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改组与专家治校争议史实

南洋大学历史资料证实，英殖民政府在大学开办之际，即尚未正式开课之前，已经敲定了对付华人办学的政治决策。此后，由官方主导的评议南大学术的三份调查报告书都是按既定方针进行。

官方提出的多项南大评议之中，商人办学无方论是其一。

如今回顾历史，这一种荒诞的理由，反而成为政府干预华人办学的确凿实证。因此，是撰写南大历史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史实。

1959年7月，白里斯葛报告书，批评南洋大学的设备不足，校政不上轨道，是由于大学理事会领导无方，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商人没有办理大学的经验，因为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是由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主持。

商人办学无方论，于是成为政府强逼南大改组的另一个借口，其政治结果是把原有由创办人组成的理事会成员排挤出局。

1960年2月10日，教育部长就魏雅聆报告书所引起的问题，对南大提出多项批评，谈话中再次强化了商人办学无方论的指责。

教育部长指出：‘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 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

……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部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须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教育部长的意思是说，南大创办人只是商人，而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是没有资格处理南洋大学的事务。部长更是讽刺性批评，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在大学里扮演了关键性的任务。

难理解的是，反观杨玉麟，本身正是一名完全没有教育经验的政客，不也还是当上了教育部长。

这一个商人办学无方，必须学者办学的观点，一直持续发酵。

1960年11月11日，南大联络委员会政府代表致陈六便先生的信，再次的重复教育部长引用之报告书的批评：‘诚然，学校董事会如具有高瞻远瞩和良好意识的人士，未尝不可以使那间学校达到高度的效能水准。但反过来说，由具有良好的意念但却缺少教育知识的董事会来干预学校的用人和教育政策，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学校的进展，也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正因为有鉴于这种缺点，所以魏雅聆报告书才建议改组后的南大理事会应从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业生同学会各选出同等数目的代表来组成。’

实际上，官方就是围绕着这一个理由，废除南大创办人对大学理事会的控制权。在改组理事会的议题上，政府极力反对南大提出的反建议，认为南大不交出理事会的控制权，那就是违反了魏雅聆报告书的精神，因为报告书的目的是南大在改组后，大学的行政权力必须落实到其他12名理事成员的肩上。

对商人办学无方，大学必须由专家学者主持的指责，李明仕于1960年3月10日发表的《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给予了回应。

‘办大学，当然非专家不可。但专家也有各种各样。有办英文大学的专家，有办殖民地大学的专家，也有在半植民地办民建大学的专家。想到要把南大这间民办华文大学交到一些不想或不会办华文大学的“专家”手里，不免教人有点心寒。

……目前南洋大学在组织上，财政管理上等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缺点。魏报告书和杨教育部长声明中所指出的，大部分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由于商人们的“干预”和“操纵”，而给南大带来了一切不幸的语，那就未必尽然。

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顶”和“操纵”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和“操纵”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这一点是任谁也不能否认的。不错，许许多多的错误、缺点出现了。但是，与此同时，一股宏伟的华文教育源流也形成、壮大起来了。是功是过，是福是祸，历史不是有了定论吗？南洋大学的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的发展史一致的。不是吗？如果单靠“专家”，南大办得起吗？办起了，撑得下去吗？

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必要明确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不管这些人多么“不懂办高等教育”，但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南洋大学这一间高等教育机关。

假如现在因为大学办理上有缺点，竟要这些人负全部责任，要把一切罪过加在他们身上，那将来还有谁敢替社会做事?

要求南大办得好，非靠教育专家不可(办华文大学的专家)。要求南大不会倒(不会变质)，则非靠这些“不懂教育”的商人不可。办得好，又不会倒，这两者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诚然，李明仕的回应合乎情理。

要厘清南大改组和专家治校的争议，也可以从其他的层面了解。

首先，创校与办校不能混为一谈，创校和办校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活动。

创校是落实办学计划，一个由无中生有的创造时期，此时，商人的企业家视野和毅力精神是关键性的成功因素，而这些必须的先决条件，却是那些生活在办公室里头没有实干经验的专家学者们所不具备的。

南大历史明确说明了，没有商人办学也就不会有现实中的南洋大学。

一个实例是，2000年开课的新加坡第三所大学，其筹备委员会的主席，正是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人。当年，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和大学里有的是专家学者，官方何以却要委任商人，而不是学者去领导处理创办大学的事宜？理由不外是，因为创校者，必须具有创业者般的视野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

可见，商人办学无方，必须学者办学的观点，与社会现实正好相反。可见，这说法只是是官方说事的借口。毫无疑问，借口不能当真。

其次，官方的指责不符事实。历史上，南大理事会十分明白，大学校政有必要由教育学者全权处理，所以在大学草创之际，就已经四处物色适当的杰出教育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的胡适，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出任大学校长一职，以领导南洋大学的发展。

南大的不幸是聘请了林语堂。当林语堂勒索了天文数字的遣散费离开后，临危受命的潘国渠出任大学秘书长。潘国渠对南大成功开课有着巨大贡献。

多年后，改名潘受的潘国渠受颁国家文化奖章荣誉。此外，当南洋理工大学为了更名接轨南洋大学，亦对潘国渠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杨玉麟对潘国渠的无理指责，是一件挑战道德底线的政治抹黑。

更具历史讽刺意义的是，这一个无所根据之商人办学无方思维，在新加坡主流学术界却是根深蒂固。

2004年南洋理工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无视已知的历史事实，竟然讥笑潘国渠只有中学程度。这一种毫无独立学术思维的政治偏见，彻底违反了博士论文追求解释真相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学术要求。

其实，杨玉麟提出的新大学理事会建议，是要把大学的行政权力落实到其他12名理事成员肩上，这一方案本身也还是处于一种商人办学的现状之中，因为来自社会贤达的理事会成员，要不是商人就是其他非教育界的人士。另外的其他理事份儿下，其中来自教授的理事会成员，就未必具有办理大学的经验；林语堂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来自毕业生协会的理事会成员，主要也还是在工商业服务的人士。

回顾这一段商人办学无方论历史，也在无意之中之中凸显了一件值得深思的社会现实，那就是，当下的华商是否已经不如当年？也即是说，社会担当与民族文化意识是不是已经淡薄？甚至于说，不复存在？明显的很，当下的华商确实不再承担旧社会里原本担当的社会教育职责。一个没有担当的社会是一个何种的社会？

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当年赤手空拳打造出一个国际橡胶经济实体的南洋先辈，不可同日而语。这也说明了，新社会已经丢失了先驱们的高瞻远瞩与实干精神。

南大历史必然要清楚认识，官方提出的商人办学无方论，只是官方用来打击南大的政治操作。理所当然，凭空捏造的谎言不是事实，也永远不会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