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血泪史之一

几乎每一年，我们都会看到临教续聘的问题。还有华小学生爆满，学位不足，但是政府又不批准增建华小。还有华文小学每年都需要筹募发展经费，教学设备残旧破烂，又得不到教育局的拨款。为了适龄孩子的入学问题，为人父母者到处奔波，请人拜托，只求能够在心仪的华小得到一个学位。

为什么华文小学每年都要面对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跟国小比起来，华小要像一个私生子一样，卑贱的生存？而马华却还经常一边帮着巫统打压华教，一边却又以“争取”到的一点点小恩小惠，不忘提醒华社要对马华感恩？今晚，我想跟大家谈谈的，正是这个大课题。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对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史，或许只是一知半解。那么，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走过的心酸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若从1819年在槟城所建立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算起，已有192年的历史。

这192年里，华文教育经历无数的风雨波折，起落浮沉，面对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压，到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又不断受到巫统的种族极端主义，加上马华不断的背叛和出卖，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其中的心酸痛苦，不足以为外人道。

以下谨简要叙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一些重要里程碑，以便对今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渊源有个梗概的认识。希望大家给一点耐心，不要嫌它枯燥。因为，我想忠实的把华教历史呈现给大家。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能够保存1283间华小，60间独中及2所多元媒介的学院，是经过192年的漫长岁月，与英殖民主义者、日本侵略者、及独立后单元化的国家教育政策展开的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及付出了无数先烈们的性命、自由、血汗和奉献之后所取得的成果。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体现了华族注重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反对同化和捍卫民族特征与尊严的决心。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开始便以民办教育的姿态出现。

当时华人由中国大量移民到马来西亚当劳工。为了解决子女的教育，就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其他简陋的地方建立私塾，以方言媒介传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或《四书》、《孝经》之类的经典古籍，以及书法，珠算等。

1898年，中国满清政府采纳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主张，进行教育改革，建立了新式学堂，并推行到马来西亚。马来西来第一间现代式华校是创立于1904年的槟城中华义学。所教授的课程包括修身、读经、国文（华文）、外国语（英语）、历史、地理、算术、物理学、体操等。

此后，各地私塾竞相仿效。五四运动之后，教学媒介语即由方言改为普通话。随着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马来西亚华人由于受到中国革命思潮的影响，兴学之风更盛，使华文教育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截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共有华校181间，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则有华校313间。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英殖民政府推行“英文至上”的政策，英文教育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教育，对华文教育则漠不关心，让其自生自灭。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当时马来亚华文教育是中国侨民的教育，它的学制、媒介、教学法与教学目标等皆直接受到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

1920年英殖民政府实施学校注册法令，规定凡满十名学生的学校便须注册，而且必须在课程、行政与卫生等方面符合殖民政府的要求。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即有十多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而且在1925年至1928年之间，至少有315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英殖民政府这项法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华文学校，因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学校深受中国政治思潮，特别是具有鲜明反殖与民主意识的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英殖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

英殖民政府的这项措施引起马来亚华人社会的普遍反对，但仍强行实施，并将当时的华教领导人左希泉、陈新政、余佩皋、宋林木、钟乐臣等递解出境，遣送回中国。英殖民政府在1924年及1931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增设专司华校事务的副教育提学司及华文学校视学官，加强对华文学校的管制。

1924年，英国殖民政府开始津贴华文学校，但数目微不足道。1924年津贴33,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1.6%；1938年提高至195,000元，只占该年教育总开支的5.1%而已。1925年，英殖民政府修正学校注册法令，授权教育提学司不准涉及所谓“颠覆”活动的教师进行注册。

据1937年马来亚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的资料，当年华文学校学生共有86,289人，约为英文学校学生的两倍。这说明了尽管受到各种压制，华文学校仍然蓬勃发展，表现了它的坚韧生命力。

到了1938年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联邦已有华校1015间，学生91,534人，教员3,985人，马来属邦柔佛州则有华校245间，学生人数达14,423人，至于东马，沙巴州1939年有华校59间，学生4,779人；砂劳越州1938年已有华校144间。在殖民政府不断打压限制之下，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更加百花齐放！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对族群教育的重视和捍卫的决心。

1941年，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时期，由于中日战争及马来亚华族人民鲜明的抗日反侵略的正义立场，造成日军血腥屠杀华族同胞。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许多反日的华校教师与学生惨遭杀害，或被迫逃亡，仅槟城州的钟灵中学，就有8名教师及50名学生殉难。绝大多数学校被迫停课，奉日军之命而复办的寥寥无几。

许多校舍被破坏或占用，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期。当年的林连玉老师，原本在吉隆坡尊孔中学当老师，也因为躲避日军的追杀而暂时放下教鞭，退隐到雪州沿海小镇而揽(Jeram）养猪。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重回尊孔中学。

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再度发扬热心教育的优良传统精神，奋力复办并全面发展各地的华文学校。经过一年的努力，马来亚联合邦的华校已有1105间，学生172,101人，教员4513人，复兴之快充分说明华族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1954年6月4日槟榔屿三轮车工友联合会举行了“为南洋大学义踏”活动，500辆三轮车义踏一天，筹获款项逾万，轰动星马两地，充分体现华人社会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

到了1955年，南洋大学在马来亚和星加坡各地华裔群众热烈支援和欢呼声中宣告诞生，标志着本地区的华文教育已发展为由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

但在同一期间，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可惜的是，星、马人民共同创建的南洋大学，只度过短短的25年春秋（1955-1980）便为“英文至上”的星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所消灭。人民行动党的党魁，就是李光耀。不过，南洋大学毕竟培养了万多名优秀的南大儿女，而且留下不朽的南大精神！

面对着空前高涨的反殖民斗争与独立要求，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企图伺机一举加以消灭！

1948年，由于马共与英殖民政府进行武装对抗；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许多华校的校长、教师和学生被拘禁或遣送出境。一些学校，如雪兰莪州加影华侨学校，因此被迫关闭。

此外，为了杜绝乡村人民接济马来亚共产党（马共），英殖民主义者在《柏利斯计划》下把57万乡村人民强行迫迁到简直就像是大集中营的480个新村，华校也由于迫迁和重建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也就是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由来。

1949年英殖民政府的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提出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来塑造“共同的国民意识”及提倡“统一教育制度”，这项建议不但受到华人的非议，也遭到马来人的激烈反对。

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华人社团纷纷表示反对。

1951年年底，在林连玉努力奔走串联之下，全国华校教师联合会总会（简称教总）于是应运而生。林连玉出任第一任教总主席，一直到他于1961年被巫统和马华联手，递夺他的公民权为止。前后长达10年。

教总的创立宗旨，是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信念，争取华、印文与英、巫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华文教育被承认为国家教育之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不懈的斗争。

《1952年教育法令》接纳《巴恩报告书》的建议，宣布以英、巫文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但是华社也同时推出《方吴报告书》，强调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并建议政府承认及扶助华教的发展，使它成为马来亚国家教育的一环。后来《1952年教育法令》由于财力问题及遭受强烈反对而不能有效执行。

1953年，马华公会（简称马华）联合教总和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的简称）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共同向政府争取华文教育公平合理的权益和地位。

三大机构操作至1959年止的这段期间是董教总（董总和教总的简称）与马华关系良好，共同维护华教的时期。而联盟政府当年也承认，董教总代表大马华文教育发言的地位。

由于《1952年教育法令》不得人心及不能有效执行。《1954年教育白皮书》便建议在华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最终达到变质与消灭华校的目的；教总呼吁全国华校拒绝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粉碎了英殖民主义者的阴谋。

1953年，教总第一次提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获得当年马华公会第一任总会长陈祯禄答应将它列为该党争取的最后目标。1964年教总再度发起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却不获马华支援，以至功败垂成。同时，教总主席沈慕羽还因此事被马华开除党籍。

当年的马华总会长，就是陈祯禄的儿子陈修信。

而沈慕羽当年也是马华青年团的创办人兼第一任总团长。在1955年的马六甲会谈中，教总以大选时支援东姑领导的联盟作为废除《1952年教育法令》的代价，把华、印校死刑判决书（因《1952年教育法令》意图消灭华、印学校，故有此称）销毁掉。

同年7月，联盟（多个政党的联合体）在马来亚第一届全国大选中赢得52席中的51席，取得压倒性大胜。同年9月，政府成立以当时教育部长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并于1956年发表了《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通称《拉萨报告书》。1956年，为抗议当局不以华文学校作为学童入学登记站，华教人士发动了热火朝天的”火炬运动”，争取华裔公民把子女送进华文学校，取得广泛教育群众的作用。

为了保持三大民族的团结以利向英殖民政府争取独立，《拉萨报告书》对教育问题作了一些调整，显示了开明的一面，其中包括：

（1）承认三种语文源流学校并存，各以其母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2）提供一种“能为本邦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

（3）使马来文成为本邦国家语文，同时维护及扶助本邦非马来人语文及文化之发展。

可是，它在“最终目标”一节却以缓和的语气婉转地提出了“一种语文，一个源流”的教育政策，为往后的教育纷争埋下了伏线。

有关的报告书中第十二段条文这样写：“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乃将各籍儿童聚集于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之下，在此种制度之下，本邦国语(马来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虽然我们认达成此种目标之进展，必须系逐渐者，而不能橾之过急也。”

1956年，在教总的交涉下，教育部长拉萨答应不将上述“最终目标”列入法令中，使《1957年教育法令》显得比较合理，华教的危机也获得缓和。

1957年教育法令第3条：“本邦的教育政策乃要达致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家教育制度。此制度必须符合人民的要求，促进他们本身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达致一个以巫语为国语，同时，其它居住于本邦的各种族的语文文化也得到维护扶助其发展的国家。”

尽管这样，政府仍然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政府津贴金，改制成英文中学。在国家独立前，槟城州的钟灵中学、森美兰州的振华中学及柔佛州的昔加末华侨中学先后接受改制为国民型中学，但其他中学仍然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不为所动，肩负着艰巨的时代使命。

1957年教育部通过各州教育局向中小学校校长发出的、责令超龄学生家长签保子女自动退学。当时，吉打、槟城、霹雳、雪兰莪、柔佛等地的华文中学都曾发生罢课学潮，反对改制20条及驱逐超龄生。钟灵中学学生还写了“爱吾华文、爱吾钟灵”的血书，以示捍卫华教的决心。

《1961年教育法令》的通过是联盟政府开始推行单元化教育政策的标志。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1961年教育法令》接纳《拉曼达立报告书》的建议，使“最终目标”更为明朗化与具体化。

对中学，报告书建议：“为了国家团结，（教育政策的）目标必须是从国家制度的学校中消灭种族性的中学，以确保各族学生在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里就读。”对小学，《1961年教育法令》第21条（2）规定教育部长有权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国民型小学改为国民小学。仅仅上述两项条文已经足以置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于死地！

在《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前，马来西亚半岛原有华文中学共69间。法令通过后，华文中学立即面对改制浪潮的冲击。在严峻的考验下，董教总始终站稳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坚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华文中学不能不办”。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政府还是一意孤行，对教总的领导人进行镇压：褫夺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及永远禁止教总顾问严元章博士进入本邦；另一方面，则利用马华政客出面鼓吹改制的好处，并保证改制中学将有三分之一课程继续保持以华语为教学媒介。

结果有54间华文中学在威迫利诱下接受改制，只有15间站稳立场，宁可放弃津贴金，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是60年代华文教育式微的最主要原因，它使华文教育的发展至少落后十年，而且差点儿就此一蹶不振。

1965年，小学升中学会考取消，华文小学的学生可以自动升入国民型中学的中学预备班，国民型中学的学生因此人数大增，而华文独中则面临学生短缺的困境。

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持政府承认文凭的中学生，才准出国深造，意图断绝华文独中学生出国深造之路，这是董教总申办独立大学（简称独大）的直接原因。筹办独立大学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援，展开了广泛的筹款运动。虽然马华公会反对筹办独立大学，其会长陈修信甚至公然比喻独大的成立简直比铁树开花还难。

可是，联盟政府为了缓和华裔选民的强烈不满情绪，终于在1969年全国大选前二天批准独立大学有限公司之注册申请。1969年的大选竞争十分剧烈，当时华裔为主的反对党以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保存四种源流教育制度，创办独大等作为宣传主题，结果华裔执政党候选人惨败，反对党大捷。过后即在五月十三日爆发“513″种族骚乱事件。

513事件过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独大筹款活动也被禁止，争取创办独大的行动也被迫搁置。从1970年开始，英文小学所有学科（英文除外）便由一年级开始逐年改变，到1975年英文小学实际上已全部改为国民小学（马来文小学）。

英文中学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媒介语，则在1976-1980年逐步改变，到了1980年英文媒介的课程已全部改为国语媒介。英文小学改为国民小学，是华族家长和社会人士的前车之鉴，他们深恐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华文小学也改为国民小学。因此，危机意识大为提高，连马华公会当年的总会长李三春也发出“与华小共存亡”的誓言。

1971年政府开始实施《马吉依斯迈报告书》的主张，不以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以种族的人口比例作为收生的根据，即所谓的“固打”制。其实，从7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各大专马来学生的人数大大超越其人口比例（据第三、四、五大马计划的资料，1970年马来大专学生占53.7%，1975年71.3%，1980年73.3%，1985年75.5%），造成非马来学生与家长的普遍不满。同年，《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通过。

从“独大案件”的判词看来，在该法令下，非马来文媒介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设立，已不可能。然而，以英文及阿拉伯文为教学媒介的回教大学却在马来西亚建立起来，为此，政府还特地修改“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以达到网开一面的目的。

独立大学的被拒，与回教大学的建立，说明马来西亚华裔公民的语文地位在国内还不如英文与阿拉伯文等外国语文！到了90年代，政府允许数百间私立学院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仍然不允许华文作为私立学院的主要教学媒介，这种公然的语文歧视政策是任何有尊严的民族都难以接受的。

1971年独大有限公司根据《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的规定，正式向最高元首提呈《独立大学计划》，要求陛下恩准，结果在1974年大选前被拒绝。1977年，独大有限公司再度向最高元首提呈由4238个华团与政党签盖的要求恩准创办独大的请愿书。经过各种途径的争取，当局还是拒绝给予批准。

1980年，独大有限公司被迫就独大创办遭拒绝事，正式入禀高庭起诉政府，最后仍然以败诉告终。至此，政府单元化政策可谓已经基本就绪，逐步推行，华小与独中的生存与发展，全靠华社的团结一致，誓死维护。火种不灭，才能薪火相传。

明天我们再继续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血泪史之二：《被巫统和马华始乱终弃的孤女—国民型华文中学与独中的孤军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