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是制衡马哈迪的最佳途径

前言：

去年5月的第14届全国大选前两年，在野阵线的民联/希盟游说当时不满时任首相纳吉的前首相马哈迪，出来领导反对阵线。他最终答应，却也要花更长时间和精力，说服民众支持他重出江湖。

公民社会及曾在马哈迪1.0执政期间吃过苦头的人民，未能马上接受马哈迪作为反对党领导人，内心矛盾，纠结在支持“独裁者”和“改朝换代”之间，何者比较重要？

这边厢，期盼在野阵线和所有反对力量团结一致，时局已经为变天打开最佳的历史窗口，马哈迪的加入和领导，纾缓马来和乡区选民的不安，提供希盟最缺乏的马来领导(Malay leadership)，当时安华还在牢内。

另边厢，马哈迪的出现，也令人担心他过去的独霸性格，卷入各种滥权和贪腐指控，缺乏道德基础领导民众，怎能以改革者姿态，说服选民支持在野阵线？

尽管民间有一股质疑声浪，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下，安华与马哈迪和解，行动党则开足马力全面宣传，让马哈迪得以重建领导威望与正当性。

火箭挺马论调环绕在三个重点，即马哈迪已经改过自新（应给机会）；希盟有制衡能力（四党平起平坐）；以及变天的千载难逢好时机（“骑马杀鸡”，错过后纳吉会更强）。

虽然党内外有一些杂音，大敌当前，彼此放下歧见，甚至使用共同的蓝眼标志参选，展现改朝换代的决心。

大选成绩证明，马哈迪领导有功，关键时刻领导在野阵线，完成马来西亚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意义重大，各族人民追求共同目标，让希盟以简单多数席位（113席）拿下布城，终结国阵61年政权。后来沙巴民兴党8议员和3名独立议员加盟，希盟人数增至124人，尔后又陆续有巫统议员跳槽。

马哈迪先制造悲情

自从2015年一马发展公司丑闻爆发后，拿着巫统党员证的马哈迪已高调表达不满，公开向纳吉逼宫穷追猛打，却没换来纳吉的重视，反而冷嘲热讽，无法动摇纳吉在巫统和政府的地位。

两人之争白热化，导致马哈迪的儿子慕克里兹遭吉打巫统逼宫，最终失去多数州议员的支持，于2016年2月3日辞去吉打大臣职。

不到一个月（29日），马哈迪和夫人西蒂哈斯玛宣布双双退出巫统，这并非他首次使出退党招。他曾在阿都拉掌权期间，不满后者的女婿凯里为首的年轻精英“影响”阿都拉施政，调侃他们为“四楼的孩子”（首相办公室在布城首相署四楼），退党抗议。

尔后于2009年，纳吉取代阿都拉成为首相后，在纳吉的邀请下，以胜利者姿态重返巫统。岂料7年后，他又因不满纳吉，再次退党，从此告别他一手成立的新巫统。他选择自立门户，成立土著团结党与巫统抗衡，这些都是后话了。

马哈迪失去巫统平台后，随之失去政治资源。政府于2016年3月革除他担任的国有公司顾问职位，原因是他与在野党领袖、非政府组织和反纳吉的国阵元老联手发动“拯救马来西亚”运动和《公民宣言》，炮轰和要求纳吉下台，准备推翻国阵政府。内阁基于马哈迪的动作违反法律和《联邦宪法》，决定终止他的国油顾问职。

同年3月杪，马哈迪一口气宣布，辞去包括宝腾公司主席职在内的5个政府官联公司和政府机构的职位（莲花汽车主席、国油大学荣誉校长，以及浮罗交怡发展机构(LADA) 和刁曼岛发展机构(TIDA) 顾问）。这是他与纳吉政府切割的做法，与国阵划清界限。

509大选前，马哈迪结合所有反对党（除了与巫统眉来眼去的伊党）和公民运动力量，打造史上最强在野党阵线，迎头痛击巫统/国阵。

马哈迪以弱者姿态出现，宣称遭纳吉打压，加剧人民对他老人家的同情，巩固民众心中被欺压的形象。同时，他也使用社运平台和人脉，接触更多民众，如2015年8月出席净选盟4.0集会，所到之处受民众热烈欢迎。

可以这么说，希盟能够赢得政权，纳吉政权腐败，以及马哈迪与希盟结盟的策略奏效之外，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在关键时刻，全力支持希盟，是促成政党轮替的原因之一。

进步的公民组织陷入真空地步？

马哈迪2.0掌权初期的表现和人事任命，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委任过去活跃在非政府组织的领袖进入体制内，推动改革，这是颠覆传统政治委任的做法，让社运领袖有机会一展抱负。

著名律师汤米汤姆斯受委会总检察长、大马选举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由人权律师阿兹哈论及马大法律系讲师阿兹米沙隆担任、两名捍卫自由律师团(LFL) 执行董事，拉蒂花(Latheefa Koya) 分别受委为大马反贪污委员会(MACC) 主席和艾力保森(Eric Paulsen) 成为东盟跨政府人权委员会(AICHR) 的大马代表。

此外，前净选盟主席安美嘉则担任5人小组的体制改革委员会成员，代表进步中庸的马来知识份子和前政府高管G25发言人诺法丽达(Noor Farida) 成为大马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 主席。

他们进入体制后，这些代表进步和监督政府的区域出现空缺，监督政府的工作突然留白。体制外的监督和制衡力量瞬间被削弱。希盟部长们对政务和公共服务领域还摸不透时，重大决策回到马哈迪身上。

各别部门属下的法定机构主席和关键的人事委任，首相办公室经常下指导棋，甚至连部长身边可以和应该聘请助理的人数，首相办公室的看法也成了重要指标。

虽然马哈迪领导的土团党只是希盟的老三，面对陌生的全新部长团队，22年丰富富执政经验的他继续成为强悍领袖。尽管需要进行更多沟通，关键时刻，他的意志依然主导政府走向。

印度籍传教士扎基尔是否应该遣返、莱纳斯稀土厂继续运作、推动第三国产车计划、大学预科班名额增加、主办土著经济大会等，这些都有马哈迪介入和主导的痕迹。种种迹象显示，马哈迪依然在重大事件上，跟着自己的意思走。

希盟四党对马哈迪的依赖度相当高，经常把一些争议性决策，交给他处理，权力在无形中扩大，不仅在希盟，就连公共服务领域内，彷佛又回到马哈迪1.0的独霸情况。

正因如此，民众开始担心“马哈迪主义复辟”，回到昔日的朋党、集权、马来人之上〖陈辛：应为：马来人至上，才对。请秘书处定夺。〗，政客操弄种族宗教议题，我们又走回老路。

公民组织和民运如何制衡希盟

希盟执政后，理性的监督与制衡声音突然变弱。过去一年，在野党忙着解决内部问题和重夺政权，监督制衡工作不是首选，也不屑认真发挥反对党功能。

两大主要反对党，巫统和伊党忙着“结婚”，焦点精力都放在马来/穆斯林议题上，马华和民政党则打游击战，零散式监督政府，缺乏宏观战略。东马砂拉越政治联盟忙着治理砂州，联邦政治不是重点。

此时，公民组织和民主运动成为关键的制衡力量。变天后，相对开放的环境，让公民社会有了滋养和更好发展的土壤，打开一个新局面。

过去进步的公民组织，如净选盟、捍卫自由律师团、大马伊斯兰友好协会(IKRAM) 成了希盟的伙伴，协助政府改革体制，监督与制衡的火力明显下降。

公民社会和公共意见领袖，对希盟相对宽容，认为积累61年的老问题和歪风，难以朝夕间消除，希盟有了时间优势。

目前的进步监督力量和民主运动，似乎还沉浸在改朝换代的欢乐氛围中，忽略可能复辟的“马哈迪主义”。

强化力量的两件事

此时的公民组织和民主运动，应尽速完成两件事。首先，重返组织和运动的核心理念，强化非政府元素，与马哈迪和希盟保持距离。至于已经在体制内的前社运领袖，应该在没有压力下扮演冲撞体制角色。

第二件，栽培更多新血和接班人。一些领袖吸纳进体制后，组织内出现领导断层窘境，组织应该培训更多新人，需要更多磨练，才能强大的内心。

此外，监督制衡工作，应该打散至不同领域，由熟悉各领域人士领导，增加动员和说服力，如反莱纳斯的环保议题（拯救大马）和爪夷文事件（董总）等。

民间社会应针对关乎本身权益的课题，组成监督团体，结合力量表达不满，如“废死”课题和英文教数理等议题。

在去组织化时代下，有时团体组织无法号召群众。反而一些有人气，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的人物（NGI，非政府人物）更能让执政者产生心理压力。这些网红级的意见领袖，已有一群追随者，可转换成舆论压力。

这些人士计有，人权律师西蒂卡欣(Siti Kasim)、玻璃市宗教司阿斯里(Asri Zainul Abidin)，以及某些社交媒体帐号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传教士。

提防保守右翼力量组织的崛起

我们应该关注一个吊诡现象。原本的监督力量成为政府伙伴后，这个空缺由另一股相对保守，甚至排他的势力取代。这个趋势发展有点始料不及。

过去一年，这股力量结合科技通讯便利，在不受约束的网上，发表各种言论，表面上是监督政府，实为鼓吹保守思维，煽动族群情绪。这可从反对签署《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 和《罗马规约》、爪夷文书法事件、以及先买穆斯林产品等事件中发现。

无独有偶，这些组织团体都以马来人和穆斯林为奋斗目标，比如大马穆斯林连线（ISMA）、大马伊斯兰消费人协会(PPIM)、大马伊斯兰福利机构(PERKID)、半岛马来学生会联盟(GPMS) 和泛马伊斯兰大专生联盟(GAMIS) 等。还有其他临时成立的组织。

总结

94高龄的马哈迪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希盟的制衡力量固然比国阵强，但并没我们想象般的理想。在野党则各怀鬼胎，还未习惯反对党角色。

公民社会和民主力量成为最重要的监督制衡力量，特别是提倡自由民主的希盟，更能包容反对声音。关键是，公民社会和组织，做好再次监督政府的功能吗？

同时，也要慎防，保守和极端组织躲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以监督制衡政府为名，发表似是而非的极端排他性言论。

进步的公民社会和组织，除了善用当下开放和自由的空间，监督制衡马哈迪之外，也要与另一股获得政党支援的保守组织，争夺舆论权，重新掌握监督的话语权。

一旦拱手让出，我们期待的理性问政和制衡将变调，大马或陷入另一轮的争议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