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过尽桨声传
《南大颂》与南洋大学的一段因缘

1992年3月，中国“九月派”诗人杜运燮（已故）隔了四十二年回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触景生情禁不住老怀激动，赋诗抒情：“你是我爱的第一个”。尽管早已时过境迁，人世两茫茫，而自己也早已久别故土，迁居北国，过着别样的生活，但一脚踏上故土，那种蛰伏一个甲子的“初恋”情节，即顿时涌上心头，泪眼迷糊。

对于那些历届毕业的南大学子，尽管每一个存世者都已步入或行将步入耳顺之年的人，一些人要不是记忆力逐渐衰退的，就是情愫已趋淡漠，但南洋大学在自己身上烙下的印记，却不管几经世事沧桑，依旧形迹可追，韵味“点滴在心头”。

一个应时应运的时代典范，一次个人可能难得邂逅的际遇，岂不是人间的美好景千帆过尽桨声传物？“山山秀色收脑海，树树相思植心田。”岂不是有幸与南洋大学创办同处一时的所有人同样的感受？

有条件踏进云南园，当然是幸运儿莫属；而能够修完四年本科昂然跨出校门的人，更是令人羡慕的幸运儿。多少年轻人，当年怀着美慕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徘徊在云南园外，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无法沾上南大的“真气”，并不见有谁抱怨为南大见弃，反而认为自己能与南大“擦肩而过”，实属“与有荣焉”。

过去一百几十年来，马来亚殖民地只有一间大学，以英语为教学媒介，高高在上；大学的兴办，“理所当然”就是殖民政府“官方”的“专利”。似乎从来不见有谁倡议在政府的“权限”之外，由民间兴办一所最高学府。因此，兴办一间民间最高学府的倡议一经发出，以为中学毕业生开创另一条出路，很快就获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热烈的回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行同一场全民运动的盛举具体落实，每一个参与者都各自为南大多添一砖一瓦尽力。创议于1953年3月提出，正值笔者升上中学的第二年，校内喜讯频传，同学几乎个个为之振奋，纷纷加入筹款建校的行列中。

几间高、初中毕业班历来原有叙别晚会之举，为了响应创办一所最高学府的呼吁，即于1953年，各校毕业班叙别晚会联合起来，举办一场为时一周的盛大演出。“艺研会”（全名为星洲1953年度华文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会址坐落于经禧区）正式成立后，又于1955年8月23日至28日，假当时的快乐世界室内体育场作另一场盛大演出。两次演出分别筹得义款三万与八万余元，确确实实达到了“一砖一瓦”的期许。第二次演出尤比第一次来得成果丰硕，除了取得可容三万人的体育场场地外，演出节目的多姿多彩无疑还是重要的成因。前后六个晚上，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热闹又欢腾，总共吸引了八万观众，在一定程度推进了兴办最高学府的工作。

“艺研会”也许嫌歌咏、舞蹈表演的“分量”还不足够，尤其是无法更充分的体现民间对兴办最高学府的期望与决心，于是有意增加一个“重头”节目，而且干脆就以南洋大学为主要内容。“压轴”节目由“艺研会”成员邓牧儿统筹统办，主题为赞颂南大，表演形式别创一格——诗歌朗诵结合人体造型，即所谓“诗歌造型”。歌咏舞蹈表演大致已有“现成”的东西，而诗歌造型则前所未有，必须自行创作。由于从筹备、排练到正式演出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从无到有这一“工程”格外艰巨，肩负重任的“总工程师”邓牧儿唯有争分夺秒，兼程以赴；他的统筹统办作法分为两头，一头当然是现有“脚本”，作为“骨架”，另一头就是组织并布置上场朗诵与表演的角色。

经“艺研会”与新成立的人间出版社拍定，朗诵诗的写作班子由“人间”的古辛、炎羊与白丁三人执笔，“艺研会”的邓牧儿提供咨询。其实三人写作班子充其量只是新诗爱好者，跟当时的文艺青年一般平时读诗，偶尔也写诗，但对朗诵诗一道，似乎只有古辛（即为诗集作序的季新）才懂得多一些，其他两人所知有限。临门只好加紧边学边做，“摸石过河”——依照古辛的指点，借鉴若耶，丁家瑞等人的集体创作《怒吼吧，新加坡》，苏联马耶可夫斯基卫国战争期间的诗篇，中国田间抗日战争期间的诗篇，马来亚铁戈抗日战争期间的诗篇等等，摸出朗诵诗的写作门道。在实践中才明了常见的诗与朗诵诗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一般上适用于阅读、吟咏，所以对修辞、字眼、意象乃至格律都有较为严谨的制约，后者则专供当众朗诵之用，所以切戒词语艰深、含义隐晦之类的弊端，反而必须做到一如口头语言那样直接、明快的效能，同时灵巧进行“造势”，疾徐有度推动诗境的演进。三位诗作者之一的白丁经常记取的是：马耶可夫斯基将朗诵诗比喻成“火药”，说“长行冒烟，短行爆炸”，闻一多则将田间称为“鼓手”，并将《给战斗者》诗中“楼梯式”的短促诗句比喻为“鼓点”。

不单只是为使一个希望成为事实，而是要使即将出现的事实更臻完美，《南大颂》的具体内容——即要体现什么，或以什么为切入点，变成了进行写作的标杆。三人写作班子与编著邓牧儿念及兴办南洋大学的创议“平地一声雷”，并不意味南洋大学无异“横空出世”，事实上却是由来有自的一种必然因果，前承后继根源有恒。“海水到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华教（华校）”，新、马尽管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国度，生态也并无差异。认清了史实，三人写作班子与编著邓牧儿溯本寻源，并以为整部朗诵诗定格为三个独立却又持续不间断的桥段，即首先追述华族先辈由原乡“下南洋”，及后在异域胼手胝足艰苦拼搏，变无为有的生活情景，其中出场的人物包括水客、劳工、商人、文教人员等等；接着来到新、马的都会、小镇乃至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兴办一间又一间规模粗具，校舍设备简陋，师资短缺，学员有限的学堂，在形同“一线天”的天地间诚恳于培育学子的“千秋大业”；势头继续也往高处推进，终于迎来了南洋大学的丰碑在这云南园竖起，民间各阶层人士反应热烈，不分贫富贵贱同为一个美好的梦想得以跨越万难赫然成真而欣喜、欢腾。

完成的期限实际上只有一个多月，三人写作班子舍兼程赶工别无办法，而“工程”的方式与进度则是：一同敲定每个章节所要表达的内容，然后交由一人执笔；几天后交上稿来，再会同逐字、逐句敲定合乎朗诵尺度的细节，以及磨合诗中营造的“气氛”——经常是由一个人朗读一段，其他两人注意聆听，再提出是否需要修订乃至如何修订的意见（有时编导邓牧儿也参与讨论，主要是就诗歌与造型两者间的互动提出建议）。经过一个多月赶工，三人分头又一同琢磨议定，一部独创一格的叙事朗诵诗终于不负众望，如期完成。

单有一部朗诵诗当然难成气候。一场专为南洋大学创校的演出，一场结合诗歌与造型的《南大颂》，得以如期开展并取得预期成果，无疑还有赖于所有的参与者。诚如常言所说：“孤掌难鸣”，仅以朗诵一端来说，就需一个有如“二重唱”、“三重唱”的朗诵团队，于是即由编导邓牧儿动员各校男生女生组成一个三百人的庞大阵容，分为“领诵”，“女声合诵”与“男声合诵”“三重诵”，打造成为一个有板有眼，起伏跌宕的“大合颂”（特别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位名为张莲英的“领诵”女声，咬字准确圆润、声调清脆又嘹亮、情绪拿捏舒放有致，不愧是朗诵团队的领军人物）。上场饰演各行各业业者的活动造型，同样也是各校男女学子担当。一大伙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被分派到哪一个职位，唯一的心愿就是为南大的演出“落尽棉力”。

不知不觉六十年过去了，原南洋大学早已于1980年走入历史，最后一届毕业的“老南大人”也已过了耳顺之年，当年曾经热烈做出种种奉献的广大各阶层民间人士也死的死老的老，的确是“人事皆昨，世情不再”。虽然往事如烟似雾，但在许多“过来人”的眼里，袅袅，飘渺的凄迷之境，还是依稀可以分辨得出“过去”的景色。“山山秀色留脑海，树树相思植心田”，普天之下的有情人，对早年的那一次初恋滋味，任是地老天荒也始终淡忘不了。此情此理，哪有谁又会惊异中国已故诗人杜运燮在“恍若隔世”的心境中回到出生于少小时消磨的原乡，而情不自禁迴吟：“初恋的钟情/ 绿色的乡愁/ 就陪伴我半个世纪/ 记不起有多少次/ 向自己/ 重复着/‘ 第一次’/‘ 第一个’”。

作者为写作人，前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