就，岂能让其含冤莫白的从人间蒸发的无影无踪？有幸尚存的南大历史见证者是日益稀少，如今，再不留下片言只语，则后人阅读之南洋大学历史，势必将会是一部残缺不全，被政治严重扭曲的华人社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