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新加坡大学学生会会长陈华彪1974年11月9日专访

访员：华彪同学，你可以和我们谈谈你被捕的经过吗？

答：我是在11月1日被捕。当时，我是在一位朋友的家；另一位工友方华龙是在第二天凌晨二点，也在裕廊被捕；过后，又有一位女工叶金凤被捕。我们三人是被控非法集会，企图闯入工会建筑物及进行暴动。

被捕时，当局完全剥夺会见我的律师的权利，我的律师也四处奔走找我，但是，在一些有意的安排下，他无法和我联络。当我被捕后，他去过武吉班让警局找我，因为据那三个逮捕我的便衣人员说，我将被押往武吉班让警局。可是在那儿，警方否认有任何人被捕，及没有逮捕我的那些警员的存在。后来，我的律师也和罪犯调查局(CID) 和内部安全局(ISD) 接触，他们都不能肯定与这样的一个人被捕。可是，在我被捕后，我一直强调要会见我的律师，但他们没有答应，并立刻把我带到中央警察局而不是武吉班让警察局。在凌晨二点左右才被叫醒。我是在晚上九点半被捕，然后被关起来。醒后，开始了冗长的问话，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左右才结束。最后两小时的问话是在 CID 的一间很冷的冷气房进行。当时，我一再强调要会见我的律师，在没有见到我律师前，我将不会对警方谈话；后来，那个警官告诉我，我的律师已经在武吉班让警署与警方取得联络，他也说，警方已经告知我的律师，明天我也将会被押上法庭（即是星期六2-11-1974）；同时，他还说，我的律师将会在星期六早上在法庭见到我。我当时信以为真。在星期六（2-11-1974）上法庭前，在一个认人过程中，我被一组证人中的六个‘认出’有参加暴动，这些人都是新兴工友联合会(PIEU) 的人员。在这以后，我们被带上法庭，我们惊奇的是，我们的律师并不在，刚好在法庭上我碰到一位朋友，在我的朋友的协助下，才通知我的律师前来，要不然的话，整个逮捕的消息就会被有计划的掩盖掉。

记得我在 CID 被问话时，在问话过程中，电话一直在响着；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副警察总监打来的，这使我很怀疑，如果这只是一件简简单单的犯罪案件的话，为什么要动用到一位副警察总监整晚不睡觉，每隔一个小时就询问我被问的情形。这里面必定有些含义；后来，我又知道，要逮捕我的决定是从一个很高的决策层或几个人定下的，所以，决定逮捕我和另一个工人的事，并不是这样简单。

后来，在上法庭后，警方拒绝我被担保出外候审，理由是要给警方充分的时间作调查，可是实际上，在我被关在中央警署一个星期间，除了被捕当晚4个小时的问话外，以后，他们也没有问话，我也没有告诉他们些什么东西。同时，当局也没有进一步要求写新的资料。警方有去我家搜查过，但却没有看到什么。所以，关一个星期，不准担保出来，完全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用意的。据我所知，以往没有犯罪记录的嫌疑犯，惯例上述可以担保出来的。

访员：谈过了你的被被捕经过后，你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被逮捕？

答：我们的被捕，相信是跟美国游艇厂(AMERICAN MARINE) 工友工潮有关，工友们被令两星期无薪停工，他们就在10月23日到 PIEU 会所前去见他们的工会负责人，工友们从早上10点多等到黄昏6点半左右才见到 PIEU 秘书长彭由国先生。彭先生在当天也没有对工友们被令停工做出圆满的解决。同时，在和工友讨论尚未结束时就擅自离开了；23日的场面很特别，因为彭先生前来时的样子很不客气，彭先生和10个警察6个探员一起来，来的时候，怒气冲冲地责骂工友们，对工友们的要求却模棱两可地说在一个星期内给工友答复。同时他还说，他可以介绍新的工作给工友们，但这一个建议，立刻遭到工友的拒绝，因为工友如果接受他的建议的话，他们会被公司开除，当你找到了一个新雇主时，公司可以说你已经另有雇主，不需要在本厂工作，这样，结果连一分钱的赔偿金都不用付出来，使工友们损失更大；另一方面，这样的建议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该厂有相当大部分的工人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的工作是要拿工作准证的，工作准证是规定3年不得转厂，同时，准证是在该厂的名字下发出的，在他们正式辞职前，他们不可以找新的工作。当时很多人指出他的错误；还有一点，工友要求彭先生报表明立场，如果将来工友被裁退，他将怎样做，以及有关裁员补偿金的问题，但彭先生并没有作出任何的答复；在工友们一再询问下，彭先生承认他是没有能力处理裁员问题，当天在场的不只工人，也有学生。当时，我也在场。我是在迫不得已情况底下才发言。因为起初彭先生用一种心理战术使工友不敢起来说话；当时很多警察在场，有人对着每个发言者拍照，工友们在心理上受很大的威胁。为了打破这种场面，我才说话，我曾批评彭先生的一些行不通的主张。这是我们被捕的背景。我们这3个被捕者都是在23日有发言的人。最近（见11月12日报纸），警方要找一个叫‘毛达’的，从马来西亚来的人，报纸有他的照片。警方要寻找他来协助他们所谓‘调查这个暴动事件’。这个人就是当天一直打电话给彭由国先生的一个美国游艇厂的工友。当彭先生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刚才是哪一位姓陈的打电话给我，有种就跟我站出来！”他所指的那个姓陈的就是这个‘毛达’。

另一个被捕前的背景，就是学生会设立“裁员调查中心”(RRC)。这个裁员调查中心有4项主要的工作：

• 收集有关裁员的资料；
• 向有关当局及工友们提一些建议，怎样应付裁员问题，还有怎样解决在裁员时雇主的一些不良作风；
• 要组织及进行一些协助工友的工作；
• 向学生会建议进一步的行动。

调查中心是在我们被捕前一个礼拜成立的。在成立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得到工友们的支持。在校园内，我们曾邀请一些夹板厂工友来和学生们谈谈，在调查中心成立后也召开一个工友和学生的联系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大约超过30个的工友及超过30个学生。这类会议是我们新大学生会历来第一次召开的，我们的工作速度也显示了我们对这个裁员中心是很重视的。

以上讲的是23日的事件。当天，彭先生答应过在一个星期后给工友有关停工的答复。所以，工友从早上10点等到下午4点半左右才自动解散，他们并没有被警方人员驱散。当天的情况就是成为我被捕的理由。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什么。我们现在是被迫不准说出来的，因为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这个事件一经提上法庭，人们就被强制不能把真相说出来。隔天，在《星洲日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彭由国说星大某些学生煽动工友，彭先生还说，叫工友们不要受误导。《星洲日报》也报导有一批工人冲入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PIEU) 会所，打破玻璃。推翻桌子椅子等。在同一日（11月1日）《海峡时报》之报导中，并没有提到有关暴动事件。它报导说：有工友到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会所外纠察，要求工会解决它他们停工的问题。从这两家报纸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报导，表示了什么呢？应该注意的是：当天《海峡时报》有记者在场，而《星洲日报》却没有。现在，有记者在场的《海峡时报》报导不出暴动，没有记者在场的《星洲日报》却根据彭先生所说的而报导出一个暴动来。每一个明眼的人大概可以看得出一个所以然吧！

我之被捕，还有了一个背景，就是星大学生会最近开始对社会关心起来，虽然我们做得很少，但这已足以使一些人非常不高兴了。自从反对巴士车费加价开始，当局就对我们非常注意；我们批评政府逮捕32个政治犯，我们也批评当局控制对报章的控制，曾提议筹组一家民办的自由报章；我们也曾经展开一个救济孟加拉水灾灾民运动；还有现在的裁员调查中心。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工作中，很少得到当局的赞赏和支持。杜副校长在迎新会上的讲话中，就很好的表明了当局对我们的不满。他当时说：“如果迫害是确实存在的话，陈华彪将和那32个一起关进监狱内”（注一）。他指的32个就是那些被当局以《内部安全法令》扣留的人。杜副校长在同日的迎新会上的演讲也谈到：“你可以畅所欲言，但是重要的是要知道行为与言论的界限，我不能保证什么。”（注一）。他所谓的保证是保证什么？没有人会知道。可能就是保证不会被捕，这是当局对我们的一个很明显、直接的警告。

另外一点，在我被捕前，10月26日，我通过我的律师写信给杜副校长，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公开向我道歉；因为他在迎新会上胡说我是“ELATAHT LIAR”(明显的撒谎者)，不然，我将会在法庭控告他破坏我的名誉。这也许使一些人有一点难堪。而我被捕的隔天，就是我给杜副校长的最后期限。

访员：在你被捕后，校园出现了警察驻守，及听说有人要纵火。针对这点，你的看法怎样？

答：在我们被捕后，在校园内发生的一些相当奇怪的事件，也使我觉得这和我们被捕的事件不是单一孤立的事件。在我被捕后不久，我们新大某一个学会的会所被发现有人架梯子企图进入里面；在这之前校园内已出现很多警察，这是校方和 CISCO 签的合同，要警察来保卫新大校园。学校当局也发表文告说，有人企图破坏、纵火及骚乱。这点根本是不确实的。因为假期中，我们并没有听说有人企图纵火，同时学生不会这样不理智地去纵火。这可能是当局要制造一些舆论。故意使公众人士对学生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新大学生会领导层是一批走极端路线的恐怖分子，其中一些可能参与过所谓的非法暴动，有些又可能要烧校园，这样的公众舆论对学生会是很不利的，这严重地侵犯了大学的自主，我们一定要求警察撤出校园。我们新大学生会的办公室也曾经在我被释放的当天，门锁被人破坏，这一系列的行动绝不是孤立的。同时，在我被捕期间，报章也发表在武吉知马以及其他地区发现马共的红旗及传单，红旗也出现在离新大学生会不远的杜安尼路，这可能会被人说成和学生会有关。同时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也在星期六发表了一个演讲，今天对新加坡有威胁的不是共产党，主要的威胁是来自某一些集团的人，这些人并非共产党，是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这一批人利用新加坡现在的一些经济危机，想乘机捣乱。我们不知外交部长拉勒惹南所指的是谁，但我们新大学生会的学生负责人全部都是非共，全部是知识分子，以他演讲所说，和一路来发展的事件，可以看出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警方人员出现在校园这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使到学生都会想到：可能当局、校方要解散我们的学生会，这和马大事件很类似。他们先逮捕学生领袖，后来又镇压他们，接下来把学生会封掉。这也和封掉义安和南大作法差不多一样，先制造有恐怖分子威胁的舆论，现在公众人士也知道我们的立场，他们没法证明我们是共产党，就说非共产党也是威胁，如果把是指向我们的话，学生们应该提高警惕，也希望公众人士能时时注意这事件，看清被残酷压制的事实真相后被大吹大擂的谎言，不要让学生会无理被封。

学生会被封的含义是什么？就好象像他们以前封掉义安和南大学生会，后期当局又给他们重新成立。可是后期学生会的成立并非按照学生们的要求的，而是经有关当局所规定后给予学生的。他们这样做有其政治目的，如果学生会被封后再成立，他们就会诸多限制，就如现在的南大和义安学生会是直接由校方控制的，没有像新大和工艺学院一样，有由学生来主持的自由。他们的执委也很难做出独立的决定。这次他们乘机要警察来驻守新大校园也是很危险的迹象，也就是在校园先制造恐怖气氛，使学生不敢走近学生楼，同时也听说，有一些便衣人员，在上个星期就警告学生不要走近学生楼，好像学生楼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们可以炮制各种舆论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访员：你能不能和我们谈谈在被捕后，同学们的反应这样？

答：从我被捕起到被担保出来这一段期间，同学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也表示了学生们的团结和觉醒。虽然我是在假期中被捕，可是，很多同学得到消息后，都涌回校园内，并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主动协助印刷，分发一些说明事件背景的资料(BACK GROUND PAPER) 及售卖学生会刊物《大学生》。除新大之外，工艺学院的学生也很积极地支持，他们还发出新闻稿表示支持我们，可惜的是报纸上无法看到。此外四大专的学生会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释放我及支持我们的学生会对于裁员的立场及做法。此外海外也有不少学生组织来电报，要求释放我和另一位工友，并支持我们在裁员上的作法。槟城理大学生会打了第一炮，接着是马大学生，马大学生会虽然被封了，他们仍然在新加坡驻马最高专员公署前举行二次示威。此外，纽西兰、澳洲等地的学生团体也积极支持我们。在国外的新马留学生也来电支持我们。所以说，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工作是自发的，绝不是人家所说的受人指使。上星期的一系列事件中，是所有爱好和平，希望见到民主、公道，平等在这里真正实行的人士，包括学生在内的大团结的表现，是一个有意深远的星期。我们的被捕是一件好事，至少这次的逮捕说明了学生会的确做了一些事，而且我们所做的是有效力的。

在11月11日，我们的案件开审当天，很多学生都到第一推事庭支持我们，在场的不只是新大学生，还有工艺学院的学生及从裕廊来的工友，最少有600人左右，是新加坡近年来少有的一个场面。过后，我们的案件展延到12月11日开庭审讯，希望大家都能注意。

另一方面，12月是一个热闹的月份，对于校园内的同学来说，因为从12月4日到7日，我们的两位同学，将会在法庭被控阻碍警方执行任务（注二），12月11日是我、华龙和金凤的案件开庭，过了12月，就是（1975年）1月12日在柔佛州法庭上，我们的另两位同学，还有几位马大学生及一些所谓的非法居民将会被控‘非法占据州政府土地’（注三）。学生一连串被控，说明了什么？学生突然间坏了起来吗？很明显，这是当局对学生的一系列压制、恐吓的手段。但在这样的手段下，学生们会看清更多事情。

注一：见《劲草》第五期：《新大学生被外国学生拉着鼻子走》
注二：详情见《劲草》第五期：《校园里的冲突》
注三：详情见有关新山非法木屋区事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