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与南洋大学法令

南洋大学法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虽然名堂上称为大学法令，但是，其条文内容却与推广大学教育全然无所关系。相反的，那是殖民政府无所顾忌的在使用行政与立法权力，成功打造的一件可以合法打击华人办学之权力机器。

从时间点来看，由于南洋大学法令是完成于李光耀执政之前，所以眼下的南大历史论述，都没有把南洋大学法令的起草和实施与李光耀的政治勾当挂钩。但是，这一个约定俗成之历史观的正确性，却是有着极大的商榷空间。

至到目前为止，南大法的立法过程是一个历史空白。或许，当年的立法会议程档案中会有所记录。这一件史实有待研究南大历史的学者去探索与追究。同样的，坊间的历史评论对此事件也只是很片面的一笔带过。事实虽然如此，那也并非全无历史痕迹可寻。顺藤摸瓜下的去探索，还是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历史判断。

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是白里斯葛报告书。这一份报告书的完成也是在李光耀掌握政权之前。因此，如果说，白里斯葛报告书里头有李光耀的影子，那么，质疑李光耀也参与制定南洋大学法令的设想之可能性，就有了一个可行的论证切入点。

白里斯葛报告书有外力介入之历史判断的理据，主要是根基于参与的全体评委成员与委员会秘书等诸人，都没有有相关的必要法律知识，所以不具有撰写报告书内的法律意见之能力。其次，评议委员会的工作焦点是大学内部的事务；即教学范畴，完全没有必要离题的浪费精力去评议南洋大学法令，一个外部规范大学行政运作的法律机制。其三，评议委员会何来越界权力与胆量对官方立法道长论短，评头论足？其四，动机的问题，评议会何以要节外生枝的介入南洋大学法令？是不是要强化一个打压南洋大学的合法权力机器？

因此，历史确实很有必去要追究报告书中的法律条文，包括对南洋大学法令的修正评议，究竟是来自何方？是何人所撰写？

理所当然，参与此事之人必定具备法律资格。更为重要的是，此人也应该对南洋大学的存在与否，有着相对应的政治利益。明显的，参与者的政治利益必然与破坏南洋大学的成功办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换个角度来说，与南洋大学存亡没有实际关系的任何人，是不会在毫无目的驱使的情况下，无偿参与到白里斯葛的工作之中。说白了，唯有不希望南大成功发展之人，才会去想方设法的强化一个打压南大的法律机器。这应该是一个普通常识就足以合理解释的推断。

如果这一个历史推断的逻辑合乎情理与可以被接受，那么，这位不具官方身份的局外人，必然也可以在同样的利益基础上，参与了制定南洋大学法令的实际工作。

在这一个历史节点上，是否确实有李光耀的参与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按英国传统，合格执业者因为服务内容不同，而分为，借用香港的惯用词汇，状师，俗称大状，和律师，前者是到法庭进行司法审讯辩护，后者则是遵循法律程序执行事务操作，比如，起草法律文件，执行房产交易程序等等。

从报告书第3章《1958年南洋大学法令》的行文来看，其内容应该是由律师所撰写。假设说，李光耀参与了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工作，那么，作为状师的李光耀并非文稿的撰写者。换言之，那是由另外一名对法律文件之遣词用字极为细心，以致吹毛求疵的律师代笔。或许，这位律师亦是一名积极参与者。

历史是否如此？那是有待未来的历史学者进行论证。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白里斯葛报告书的第3章是由何人撰写，其动机是十分的明确，那就是要通过报告书提出的建议，对南洋大学法令进行修正，以强化对南洋大学办学权力的规范。由此角度来看，南大评议会的报告书，已经被变质的成为另一件可以用来勒索南洋大学之崭新的政治工具。

从历史档案得悉，英国人对付南洋大学的设定策略，主要是利用学术水准问题，在根基上摧毁大学的声誉。而要落实这一个策略，只需单独建议不承认南洋大学文凭就已经十分足够，所以无需节外生枝的牵涉到修正南洋大学法令。

更何况，政府垄断立法权力，可以随时任意修改任何法律条文，完全没有必要借助任何评议会报告书塑造社会舆论，去达到修改南大法令的目的。

如此的历史解读可以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有人浑水摸鱼，利用参与报告书的工作机会，擅自加入修改南大法令的建议，以制造足以要挟南洋大学的政治筹码。

个中道理是，从政治效益的层面来看，评议会报告书等同政府白皮书，作为参考性质的文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一旦添加了修改南大法令的建议，那么，无形之中，就具有了准法律的意义。换言之，这些法律建议可以通过立法程序而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当然，这一种法律威慑力，就成为了谈判的政治筹码。

历史上，评议会报告书成为谈判的政治筹码之说，绝非空谈，而是真有其事。魏雅聆报告书就是一个实证。

1959年11月20日，以四个月时间尽快完成的魏雅聆报告书，具体提出18项彻底改革南大的建议。其中特别是对更改南大法令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即改组南大理事会的蓝图。

1960年5月4日，南大执行委员会接受政府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府和南大共同组成的南大联络委员会，做为双方讨论改组南大的协商平台。

1960年7月8日开始直到1962年中旬，双方的两次会谈都无法就理事会改组达成共识。第三次会议因为李光耀政权内部纷争，新马合并的时局突变而无法如期进行。1962年7月14日，有鉴于大学不能长期没有一个固定的决策管理层，于是陈六使依照1959南洋大学法赋予的权力，组织了南大的第一届理事会。

回顾魏雅聆报告书的这些历史事迹。明显看到报告书提出的改组南大理事会蓝图，在还未成为法律之前，已经是南大联络委员会所必须遵守的官方法则。也就是说，修法建议在还未修正南大法令的情况下，已经沦为李光耀的政治筹码，发挥了法律威慑力的效用。

毫无疑问，魏雅聆报告书是李光耀的杰作。魏雅聆报告书的本质与白里斯葛报告书是一致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而得出李光耀也插手白里斯葛报告书的工作？是否可以再由此而往上推论说，李光耀也参与了南洋大学法令的制定？

李光耀是否参与了白里斯葛报告书与南洋大学法令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有待历史论证的议题。不过，从理论上来看，其可能性是实质性的存在。

如果说，李光耀参与了制定南洋大学法令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其历史意义何在？必然的，要改写时下已经定稿的南洋大学历史。比如，李光耀承认的花十六年时间谋算南洋大学，就得改为，李光耀从南洋大学开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谋算如何消灭华人文化教育。理所当然，这一个新历史观也必然挑战官方撰写之历史论述的正确性。

这些尚未解决的南大历史疑问，有待未来的历史学者去解答。

这是一道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议题。坊间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可以就这一个议题提供既有深度亦有广度的学术议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