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剔除南大历史垃圾 一

南洋大学是共产党温床之说是单一最主要的南大历史垃圾。事实上，这一个政治正确历史观仅仅是一个政治标签而非真实的新加坡历史。然而，这一个政治标签经过经年累月的长期不断被重复，俨然成为新加坡主流历史论述的历史事实。

《李光耀回忆录》：‘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这一种对华校生的消极否定与偏见源自英国人，经由李光耀传承并将之发扬光大进而成为主流历史观。推断，日治时期的华校生指的就是南大早年的超龄学生。

政治标签成为历史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吴庆瑞与东亚研究所》新加坡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之路，新加坡华校的兴衰：‘……与西方不同，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虽然并不是冷战的一部分，但与政治的关系同样很深：与西方相似，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不仅深受政治考量的影响，而是在新加坡政府羽翼下成立的。从表面上看，全国人口的70%由华人组成的新加坡社会表面上非常“中国化”。但事实上，新加坡并没有有利于现代中国研究的肥沃学术土壤。

独立以前的新加坡曾经是一座“中文教育的堡垒”。在这里，东南亚华人社会在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曾发展出的一套完备的中文教育体系。新加坡华人社会还完全依靠私人资本建立起了中国海外第一所以中文为主要媒介的大学——南洋大学。但在新加坡建国以后，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政府将华校和华人报纸视为“亲共”思想和大中华沙文主义的温床，不仅没有鼓励和发展中文教育，更约束中文报纸（《南洋商报》和《叻报》）。

于是，新加坡的中文教育体系慢慢地衰落下来。虽然李光耀在崛起之初曾受益于左派的力量，但他迅速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新加坡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新加坡需要在普遍反共的东南亚寻求生存。他还认识到大中华沙文主义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源头，而且是新加坡建设种族和谐的威胁。因此，新加坡政府禁止令中文报纸，并采取从小学开始的双语教育政策，整合了所有的中小学校。这样一来，英语成为新加坡中小学教育的主要媒介，而中文，马来语和淡米尔语则只作为母语教授。

……随着新一代华人越来越多用英文作为家中和在外相互交流的唯一语言，他们中文水平更是一落千丈。在初期政府禁令下，年轻一代读不到中国寄来的书报，更无法前往中国探亲和考察，他们成长和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知识接近于零。这一切政策在有意或无意中，造成新加坡建国后年轻一代的华人慢慢地“去中国化”。’

这一段平铺直述的历史相对中肯。然而，毕竟还是受制于政治正确，毫无保留的接受了华文教育与共产党的挂钩。在此，历史观的正确性并没有得到必要的检验。这说明了，华文教育与共产党挂钩已经沦为历史事实。

该文章将星洲日报误解为《叻报》；叻报始于1881年终于1932年。类似的，一篇南大历史博士论文把历史人物 C C Tan 误解为陈清木。C C Tan 是陈才清，1947年进步党创办人之一。顺便一提，进步党是英国人扶持的权力接班人，也是李光耀最早参与政治活动的政党。进步党一败涂地促使李光耀在政治上另起炉灶，换个平台接手英国代理人角色。

新生代新加坡人没有足够华文能力亦没有必要利益驱动去探索南大历史，所以这类工作势必由外来学者所承担。但是，政治正确历史观主导下，外来学者是会接受而非质疑原有的主流历史论述。此外，正确解读南大历史必须具备对构建本地人文环境的基本因素有足够了解，脱离了这一个历史轨迹，必然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谬误。这正好说明了剔除南大历史垃圾的必要性。

历史必须追根究底，了解了历史源头，就会知道历史发展轨迹，最终，自然而然得出华文教育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历史结论。换言之，认识到南洋大学是共产党温床之说并非历史事实而仅仅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政治标签。

历史上，英国人的马来亚殖民政府只照顾英国人与白种人，为了殖民统治合法性也象征式的优待马来人。华人没有政治觉悟性既不争取也不对抗，是甘愿俯首称臣的时势顺应者。因此，华人自力更生，在被允许的有限权力范围内苟且偷生。

马来亚华人社会是依存于族人的宗亲组织环境下，自我提供与满足生活物质与精神文明必需，如，生养，互助，安全，医疗等，以及通过节日喜庆丧葬等传统礼仪传承母语文化。简言之，在异乡为离乡背井的族人构建一个熟悉的人文环境。

比如，1819年新加坡开埠，曹亚志设立曹家馆安顿南来从事木匠泥水等传统行业的台山人。1822年客家宗亲成立客属会馆照顾南来的宗亲乡里。1829年开始本土教育是由成功商人为宗亲开办方言私塾。20世纪初会馆开始承担设立学校的任务。1905年至1920年间新加坡成立了36所华文学校。

这说明了，华社的民族文化教育是单纯的人文需要，从来没有政治动机。

1877年英国人结束了对华人社会不闻不问的原有现实，美其名为保护华人妇孺而设置华民护卫司署，以应对清朝设立的中国驻星洲领事。清朝卖官鬻爵是敛财之策满足华人衣锦荣归光宗耀祖的虚荣，不具治理华人事务的政治野心。但是，殖民政府从此积极参与治理华人社会。相继，为了保护英国人在苦力经济的既有利益，开始立法规范华人社团组织与经济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促使华语崛起成为华社的主流语言，学校放弃方言改用华语教学。殖民政府意识到华人政治意识的觉醒，1920年开始立法规定学校和教师必须向政府备案。英国人由此通过立法与行政手段规范华人社会，开启了华人事务的政治化。即便如此，华人文教依旧是人文需要，不具备政治意图。

1942年马来亚战役的耻辱是十三万英军向三万日军投降。二战后，英国人再度殖民统治马来亚，随即，反殖民运动开始日益发展。华人政治意识由此伴随成长。

马来亚共产党，职工运动，华校学生运动是三股反殖民势力。三股势力虽然在反殖民运动上有共同目的，但是，彼此各有不同的政治诉求。马共有意通过政党竞争的选举制度争取合法的参政权力。职工运动是就劳资纠纷争取工人的合法合理权益。职工运动中，使用英语的职工政党仿效英国工人党的政治模式；使用华语的职工组织分为左右两派，都在争取合法的参政权力。华校学生运动是维护华人保留与学习母语文化教育的基本权力，本质是争取人文教育权力而非政治斗争。

在冷战思维与保护既有利益的双重政治考量下，英国人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且实施紧急法令打击马共的政治活动。紧急法令把反殖民运动定性为颠覆社会的非法政治活动。此后，殖民政府以马共渗透为理由，政治标签职工会运动与华校生运动为共产党活动。

1954年的五一三华校学生运动是个典型案例。官方坚持是马共领导的政治事件。民间认为是华校生自发的维权运动；事件是政府长期歧视华文教育的政策结果。民间论述不否认有马共背景的学生参与，关键是，这些学生是以学生而非马共身份参与，所以不存在马共领导五一三的事实。

五一三是华校生的自发维权运动之说与五一三是马共领导之说，有着全然不同的历史意义。前者折射殖民政府长期歧视华文教育的历史。后者则是一个缺乏真凭实据的政治标签。诚然，官方政策长期歧视华文教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官方定调五一三是马共领导，给力华校是共产党温床的政治标签。基于此，李光耀无审讯长期囚禁政治竞争对手与关闭南洋大学就是名正言顺并且合理合法。

最后，回头看看《李光耀回忆录》羞辱华校生之所言的虚实真假。

华人受排斥是一个真实历史事实而非华人只是觉得受到排斥。华校经济上缺乏机会是政策结果，公务员优先英校文凭，李光耀接受白里斯葛报告书不承认南大文凭都是历史事实。马来亚的华校教师都不是共产党因为真正的共产党员都留在大陆建设新中国。流落海外的华人教师要不是反对毛泽东的国民党人士如林语堂，就是投机分子组成的第三势力人士如刘韵仙。有说李光耀偏爱第三势力人士，李微尘就是献策清算南大与华文报业的谋士。李光耀口中的超龄学生是南大历史上成就最高国际学术荣誉的杰出毕业生。

其实，单凭李光耀的这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李光耀回忆录》的老王卖瓜是满纸荒唐言不足为信。就不知反假新闻法是否适用于制约李光耀式的伪历史论述？

末了，把南洋大学是共产党温床之说视为政治标签的最大用意是，警惕研究南大历史的年轻学者千万不可以全盘接受官方版本的南大历史，必定要有独立思考的学术能力分辨历史真伪，淘汰南大历史垃圾不能将之当真。务必记住，尽信书不如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