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祥与50年代/60年代
马来亚及新加坡的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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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您好。我是覃柄鑫。我穿着……和站在……前面，以及我的称呼是他。谢谢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要求我与大家一起参与这个讨论会。谢谢惹耶古马博士致开幕词所作的评语。我也感谢傅树介医生今天出席这个讨论会，他是我们过去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英雄。

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有关50和60年代马来亚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不仅仅是林清祥的伟大成功事迹。有关他的事迹这方面我已经写了很多了。

我要谈的是有关马来亚社会主义最大的失败问题，特别是因为：第1，它的失败与现在的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挑战和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同时也因为我们现在居住在的这个世界上社会主义有恢复到普遍受人接受的情况。没有关联——它经常是有关联的——但是，我想，我们必须重新承认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严重的不平等情况。在2019年，根据乐施会(Oxfam)（它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它由十三个独立运作的乐施会成员组成。）的资料显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由26个富人所控制着。Inc 杂志最近披露，今天有8个人控制着世界50%的财富。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3大意识形态所管束着。这3大意识形态是：新自由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称为非自由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特别是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所作的政治表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要同时改革这3个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特别是在马来亚，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看过去历史上我们马来亚人民在50年代和60年代如何克服在面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挑战的。

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如果那股势力要导致被剥削和众多的人的是殖民主义，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应该从反殖开始。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在马来亚，有许多人和林清祥一样，《印尼万隆会议宣言》为他们提供的新的框架——一个新的词汇来处理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就是人人自决。但是问题是什么叫“自决”？这就是变得更加复杂的地方。

在政治思维领域最保守的一端，就是把权力从英国人手中转移到马来亚人手里。但是,一切(行政关联制度)都保留不变；那就是：不是我们将如何组成政府的架构、我们的经济如何建立起来、以及我们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即便是上层的管理人员都必须是在英国受教育的本地人，他们必须是具有与英国人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被确认为是英国人，这些高居要职的人一切举止（包括生活起居习惯等）都与英国人没有两样，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肤色不同。

但是大多数在马来亚的人民却朝向另一个在政治思维领域最保守的一端的办法，他们要求更多的改变。问题是要达到哪个程度？我们要改变啥？我们的政治结构？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社会结构？

您可以看到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出现。50年代，当抗生素在世界上广泛被使用、当核能成为商业化、当节育已经成为可控性、当人类第一次能够飞向太空。它展现了人类理智地战胜了自然界和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已经接近有能力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我们同样可以提出人性的弱点，把世界改造得更好。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以集体的行动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然而马来亚面对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马来亚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机关报《花惹》(FAJAR) 创刊号的社论确认了马来亚社会主义所面对的2大挑战是殖民主义和族群主义。当人们被分化开来时，你是不可能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不仅如此，族群主义赋予了殖民主义者权利分化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因此他们是进行与殖民主义和族群主义的两方面的斗争。

但是，要如何战胜族群主义，创造一个同时具有政治与经济自决权的社会主义马来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提出通过阶级之间的团结去实现。城市华族工人和农村的马来人组成了一个伟大的天然盟友。具有马来亚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着重提出了这个观点。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分析这两个天然盟友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特点，强调马来农民和城市华人同样遭受殖民地资本主义者的剥削。

但是，他们认识到挑战的问题：华族工人可能会视欧洲人为他们的剥削者；但是，马来族工人却面对着华族脸孔的剥削者。马来族稻农经常受到村里的华族商店主的摆布。华族商店主把自己当成是提供马来族经济的援助者。事实上，华族商人只不过是欧洲人资本的中间商吧了。但是，对马来族工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华族剥削者。这是那些马来政客们一直强调的论调。

为此，詹姆斯·普渡查理(James Puthucheary) 对经济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行了研究、分析，创造性的撰写了有关欧洲资本继续控制着马来亚经济，而不是一般普遍的猜测剥削马来族经济的是华族商人。真正获得盈利的是外国人控制的结算行。它们是真正控制着马来亚财富和经济结构者，迁怒于华族社群是剥削马来族是被误导的。这是为了达到分裂马来社群与华族社群的关系，从而加强了欧洲的殖民主义势力。严格地说，为了铲除殖民主义和创造自决的经济，马来亚的左翼不应该把焦点在族群路线，而是集中在殖民地政权和从属殖民地的划分，或者是殖民地资本主义，本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但是，一个在政治上、社会结构和经济秩序上根深蒂固的翻天覆地的倾覆，自然会面对来自殖民地统治者和马来人现有体制的顽强反对。在19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话语已经从阶级团结的必然性转向了对阶级团结的更加清醒和悲观的看法了。同时，林建寿、林建才兄弟在马来亚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机关刊物《花惹》发表了冗长的分析文章。文章列出了阶级团结大战将面对的问题。其中包括了各方所产生的深深的恐惧很快地被封建势力、殖民地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分、文化、语言和宗教等方面所利用而难于克服。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建议：“让我们学习国语（即马来语），这样全国都使用共同的语言”，这种来自讲华语和英语者导致的恐惧。但是，这样也无法实现一个发展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的统一的马来亚。他说，“要走路，我们必须同时使用双脚”。

杰出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私底下对解决这个矛盾感到悲观。人们都太过依附于自己的种族身份。他们也必须回到现实中，逻辑上，真正取得全国团结和阶级意识的唯一途径是：“同时反对华族资本家，特别是那些直接剥削马来人的华族资本家”。詹姆斯·普都查理说这个观点是他们私底下谈论的观点，没有在公开的场所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华族资本家是推动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运动者。他们是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盟友，而不是那些华族资本剥削者。这就太偏激了。特别是当反对殖民主义斗争高潮时，以华族占多数的新加坡城市将会为此对反对殖民主义同盟军产生分裂。

此外，要如何最终克服对族群的忠诚以促成一个统一的马来亚人身份？或许这就是马来亚左翼面对的一个最为棘手的分界线。它触及了本身自决的最大的意义。对于那些社会主义者领导人来说，他们经历了人生中的种族、语言和阶级的歧视，通过自觉是最有力的保护。它能够让个别的族群在马来亚的框架下以马来语作为共同语言蓬勃发展起来。在一个马来亚共同文化下共同分享经验和相互了解。林清祥借鉴了亚非国家的经验，并说明了共同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能够把英国殖民主义者赶走。但是，通过创造不同种族、语言，即使是他们共同工作的阶级集团和在面对着共同敌人前进行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意见，在团结斗争的实践本身可以构成基础是可以构成一个新的马来亚国家主义的。

无论如何，其他人是担心扰乱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自上而下形成的甚至是强加的为一个马来亚人的身份的研究路径产生更多的争论。这是李光耀和他的集团当时的立场。拉惹惹南解释当时设立文化部的理由，为了克服族群的分化打造一个新马来亚文化。然而，加强文化也破坏了自决。这种做法因其精英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延续而受到自上下的尖锐的批评，以及以殖民地文化为基础作为马来亚文化的一部分。

不同意这种以‘融合’为基础的马来亚国家主义的人其中包括了巫统的领导人。毫不惊讶地争辩说，为了融合了马来族的民族文化。这将导致反殖民主义斗争在人民之间产生团结的问题。这是为了将来（潜在）的实现而牺牲平等与自决。

但是一部分左翼领导人，无论如何也争辩说集中在种族与语言问题上，如方言教育与语言方面，只会有利于种族主义者及语言集团加剧这方面的分化。反过来只会阻止马来亚民族主义的形成。这些论点特别是对诸如帝凡那、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查理等非华人和非马来人的马来亚左翼人士来说，他们都是印度人。他们担心华人或马来人统治着未来的马来亚

詹姆斯·普都查理提出异议，所谓‘卫华自治，就是意味着分化社区族群，允许他们继续维持和延续自身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这是有害的。因为它试图使一个国家的社区分裂永久化。这是有害的。因为它试图延续一个族群的忠诚和社群政治。’他继续说，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动员人民的自决达到解决文化与语言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南洋大学在辩论中看到。他们在教导中为马来亚为中心的中文课程里去殖民地化的大学教育的同时维护华人的方言。即便是我们假设这样的做法是可行的，但尚未经过实践证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他们对马来亚的意识形态的忠诚和展望。或者是创造一个马来亚概念扩大分裂。这样的局面是华族继续聚集在一起，与其他不谙华语的族群分开来。

尽管在帝凡那、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查理3位同志之间对这个问题达致同样的看法，最终他们发现自己却身处在3个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的阵营里。帝凡那站在李光耀这一边。兀哈尔支持社阵。詹姆斯·普都查理在这两个阵营采取中立的立场，扮演着协调人角色。事实上，詹姆斯·普都查理是主张通过使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摧毁这个籓篱——利用资本主义破坏力摧毁旧形式的民族主义改造社会的同时建立一个新的马来亚身份。詹姆斯·普都查理的想法在80年代获得了马哈蒂尔政府和李光耀政府的认可。但是，他感到极度的失望。即便是他们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这个社会。因为，他们俩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保留，甚至强调族群主义。

至此，您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者在接触到国家课题时所面对的困难。假设您是为了某个个别群体或者它下属的群体而斗争的话，您将会劈坏整个集体的团结。假设您试图在群体里强加团结概念，您将破坏群体属下的下属族群的自决。假设您等待着通过统一来分享经验，那么，谁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实现？需要等到多久才会达到？

因而，社会主义者在涉及民族问题上是没有明确的立场的。结束殖民地统治和族群主义仍然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问题相互关联的问题仍然是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继续面对的问题。族群主义仍然是处处破坏阶级团结。它忽视了不平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在全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问题。扩张主义者、极权者和独裁者仍然利用着族群主义来控制种族民族主义。它们把人民凑成同一个阶级去反对群体的种族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者是很难解释说明这一切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合理性可能是其最大的力量，也是它最大的弱点。但是研究表明人类不是理性的存在的。我们的人类！人类认同部落。他们本能地自我分类把每个人在不同的群体里。这就是我们如何进行大脑工作的。那也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议性的答案。从罗莎·卢森保(Rosa Luxemburg) 到列宁(Lenin) 对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了刻苦的钻研和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了。我不可能比他们有更好的看法。

我将会做的是做一个观察，那就是在过去50年代马来亚社会主义被套在了民族国家典范里。部分原因是因为这确实是他们自己假设的一部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视为是马来亚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其次是因为去殖民地化和冷战更广泛的背景，不是他们所能够控制的。试图超越民族国家范典，超越人为的、殖民地的加强国家的边界，是民情背道而驰的。这同时也被人攻击为叛国言论。为此也就是被利用来压制和镇压社会主义者。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当时几乎不可能真正构想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因此整个斗争仍然停留在本国和宣传的水平。

但是，在今天来说这不是真实的。今天即将成年的一代是第一代人。

他们只经历过全球化的世界。这一代人是催生社会主义理想的开拓者。因为通过互联网可以展现在全世界面前。就在当前，我们史上出现的第一件事，同时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现在在新加坡的讲话时是面向全世界的听众的。环球化已经正常化普遍化了。资本主义者已经知道这一点。资本主义能够轻易地在跨国界行动中取得无限量的利润，但是，个人却无法怎么做。这就造成了每一个国家的个人陷入了日益被剥削困境。工人是不可以随意流动的，所以工人就必须结成国际联盟。今天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为此，我建议，摆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挑战就是，今天是要挣脱民族国家主义规范的束缚，资本主义已经这么了。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一个全人类基础上进行合作实现这一点。与其在操心马来西亚的资本主义者是华人、欧洲人，或者是马来人。社会主义者今天遇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采取共同的行动反对全球化的剥削行为。因为目前面对的环境不像50年代那样的情况。今天人们已经真正能够理解就是一个共同社区的概念了。他们已经了解到资本、劳动力、思想和疾病的全球流动。他们已经了解到那个剥削他们地方人可能是美国人、来自中国的中国人。这些剥削者并不会理会被剥削者的肤色。他们只关心人民付出的劳动力是否为他们赚取更大的利润。

这已经是发生了。去年亚马逊工人在15个国家组织了罢工反对资方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

民族国家主义是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允许的歧视形式之一。这是一种根本不合理的事情。它为社会主义制造的困难障碍——一个合理的理想基础的反应。但是，假设社会主义集体制行动可以把社会改变的更好，那么，我们就必须与各种形式的剥削、各种歧视偏见以及各种的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只在包括所有人类的范围内运作基础上，社会主义者才有机会实现国际化全球承诺的行动——那就是50年代社会主义者的精神，但无法兑现的理想。社会主义者可以创造一个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的反压迫国际联盟。政治上过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会可以在与其他不同的国家联合共同进行罢工斗争，以反对那些跨国的资本主义集团。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地区与国家，可以在联合起来集体向跨国资本主义集团提出改善待遇的斗争。当你把集体自决对抗民族国家自决的零和游戏拿走的时候，担心自决群体可能带来的问题也就可以减轻面对的压力。它会给社会主义者一个机遇从中建立国家主义和建设一个全国性的阶级团结战线。假设我们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1962年12月，汶莱（人民党发动）起义事件后，摄者发表一篇声明支持汶莱的起义。这是过去行动党所作的一样。当时行动党与阿尔及利亚、刚过后其他非洲国家发表声明支持阿丁和塞浦路斯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和社阵发表声明支持西伊利安和汶莱（人民的斗争）是没有不同的。现在，林清祥并不是笨蛋。他知道，社会中发表声明指出汶莱起义必然会被亲殖民地势力利用为藉口来对付他。但是，这是一个涉及重大原则立场的问题：作为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林清祥说，“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反对本国的殖民主义，同时，我们也要全心全意地支持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假设我们不是国际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被称为沙文主义者。我们认识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从来就不会尊重国界的。”

我们现在处于的世界，它可能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实现林清及其我们的社会主义前辈们未能实现的理想。

谢谢。